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老辰光网知情专辑文章选登（8）

来源:《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作者:朱克家时间:2026-09-12 点击:

作者朱克家（右二）

朱克家（左）在与老乡交流

我的哈尼情结
朱克家

　　今年是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批示发表七十周年。在云南下乡时我与哈尼族老乡结下的深厚情谊，真是令人难忘。

　　1969年4月，我们五个男知青被安排在勐腊县勐仑区城子乡曼掌社插队。这里到1970年才正式成立人民公社，1971年才划阶级成份，这使我深感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差别，曼掌是只有11户口人家的小寨子，地处勐仑坝子的边缘，“掌”在傣语中就是大象。傣族老乡欢迎我们的到来，住房与各种生产工具也给我们准备好。国家给插队知青安置费，第一年我们的口粮由国家供应，每月还有11元钱、二两油，因此生活上的问题不是很突出。队里对我们实行同工同酬，苦活与难活一般不安排我们干。

　　刚下乡时正值这里的旱季，由于水田数量不足，要种一部分旱稻。之前我们只知有水稻，这是第一次知道还有种在山上的旱稻。第一次走进热带雨林时那种感觉真难以形容，参天的古树、奇花异草、藤蔓缭绕、盘根错节，真是动物与植物的天堂。我还真遇上准备攻击的眼镜蛇，吓出一身冷汗。我们身上随时带着从上海带来的蛇药，以防不测。

　　为了种植粮食，我们砍林开荒。在划定的范围内，砍光所有的树木，然后晒干、火烧、堆拢、再烧。在烧出来的山地上，男劳力在坡上方用长杆在地上以20公分间隔成一个个小洞，妇女与我们知青在坡下方将旱稻种撒入，并用脚将泥土盖上。这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刀耕火种。由于气候原因，这里的草长的比庄稼还快，必须要锄二到三次草。在35—40度的烈日下锄草，对我们真是一个考验。记得有一次，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颗大树边说：“你们砍倒就可收工”。这棵树足有一米多粗，估计也有几百岁了。我们轮流上阵，只听见斧子与大砍刀的声音，却看不到对方，光着膀子，穿着短裤，满身大汗，树终于被砍倒，我们也累瘫了。为了种植这些粮食，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代价。几个月下来我们的手上长满了老茧，我手指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多处小伤疤。我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得到磨练。

　　1969年底，我们集体户因劳动积极，与傣族老乡友好相处，从未出现违法乱纪的事，被评为先进集体户。我被评为先进个人。傣族是一个善良、温和、崇尚平等的民族。他们特有的风俗，别致的穿戴，妇女优美的发型，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在整个公社的知青中，我们的劳动出勤率是最高的。一年的劳动与生活，锻炼了我们独立生活能力，学会了多种农活，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最大的体会是：要学会适应环境，不能怕吃苦。

　　离曼掌近5公里的地方，是大卡大队的莫登生产队，是哈尼族寨子。老队长叫老大，是个老党员，他去公社办事，都要路过我们这里。每次都要到我们住处坐坐，有时拿点水果给我们吃，常来常往，就熟悉起来。他告诉我，他们那原来也安排知青去，房子都盖好了，后来取消了，他们很失望。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们几次办学，都失败了。听说知青要来，很高兴，他们有60多个学龄儿童，希望这些孩子能上学，不要再像他们大人，大都是文盲。老队长用很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莫登离公社有13公里，也不具备到公社小学去读书的条件。

　　1970年的一天，我们3个知青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了处于半山腰的莫登寨子，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哈尼族生活的地方。在村口，一位40多岁的妇女招呼我们进屋休息，她拿甘蔗给我们吃，又煮南瓜，非常热情。她叫咪内，也是后来我的哈尼干妈，称为老阿批。她把老队长叫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在寨子里转了一圈，他们居住条件不如傣族，大都是矮小的草房，竹楼很少，有70多户人家，近400人。老队长希望我能去他们那里教书，不用下田劳动，保证不让我吃苦。我当时没有答应。可能是老队长对我比较了解，有些好感的原因，隔了一段时间他再次找我，希望我去教书，并说曼勒寨的上海知青小陈已同意上山，这时我被他的真诚与执着而感动，考虑到2人结伴上山，有个照应，最终答应了。

　　在老队长等人的带领下，我和小陈一起上山。哈尼老乡自然很高兴，全寨动员建学校，热情高涨。我与副队长沙查，还有他弟弟3人一起做木工，要准备70来套的课桌椅、黑板、篮球架等教学用具。小陈一人开始上课，有40多个学生，我们吃住在一起，很融洽。咪内阿批与学生家长经常送吃的给我们。2个多月后的一天，小陈突然离开回曼勒了。哈尼族老乡们很担心，我一个人会不会留下来，我明确地表示，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走。我是经过再三考虑的，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请他们放心。此后他们对我更加关心了。

