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老辰光网知情专辑文章选登(6)

来源:《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作者:董加耕 时间:2026-09-12 点击:


作者 董加耕
 
务农小记
 
改田记
 
  我们最终从方强农场买了12头膘肥体壮的大水牛,从此结束了 “人拉犁”的历史。乡亲们从苦力劳作中得到小小的解放,人人拍手称快。而我在高兴余更多的是尽快地在经济上摆脱贫困。我联想到三年困难时期到黄海滩涂割盐蒿,将籽磨碎后让人充饥,秆子做燃料的经历,在沿途看到射阳、大丰的农民一年四季在旱田里种棉花杂粮,不但收入高,而且比我们西区一熟水沤田里苦不堪言的劳力好得多;况且一年一熟水稻,经济效益很低。

  于是,我下决心把水沤田改成旱田,搞棉花绿肥轮作,变一熟为三熟。细细想想,这真是天大的好事!这时我虽然是毛头小伙子,老百姓说 “千岁不结婚,总是个乳童”,但我已是一队之长了。全队36户,136口老小,325亩地,都靠我盘算怎么种收、分配,过好日子。我想通后,看准了的事情就千方百计地干。而且为农民办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在队委会上讲:祖祖辈辈种一熟水沤田,由于人手不够,旱稻栽下去,没人管理,产量不高,能收400斤一亩就算好的了,晚稻还没栽完,就发大水了。记得1962年7月30日,一夜大雨淹过,就有8亩地未栽秧抛荒了。我提出:全队划出100亩地改旱田种棉花,剩下225亩水稻加强管理,提高单产,这样总产不会减产。妇女、小孩不用下水田,在旱田种棉花,这样100亩棉花的收入就是净赚的。我在队委会上算了上述这笔账,当时有少数人将信将疑,认为是异想天开,祖祖辈辈未长过棉花瞎吹牛。也有的指责说,大跃进搞过失败了,这沤改旱不能再搞,并有顺口溜:“沤改旱,必讨饭。”我说,大跃进时搞得步子太大,措施未跟上,所以劳民伤财。我们这次再搞,吸取教训,一是面积小一点,二是措施要实在。我们这里老沤田是酸性,必须到海边地区收草木灰作为碱性来中和,才能成功。

  我和驻队的县农业技术员叶永芳反复计算,反复做群众工作。在大多数人的观望中,一天大早,我没吃早饭,从我家门口向南,再向东,至河边的水田里挖了一个大浦槽 (又叫水渠)筑小圩抬高田身,正好是100亩,变成了一片旱田。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看准了的事一定要干成。算来算去,队里人手不够怎么办,季节不等人,我就跑到盐城中学和龙冈中学,把放假的老师、同学请过来。每人一把小铁锹、一个面盆,用海边装回来的草木灰给我们队点种棉花,住在社员家,师生共有100多人。果然,这一年,收到亩产71斤皮棉,增加近万元的收入。由于加强管理,提高单产,虽然粮食面积减少100亩,总产从原来13.5万斤增加到18万斤,可算是粮棉双丰收,个个拍手称快,说是科学种田好处多。

  我这个生产队带头示范,搞了稻、麦、棉花 (绿肥)三三制的轮作,获得了成功。这是一大发明创造。从此,全大队全公社以至里下河地区全面学习推广了我们的经验,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将古老水沤田一熟改三熟。群众对知识青年也有了新的认识。
 
进城运粪记
 
  现在城里居民都住进楼房,用上了抽水马桶,肥料进了化粪池,送到统一处理的污水处理厂。要知道,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农民进城运粪回乡做肥料,那是一种非常重要必须做的农务活动。许多农民常年到苏南和上海收粪。这件事是许多农民争着去的,一是工分高,二是可以趁空到大街逛逛,觉得自己跑过大城市,撞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

