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青春:1976,当我们唱起毕业歌的时候

来源:朝花时文 作者:冯乔 时间:2017-05-12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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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去了,75届老同学相聚,重温《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必由之路。

  
 
      我的母校京西中学不在北京,在上海北京西路石门路口。1976年,学校爆出一条新闻:75届学生小姚写血书,执意要去黑龙江干革命。家里人不舍得,连哄带骗,把他带到宁波老家管起来。小姚找个机会逃了出去,沿着铁轨往北方走。小姚说:“我走也要走到黑龙江。”姚家的人急了,赶紧拦截找人;学校也急了,层层汇报上去。找到小姚了,姚家的人妥协了,静安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给小姚戴上了大红花,送他上火车。小姚就这样到了黑龙江,与先期到嫩江星火五七农场的鸣同学会合。但小姚到黑龙江后,身体不适应寒冷地带。没过几个月,鸣同学护送小姚回上海,算公费回家一趟。

 
同学们在欧阳海塑像前合影
 
      1968年上山下乡掀起高潮,上海知青去黑龙江、内蒙、吉林、云南、贵州、安徽等地。我们75届在1976年初毕业的时候,已经没有大规模去外地农村的安排,但有一部分热血沸腾的学生,立志要到艰苦环境战天斗地,我们学校就有两拨人分别去了黑龙江和淮北。
 
      说是中学毕业,但我们75届中学生所受教育并不正常,没有物理、化学、生物课,但有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课,简称“工基”“农基”,教一点简单的物理电路和农药化肥知识。学工学农,成了开门办学的重要课程。
 
      我们学工到灯具厂,装船舱用吸顶灯,运用到了“工基”课电路串联并联的知识。再次学工,到保温瓶厂,工人从火红的熔炉里舀出融化的玻璃团,用一个铁制大吹管边转边吹出玻璃瓶来,技术出神入化。热水瓶是紧俏商品,要凭票供应,可是工厂仓库外有一大堆玻璃瓶次品,定时有工人来砸瓶,我们听到砸瓶破碎的声音,很受刺激。又一次学工到印刷厂,那时正开展评《水浒》运动,印刷厂就在印《水浒》。印刷厂车间分等级,普通车间什么人都可以进;保密车间印内部书和文件,闲人莫入。我整天在印《水浒》的车间里,看来看去都是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锦同学在包装车间,书的品种多,还看到有《红楼梦》。

 
同学们在外滩留影
 
      学校唯一的学农点在松江城东公社车墩大队。学生下农田拔油菜花杆子,拔得手脱皮火辣辣。那片油菜地,后来变成了车墩影视基地。
 
      学工多,学农少。我们都想进工矿,做个工人响当当。我们一批同学决定再加一次学工,鸣同学父亲在上港三区当领导,我们就到公平路码头学工。码头上放着京剧《海港》唱段:“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我们学着海港工人,戴着藤帽,挂着毛巾,做装卸工。午饭时,学生能喝一碗免费的虾皮冬瓜营养汤,觉得很满足。晚上在仓库里铺张草席就睡觉了,这叫做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火同学因为没加入红卫兵,没去成海港学工,为此她难受了许久。
 
      可是,严酷的现实很快打破了学生的幻想。京西中学成立毕业分配领导小组,由学校领导、工宣队、教师代表“三结合”组成。那时,中学生毕业的分配去向分四档:外工、外农、市工、市农。学生并不是按品行和成绩分配工作,而是根据家庭情况来决定去向。比如,独苗可以照顾;父母去支内了,哥哥姐姐去农村了,可以照顾。
 
      75届9班班主任彭老师戴着金丝边眼镜,人很精干、海派,被选入校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当副组长。彭老师开口说:“老大去崇明。”结果班里有不少同学在家里是老大,立马报名去崇明,因为自己是老大去农村,就可换来弟弟妹妹将来留市区。
 
      我是老大,毫不犹豫报名去崇明长征农场。我凭一张上山下乡通知单,买了一只热水瓶,好像就是学工的保温瓶厂生产的。临走前,我想找一张黑面红心的胶木唱片《毕业歌》再听一遍。可是,含有故事片《桃李劫》中那首插曲的唱片在家里怎么也找不到。
 
