沉思中的周恩来 （意）焦尔乔·洛迪 摄
周恩来童年在淮安 陈玉先 画
周恩来铜像广场上的塑像
中国古人早就创造了“衣锦荣归”这样令人欢欣的词，还有无数个“衣锦还乡”的例子，通过诸如《红楼梦》“元春省亲”这般家喻户晓的故事，铭刻在人们心头。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的周恩来总理，在他的人生中写下的，却是“衣锦未还乡”的独特篇章。 自从1910年12岁离开淮安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周总理怎么就不回老家看看呢？从少小离乡到他去世的66年间，哪怕回故乡一次，哪怕顺带看看老家也好啊！ 周恩来诞辰120周年之际，笔者走进全国最大规模展示周总理丰功伟绩的综合性纪念场所——周恩来纪念馆，试图从多个侧面解开这个疑问。 “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 是周总理太忙吗？是的，但也不全是。 1958年7月，时任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见周总理时，趁机发出邀请：“总理，您老离开家乡这么多年，现在家乡变化不小，请总理回去看看呗！”对家乡人的邀请，周总理点了点头，感慨地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他微笑着给王汝祥讲了个故事：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河流中，把船划到河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 1960年春，淮安县委领导刘秉衡去北京看望周总理。其间，总理不但回忆了童年生活的情景，而且仔细地询问：“文渠呢，还有水吗？”他说：“小时候，我常从勺湖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河下那时候可热闹呢！”总理还满怀深情地谈及淮安城里的东岳庙、三思桥、驸马巷。当总理陷入思乡情景时，刘秉衡再次请周总理回家乡看看。总理感慨地说：“是啊，我也想回去看看呢！12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50年了！”他边说边伸出右手比画着，接着感叹：“但有好多事要做，只有等有时间再说吧！” 据笔者亲见的资料记载，1939年春天，身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与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的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踏着抗日硝烟，来到我国东南前哨的浙江开展抗日活动。是年3月28日至31日，他以“到绍兴祭祖”作掩护，给浙江地下党组织布置革命工作。虽也是认认真真祭扫，但为了党的事业，周恩来还是把重心放在了革命活动中，当时，他听时年17岁的随行姑表侄儿王戍说“我们老师说过，大禹是个有德之君，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几个好皇帝之一”后，微笑着补充说，禹在治水、发展农业方面做了许多好事，还曾制造九鼎，后来由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后来，为了维系新成立的共和国这艘载有数亿人口的“大船”乘风破浪前行，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至去世前都一直坚守在“摆渡人”的岗位上，聚焦国家大事、紧盯难事要事、操办为民实事，并没有能专门抽出时间探望过故乡，也没有过多心思来顾及他所眷念的“小家”。 从广州飞北京，禁不住在空中俯瞰淮安 故乡之恋、桑梓之情，谁都有，也应该有。66年间，周恩来总理未必就抽不出一点时间，哪怕顺道而归回去探望，甚至安排调研点时考虑回老家看看。笔者查看大量资料，特别是这次在淮安寻访，获得的感触是：无情未必真豪杰。总理把深情与遗憾，都埋在了心里。 1941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作过一次情理交融、感人至深的露天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母亲冷落的坟地还在日占区，自己多么希望能回家乡去清扫坟上的落叶啊！” 1946年的一次采访中，周恩来对记者说：“我已经36年没回过家了，估计母亲坟前已经杂草丛生了吧。”当时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南京离淮安近在咫尺，他是有机会回淮安的。 1950年1月，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动员干部过好“土改关”所作的报告中，又坦陈自己的思乡之情以及4年前没能回老家的原因。他回忆道：“那时我就很想从南京回到淮安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但他考虑再三，还是克制住浓浓的思念之情，他说：“当时我考虑是下边三个原因：一、淮安当时虽是解放区，但当时国家还十分不太平，蒋介石极有可能会引发内战。如果我当时回去了，一些因我回去而见过我的亲友等人，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关注。一旦内战真的爆发，那亲人的安全肯定会受到威胁。二、当时我们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属的苏皖边区政府正在搞土改，我回去后，周、万两家我的亲戚中会有部分人因为与我这层关系而给地方土改带来困难。三、当时时局不稳，我回淮安就必然牵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地方各级领导，给他们增加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方面的麻烦。” 于1949年后成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然一直未回淮安。1958年曾盛传周总理要回淮安看看，于是当地官方拓宽了南门大街，又将周总理记忆中的镇淮楼改造成独栋的楼宇。周恩来的秘书王伏林回忆说：“总理离家后，虽然没有回过一次，但他经常思念淮安，思念家乡。那年，总理从广州飞北京，快到淮安上空时，特意走到驾驶舱中，从飞机上看淮安。”那是1959年元月，当时驾驶员降低了飞行高度，在淮安上空盘旋了三圈。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当时也在机上，成卫士长将俯瞰淮安后的周总理扶回座位。总理一言未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后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淮安的变化不大，大运河、（文峰）宝塔、镇淮楼都还在，只有南门大街好像变宽了。” “等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我再回去” 少年时期就怀有报国大志、乳名“大鸾”的周恩来，在修身课上接受校长点名提问时，便清晰而坚定地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传世名言。此后一生，他都在用实际行动施展自己的抱负，践行这一诺言。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后，特别是面对建国初百废待兴的繁忙国事，首任总理又是只顾着大家，不想让自己家获得任何特权或照顾。