　　我开始接替小陈上课，成了一名民办教师。使用云南统编一年级教材，没有什么难度。但问题马上出现了，学生不会汉语，学的又是汉语教材，这时我还没学几句哈尼话，这可不好教。我与老阿批也只能靠手势交流，必须尽快掌握哈尼语言。15岁的学生当龙，晚上与我住在一起，成了我的老师。我用笔记本将哈尼常用语译成汉语。如：“你要去哪里”？译成：“恼阿给以对”。多记，多背、多讲，因没有文字，语法简单，一段时间后，我与学生和老阿批可以简单会话，学生也逐渐学会汉语。

　　我带学生找了一块空地种蔬菜。围上竹栏，四周挖出深沟，防止家猪闯入。里面建了男女两个厕所。学生从没有在厕所内方便的习惯，我只好强迫他们，时间长了也就习惯。我们用人粪拌上牛粪与稻草，经发酵后就是最好的有机肥料。白菜、莲花白等长得又大又嫩，每个学生都分到一份，自己也吃不完。有些学生长时间不理发，又乱又脏，我为他们全理成短发，既卫生又精神。许多哈尼老乡也来找我理发，在理发的过程中，我与他们多了交流的机会，也是我学哈尼话的好机会。在上课时，我对学生很严厉，目的是让他们能学到更多知识。学生们年龄悬殊很大，小的不到6岁，最大的15岁，接受能力不一样，还不断有新生插进来。我向老队长建议，分成2个班，队里有位30来岁的妇女，读过小学，我带她一起教。后来我们是2个民办教师，分大班与小班。我们的学生大多努力学习，队干部与家长也很重视，我们的学校办得很成功。后来我得知，60来多个学生中，竟有10多个当了国家正式教师。作为他们的老师，能不感到欣慰吗？

　　在上海时我就学会了使用缝纫机。队里有台崭新的上海蜜峰牌缝纫机，正好可以用来为老乡服务。我一开始只缝一些旧衣服，后来发现男女老幼都喜欢戴汉族的解放帽，就为他们做帽子。要把帽子做得周正、好看不容易。我到公社缝纫组去，在师傅的指点下，我掌握了要领。老乡送来的布料太多，我又不好意思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经常忙不过来只能晚上点着马灯踏缝纫机。

　　一天，老队长与我商量，说队里还有点钱，想买一台手扶拖拉机。我很赞成，建议他再买一台碾米机。当时寨子里老乡都是手工舂米，费时费力很原始。清晨，全寨子一片擱登的舂米声。手扶拖拉机买回那天，全寨子出动修路，我花了9个小时，将拖拉机开进村里。这里的土壤很硬，手扶拖拉机犁不动，耙田还可以。碾米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最高兴最受益的是妇女，每天他们可节省1个多小时，后来又买来了电动脱粒机，它可以顶几十个劳动力。在公社农机员周正华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柴油机维修。机器长时间的工作，经常会出故障。一次因买不到零件，停了几天，一次因碾米筛子规格不同，又停了几天。到景洪去买到了这些零件，因是易损品，我们买了许多，很重，我与老队长走了50多公里山路把这些零配件背了回来。

　　1973年初，队里想利用一条小溪建一个小水电。我去看了一下，水流虽不大，但可以形成高落差。我与老队长立即去县水利局，他们大力支持，说“国家还有一部分资金补贴”，并派两个技术员来。我去书店买了好几本关于小水电的技术书籍，请教技术员，我知道将来的日常维修还要靠我们自己。全寨子动员起来，挖水渠、修蓄水池，做压力水管，架高压杆。我带领学生也去参加挖水渠。在县里、公社的支持帮助下，20千瓦的小水电站发电成功了，全寨子欢欣鼓舞。要知道，整个勐仑，有电的村寨寥寥无几。有了电，我们还建了一套锯板机。

　　我每天实际干活的时间有10多个小时，老百姓称我是寨里最忙的一个人，这是真实的。队干部、老乡、尤其是老阿批，他们爱护我，照顾我。他们多次用同样的话对我说：“我们300多人，你才1人。我们每人给你一点，你吃不完。”的确如此，在生活方面我不用操心，主要由老阿批照顾。她没有子女，丈夫也去世了，把我当亲人一样。她给我做的哈尼族的衣服，现在我还保存一件以作留念。有这样一个慈祥善良的哈尼干妈，我很庆幸，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到了莫登之后队长不让我去做农活。一次，学生放假，我坚持要与他们去“睡田”。背上行李，爬了5个多小时的山路。这里离边界已不远了。有10多亩水田，一部分山地，花了10来天时间，把农活做好。虽然很辛苦，内心很充实，我真敬佩哈尼这个民族，他们重视孩子的教育，渴望农业机械化，他们忠厚善良、不怕苦的品质，深深打动了我。我无力改变他们的面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们到处夸我，宣传我，引起公社、县以及上海慰问团的重视。