      我在吴淞码头乘上双体轮去崇明岛,抬头一看,船舱里的吸顶灯就是学工灯具厂生产的那个款式。再望船头犁开波浪,我心里咏唱《毕业歌》:“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作者在长征农场
 
      班里有一对姐妹花士华、士芬,按政策是一工一农。两姐妹风格很高,相互争着去农村。结果母亲做主说,姐姐小时候在浙江农村待过,这次就让妹妹去农场吧。妹妹士芬就去了崇明长江农场,干了近十年,才调回市区当了公交车售票员。
 
      秀同学是排长,苗条、清秀、骨感,昵称“排骨”。彭老师特别喜欢她,想把她留在上海,就向她支招——你人瘦,可以作病退,以后再想方法安排工作。病退要有医院证明,民间就流传几个秘方,吸黑墨水沾过的烟,可查出肺阴影;吃肥肉和猪油渣,肝指标会高。秀同学很要强,觉得自己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只带了中号旅行包,连零食也没带,就去了崇明长江农场。几年后,秀同学顶替到了邮电医院工作,成为很优秀的员工。
 
      有的同学因为有哥哥姐姐去了农村,就可以留在上海市区工作。大华公寓一个男同学笃定分配在市区工厂,所以心情轻松,每天在窗边练书法。公寓对面楼上的女孩看过来,他人英俊,字又好,上海工厂“硬档”,所以不少人暗恋仰慕他。黄河皮鞋厂有个职工子弟,估计会留在上海工矿,就整天在天井里敲鞋钉,叮叮当,把修皮鞋拔出来的鞋钉敲直赚钱。同学们就编了童谣:“敲敲洋钉,两角洋钿。”
 
      上海工矿又分全民和集体编制。分到市工的同学为跨进大门后进哪扇小门而担忧。有同学分到仪表局、机电局,感觉较好;也有同学分到菜场、街道工厂,觉得不满意。特别是分到饮食摊的同学,磨豆浆,煎油条,每天要起得很早,贴大饼被戏称为“热烈鼓掌”。
 
      卢同学分到商业局,全民所有制,感觉不错。接着往下分,七转八弯,竟然把她分到石门路上的卡德池浴室。卢同学只得穿上白工作服,在热雾蒸腾的浴室里穿梭服务。过年时,浴室要排很长的队。金同学等女生借了卢同学的光,提早进入浴室沐浴。
 
      班里有些同学是“活络档”,亦工亦农,可上可下。彭老师为这些学生分配去向绞尽脑汁。毕业分配小组那间办公室里,经常鬼哭狼嚎。有家长诉苦,哭得天晕地转,悲痛欲绝;也有同学家派出外婆、姆妈、阿哥阿姐,分“三班倒”,盯牢彭老师不放,“老鼠围攻猫”,一定要分工矿,不达目的不罢休。彭老师东躲西藏,叫苦不迭。果然,其中有同学留在市区,被安排到服务行业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及时雨,洒向久旱大地,许多同学跃跃欲试,准备报考大学。铁路局技校的小马想考大学,可是技校规定要有两年工龄以上才可以考,一批在技校学习的同学就被这条规定挡在高校门外。我们在农场,抢收抢种,开河挑泥,围垦筑坝,远比在市区工作的同学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但农场的人考大学,反而没有什么障碍。
 
      天赐良机,靠知识改变命运,我在农场顺利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回到市区家里。
 
      41年过去了,75届老同学相聚,重温《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必由之路。
 
      我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当年家里的老大一定要去崇明吗?”久违的包同学透露一个秘密,彭老师生前吐露真言:“老大、老实人去崇明;喜欢的、难弄的留上海市区。”我恍然大悟,老大留上海市区的有之,“三班倒”吵来“工档”的有之,原来,当时毕业分配也有奥妙。但老天有眼,天道酬勤,老实人终究不吃亏。过去与现在,我们都不计较了,只是把75届毕业分配当作幽默故事来说,笑聊年少不懂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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