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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并非“文化大革命”产物

时间:2019-05-24来源: 知青问题研究 作者:孟冉文 点击:
上山下乡这件事,涉及面广,影响很大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否定和肯定。对知识青年在建设农村、边疆事业中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充分肯定,对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继续予以鼓
      “上山下乡这件事,涉及面广,影响很大……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否定和肯定……。对知识青年在建设农村、边疆事业中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充分肯定,对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继续予以鼓励和宣传……。”对那场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终结于上世纪80年代初,曾长期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1981年,国务院做出上述定性和评价。

  自1955年12月毛泽东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始,截至1980年年底,25年来,中国先后有1700多万名城镇知青通过插队、支边、到国营和知青农场等方式,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倾洒在了祖国广阔的农村和边疆地区。中国知青运动的各个历史时期,河南都紧跟形势,近百万河南知青全面经历了那段轰轰烈烈的岁月。

 

      [核心提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山下乡”就被写进了中共中央确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了“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的青年,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追根溯源,知青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提出来的一项战略决策,是“党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次大实验”,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只不过此事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声誉遭受损害,才给人们带来了认识上的偏颇和错觉。

  上山下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最初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呈现了怎样的精神风貌?

 

      到农村去初衷是解决城镇学生就业困难

      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四年。

      “那时,由于扫盲运动和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建设的速度,很多高小毕业(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的农村青年大量拥入城市,造成城市里的就业出现了紧张。1953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萌芽。”刘君福,今年70岁。作为上世纪60年代初郑州一名老知青,关心时事的他侃侃而谈。

  刘君福提到的《人民日报》社论,是1953年12月该报刊发的《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内容是号召在城市上学、老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城市就业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中学毕业生无法升学,很大一批已到就业年龄的高小毕业生等处于待业状态的情况。记者查档发现,在1955年4月青年团中央(注:此表述依照当年档案记载)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城镇学生状况:“1954年,全国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有210多万人,绝大部分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城镇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加之国家又处在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之中。由此,党中央开始考虑动员一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这个“动员”,因青年团中央发起的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而变得更加具体和明晰:1955年8月初,为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3868万亩开荒任务,北京青年率先响应青年团中央组建远征垦荒队的号召,许多人捐款捐物表达支持的心愿,仅10天就收到近7000元捐款。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这五位北京郊区青年代表,还受到了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接见。很快,这支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男队员48人、女队员12名)奔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支垦荒队。

  就在北京青年远征垦荒活动如火如荼之际,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指出当年暑假全国将有57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问题。然而,国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这种愿望,而农村正在大力开展农业增产运动,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

      “这篇社论,在倡导知识青年回乡生产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问题。”刘君福说。

  《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青年团中央组织的一场垦荒活动,被视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但真正开启上山下乡运动闸门的,却缘于毛泽东那句振聋发聩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回乡援建郏县知青引来领袖著名批语

  时至今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仍是包括广大知青在内的许多中年人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

  这八个浓缩成经典的台词式字句,是从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三句话里提炼出来的,原文是“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这句话,被收进1955年12月出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是他为该书中的一篇文章《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所做的批示。

  文章中的“一个乡”,指的就是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即现在郏县广阔天地乡。1975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曾隆重举行纪念毛泽东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光辉指示20周年活动,并在《河南日报》刊发长篇通讯,热情讴歌战斗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知识青年的光荣事迹。

  如今,被誉为“知青文化发源地”的广阔天地乡,已成为河南中西部地区一个知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展览室陈列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演变历程,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地方曾经的辉煌。

    “一个乡”究竟做了什么,让毛泽东如此重视?几乎所有的历史档案都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1955年,郏县几名高中毕业生自愿回到大李庄乡,参加农业劳动,推进合作化进程,后来此事写成经验上报,从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的这个批语,实际肯定了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个精炼提纯的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迅速在全国广大知识青年中叫响并流传开来。
  