　　1971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文章《边疆炼红心，山寨办学堂》报道了我的事，《云南日报》也作了报道。1972年8月，我接到公社的通知，经公社推荐，县里决定让我到云南师范物理系上大学。由于没有心理准备，太突然、太意外了，无论是谁，有这样的机遇都会心花怒放。对于当时的知青，上大学可是离开农村的最佳途径。我从小喜欢自然科学，特别是航空、航天。最大的梦想是考上航空学院。这次虽然不是向往的大学，但物理专业也是自己喜欢的。

　　在回寨子的路上，我走得很慢，思绪万千。两年多时间不算长，老队长、老阿批、学生还有许多哈尼朋友，我们朝夕相处，这种感情只有自己才能体会。我到莫登就是建民办小学当老师，让学龄儿童有读书的机会。我一走了之，他们怎么办？过去他们四次办学都失败了，难道这次也将以失败告终吗？离寨子越近，心里越不安，内心充满了矛盾。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住处，老阿批在帮我做饭。她不说话，我感觉到，她已知道了，我怎么开口跟她说呢？我真走了，她会很难过，学生陆续来了，7个队干部全来了，我的住处挤满了人。指导员的女儿才7岁，学习好，很聪明，长得也很清秀，我很喜欢她。她带头哭了，其他一些学生也跟着哭了。这个滋味不好受。他们说 “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不要走。”贫协主任差侬先开口：“朱老师上大学是好事，上级的决定，我们不能反对，我们队干部有一个想法，请你再留上一年，把那位女教师带出来，能独立教书再走。”新上任的队长沙查对我说：“我们全寨子人都舍不得你走，老阿批更是了。”我一看，老阿批没有在场，她有意回避。老队长说：“老阿批很难过，她想明天再和你告别。”

　　那天晚上，他们离开时已是凌晨2点多了。我没有多崇高的思想境界，也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面对这样的阵势，人的良心起了主导作用，我决定留下。我相信如果别人与我有相似的经历，也会做这样的选择。一位曾采访过我的记者对我说：“你要真想上大学，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接到通知后，不回寨子，直接走，你只要一回去，就注定走不了了。是你的特殊经历与性格决定的。”当然，这一决定，改变了我之后的人生命运。

　　有人问我，你后悔当初的放弃吗？坦率地说，在后来自己处于艰难的时期也后悔过，当初如狠心一走了之，不是没有后面的事了吗？许多知青进了大学，不少成了教授、副教授，我也有这个可能啊！我不比他们差，后来，我端正了心态，泰然处之。许多人都理解我。包括过去的老领导，原勐仑公社党委禾书记（白族军代表）来信安慰我，原勐腊县委刀书记（傣族）多次来曲靖看我，原西双版纳州委徐政委，思茅军分区张司令员来我家看望我。老队长去世了，他的儿子与原副队长阿四，代表全寨子来看我，勐腊县杨副县长（哈尼族）也来过，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1978年底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明确表态，想回莫登去，他们仍然会要我的，继续当我的民办教师。很可惜，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我被安排到省属的一个煤矿劳动，下过井，做过重体力劳动，自学过无线电。1986年调矿工会，管理电视转播台，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工作者。1995年，我在曲靖恩洪大厦当经理。

　　1998年带爱人与员工到西双版纳旅游，也去了当年插队的哈尼村寨。离别22年，第一次回莫登，内心又激动又不安。这里已通了公路，与原来有了很大的差别。我们的车到时，公路两边站满了迎接我的哈尼老乡。看到了一直思念的老阿批，我们抱在一起哭了。一些老人拉着我，我已听不太懂他们的话，却感受到了他们的真情厚意。周正华（原人大副主任，哈尼族）和镇、村委会的几个领导，还有留下的七八位上海知青，我们聚在莫登寨。村里宰猪、杀鸡，摆了几十桌。晚上开联欢晚会，我感动极了。周正华对我说：“你为老百姓做的好事，他们一直记在心里。”我在莫登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老阿批聊到了深夜。我只能送一点钱给她，表示感激之情。老人们为我拴红线，祝我平安。

　　临走时，他们将各种吃的东西塞满了2辆车。我望着他们，依依不舍，再次流下眼泪。那天，同行的员工都是20来岁的女青年，看到这感人的场面，都哭成泪人。她们对我说：“我们相信你过去在这里真的有过一段不同凡响的经历。”的确，在西双版纳近5年的知青生活，令我终生难忘。谁说这不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呢。

　　作者简介：朱克家，上海知青，1969年4月到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勐腊县勐伦公社幺等寨插队落户，曾任大卡大队民办教师。

　　本文系西双版纳州政协2013年8月出版《我与版纳》一书的约稿，本专辑登载时有删改。

责任编辑:日升

2025老辰光网知情专辑文章选登（8）

网友评论

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