他是最痛恨“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 老百姓都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周总理也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算过，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两年间，前来敲西花厅大门、自称是周恩来亲戚的就不少。 1961年9月，周恩来在庐山开会，去看望住在附近的表妹万贞时，万贞的嗣子钟则朱曾问他为什么不回去。周总理摇摇头说：“现在不能回去。一回去就找麻烦，亲戚们全找来了。我满足不了他们。我要等到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我再回去。” 1963年7月22日，周总理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100多人。”正因为如此，1964年6月，周总理在京剧现代剧座谈会上说起：“对亲属问题，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为什么？我是个封建家庭出生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他说他是总理的什么人，那个地方就受压力。”由此可见，周总理之所以没有再回故乡淮安，也有不想让他家乃至家乡获得特殊照顾的考虑。 总理不只自己不回家，还阻止弟弟周恩寿回去。他怕给组织上添麻烦，而且周家在地方上也是大户人家，“衣锦还乡”影响不好。周恩寿退休后不止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回家看看的请求。有一回，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恩寿乘着总理兴致很高，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它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即便如此，周恩寿仍希望有商量的余地：“你是总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周恩来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周恩寿夫妻去世后，把骨灰葬到淮安，才得以“回家”。 将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送家乡 在淮安参观时，笔者看到1958年6月29日周总理亲笔给时任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及淮安县委写的信，希望当地平掉周家祖坟—— “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个人家事，麻烦你们甚多，谨致谢意，顺祝健康！” 挖祖坟是人所不愿的事，家乡人更觉得“降棺”就是“降官”。后来，经不住周总理的一再要求，直到1965年春节除夕，当地不得不将周祖茔地上的7座坟全部深埋平掉。而且，这次平坟并不是义务劳动，参加平坟的社员事后每人领到了一元人民币的辛苦费。这笔钱是总理委托办公室寄到淮安的，还有青苗损失赔偿费，共计70元人民币。给这笔钱，当地人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以总理的人品，不愿意白用集体的劳动力；二是当地迷信认为，挖祖坟是犯忌，一般人是不会干的，周家得花钱请人才能消灾。 周总理当时不但要平淮安的祖坟，而且于1958年11月派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到重庆，把他父亲周劭纲的墓地平坟还耕，并用他个人的钱支付了平坟深埋人员的工资和所有费用，同时还要平掉绍兴曾祖父周光勋的坟。绍兴方面与淮安一样，起初也不肯平周家祖坟，看到周光勋的坟已破烂不堪了，还准备重修。总理对家人说：“我告诉他们不准修坟，要平坟，起码不准修。如果他们修，我一定要付钱，二是仍要平掉。当然对平坟的问题，也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以后如有机会到绍兴，我要找本家开个会，共同研究把坟平了。” 在周恩来纪念馆，我看到三封周恩来经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转给淮安的信。 1956年10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当时的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来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复发，陶华（杨氏儿媳，周尔辉之母）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给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我婶母的病我们知道是无法治疗，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不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人民币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来信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80岁的杨氏病逝后，周恩来收到了县人委的汇报与办理杨氏后事的费用单据后，于1957年4月19日又写信给县人委：“来信收到，几年来你们对我伯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我伯母家现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寄给，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现寄去安葬我伯母费用所尾欠垫款25元，请查收。” 1961年，淮安县委送了一些藕粉、莲子、工艺品、针织品等家乡土特产给周恩来和邓颖超。来自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信上写道：“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藕粉等的偿付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以后有便再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周恩来纪念馆内摆放着周恩来手书的“我的修养原则”。前几年笔者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看到的包括第9条——“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在内的周恩来《告亲戚朋友》的“十条家规”等，也都在这里陈列着。 周恩来虽然未还乡，但是家乡人民敬重他，也理解他。周总理的祖坟当年虽然平掉了，但以天下为己任“大有大无”的他，却永远活在全国人民心里。如今，周恩来故居不远处，周恩来纪念馆高高矗立在家乡淮安，周恩来铜像广场上的伟人铜像高度为7.8米，寓意他走过78载光辉的人生春秋。纪念馆的同志感叹道：“纪念馆现在没有淡季，这说明总理虽然已经去世42年了，但群众没有忘记他，他是我们心中的丰碑。”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