     遗憾的是,记者几经努力,终未寻找到当年自愿回乡的几名高中毕业生。档案中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青年学生自愿回乡务农,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尚的感染。”刘君福说,虽然那时报纸不如现在普及,但学生们可以通过校方的党组织学习讨论,政治氛围非常浓厚,加之领袖批示“推波助澜”,自然成为当时一些热血青年的自觉行动。

  那个时期,因政府尚未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河南到底有多少城镇知识青年回乡劳动,已无从考证,相关档案也没有此方面的数字,档案中只有“到1957年底,全国城市下乡青年已达7.9万多人,回乡的更多”这一简单记录。

 
 
      起源“误会”上山下乡并非“文化大革命”产物

  事实上,知青上山下乡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萌芽,除了当时中国城乡人才供求矛盾突出和舆论的宣传引导,一部分青年的主动请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5年8月,北京青年“下乡垦荒”行动得到肯定后,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纷纷向边疆、荒山挺进。档案记载:“天津、河北、湖北、山东、哈尔滨等10多个省市的团组织,也相继组织了50余批、约37000人参加远征垦荒。1956年一年,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时河南没有组织大规模的青年垦荒志愿队,但是城市的中学甚至大学生已出现了“回乡干革命”的苗头。

  关于上山下乡的起源,许多受访知青认为来自“文化大革命”,记者查档发现,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事实是,“下乡上山”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出现在1956年1月发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在当时,愿不愿意上山下乡,成为考验知识青年是否有社会主义理想,是否有革命觉悟的试金石。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61年,刘君福大学肄业回乡务农。这一“回”,就“回”了46年,至今没有返城……。

 
 
      回乡知青学校“放了长假”就此扎根农村

      “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这句话,出自《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发表的有关“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第三篇社论。

  此篇社论的发表过程有个细节:1957年3月,刘少奇视察豫、湘等中南五省,他沿途调查了城镇不能升学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后,提出“必须动员一部分人到农村去”。《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的这个意见,发表了两个“主要”的社论,从此,全国兴起城镇知青回乡、下乡高潮。

  然而,这个高潮并没有持续多久。1958年,由于农民大量进城,全国职工总数一下子猛增到4750多万,回乡、下乡活动停止。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的到来,城市的2000万职工被动员回乡,知青上山下乡又被提上日程。

  这种变革同样波及城市高校。1961年秋天,正在郑州建筑工程学院(后该校合并到郑州大学)化工系硅酸盐专业读大三的刘君福,突然接到学校通知,全校停课放假。“同学们都感到很意外,好好的为啥要放假?校领导开大会说,停课是因为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知识青年应回乡参加劳动,搞好农业生产,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刘君福说,他班上有56个学生,一大半家在农村的人统统返乡,不走也得走,户口都由学校迁回了原籍。

      “我们这批人属回乡知青,是带着把自己的所学用到农业生产上的任务回去的,跟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有本质区别。”刘君福回忆,当时学校说放假一年,一年后再返校。可是没想到,1962年学校合并到郑州大学,化工系容纳不了所有学生,又出了“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回校,农村户口的学生留乡”的新政策。“我那年23岁,大学还没毕业,也不可能托关系走后门返城上学,只好办了肄业证,扎根农村了。”家在郑州市二七区侯寨公社尖岗大队的刘君福叹了口气,说他在这件事上最对不起父母,“他们在世时老问我咋不回校上课,我骗他们说放长假了。这个假真长啊,一放40多年……。”

  刘君福回乡后,当过大队会计、公社干部、工厂厂长,但农民身份始终没变。“没上完大学,是挺遗憾,可我在农村干得也不错,也没啥后悔的。”刘君福说,他在农村办夜校、搞发明,培育的科技田受到过省领导的赞扬,带领的乡村集体化工厂红红火火,他还曾经作为河南化工专家出访俄罗斯。如今,年届古稀的刘君福晚年生活舒心,儿女们事业有成,家有三部汽车和三套房产,“只要有知识,愿意干,农村就是个广阔天地,确实是大有可为的,哈哈哈……”老人爽朗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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