  我在1961年5月4日,立志务农回家当了地地道道的农民,什么重活、脏活都干。公社选调我当民办教师、公社文书、邮电局职工,这都是农民久盼而求之不得的,但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要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回乡务农不是一阵子,而是要一直坚持下去。有人怕我进城运粪,碰到城里的熟人难为情,就照顾我不去。我认为,越是这样,我要敢于打破爱面子的思想。农民能干的事,我也一定能干好。我决定和本队农民一道摇木船进城运粪。这首先要学会摇橹和拦篙,再就是吃住在船艄 (中间仓和前仓装粪),还得学会烧锅枪 (就是用稀泥和稻草糊成的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烧饭粥,烧好后能吃到嘴里是很不容易的)。从家到盐城54华里水路,顺水到城约需4小时,去时是空船,回来实载满船。逆水时要上岸拉纤,涉口子,爬小桥,既苦又危险。我坚持和农民一样做得灵活而准确,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说我不是一个洋学生,而是没变修的好后代。

  我们空船去时靠在登瀛桥南边下的水桥边,因串场河流入海里水流急,老农叮嘱我要小心加小心,千万不能掉下河。老母亲开始不放心,后来看到我多次进城运粪很安全并熟练了,就不但放心,而且觉得儿子城乡来回运粪,一担担大粪桶挑着走跳板不比别人差,很是自豪。

  果然不错,我在盐城大街上挑大粪时,几次碰到老同学,他们说:你一个高材生,明摆着名牌大学不去却当农民挑大粪,真是太浪费了。我耐心地说:“如果读了书挑大粪是浪费,那农民祖祖辈辈种地挑大粪就活该,这种唯有读书高的思想需要打破!将来读书多的人当农民多了,也就习惯了。我们不光挑粪,还搞科学种田。大粪是自然肥料,少用化肥,也就是科学种田。”说得同学们点头称是。重要的是:自己不能看不起自己,看不起农民。
 
抗灾记
 
  我家住盐城县西南乡,与水乡兴化一河之隔,是典型的里下河地。西边是洪泽湖、宝应湖的大堤,水位高于我们这里的屋顶。我听母亲说,民国二十年发洪水时,我家从舍上搬到庄上老叔叔那里,屋里用门板搭在屋梁上为水搁子,人就蹲在水搁子上,什么老鼠和蛇都爬上来,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1949年解放了,是新社会了,但也不能一下解决水灾。这年秋天又发大水了,主要是连续老天下雨,积水爬上了场头,加上兴化的客水压来,那里通往黄海的河道没有造闸,形成海水倒灌,一片汪洋。县、乡干部组织合陇堆的各个村的群众在四周大堆上用踏水车向外面的大河踏水。我曾划小木船给踏圩水的哥哥送中饭。他比我长9岁,当年18岁,作为整劳力日夜踏车,把脚都踏肿了。可是老天不帮忙,一阵大雨来了又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是前功尽弃,明知效果不大,但还是坚持踏车车水……我家住在孤头舍子上,大水围到门槛了,但总算雨停了,不然房漏屋倒,不堪设想。我永远不能忘的是一次台风加暴雨,深夜,我家草房的北墙被风雨冲刷向里扑倒在我睡的坏木床上,床撑子被打断了,我掉在床底下,父母把我从土堆下扒出来。万幸没有生命危险,真是听天由命,毫无办法,想想感到害怕。

  由于我们地处锅底深的里下河,首先要解决全局的水系。1950年,毛主席发出了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所以组织动员江苏、安徽两省40万民工历时三年来建造排灌两用水渠。我的哥哥也参加了。大家硬是用人工排、挖、抬,开成了长达100多公里的排灌两用水渠,加大了对高宝湖、洪泽湖等水的排水走廊,而且在黄海边的灌河口、射阳河、新洋河等建造挡海潮闸,这样从大的方面解决了里下水涝灾害。接着经过十年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做到上、中、下小渠道配套,而且把大圩、小圩建起排灌站,逐步建成了稳产高产农田。这是变梦想为现实,配套良种法,逐步解决了温饱。

  前面说到,在里下河地区大的水涝灾基本解决了,但还未来得及搞中、小圩框口配套之前的大水:一是1949年伏水围门,一次算是严重的年份,以后3—5年光景就要遭一次伏水;二是1954年,这是我从尚庄中心小学高小毕业的那一年,连续一个多月的降伏水,就连尚庄完小大操场都一片汪洋。学校组织高年级的同学到农业合作社帮助排涝,学生涉水到齐腰深的河边,把农民挖的荒土块一个个传递到大人手里,做成拦水的圩堤,有时冒雨干。虽然在水下冷,但同学们热气高,也就不觉得冷;加之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做小圩,这有利于排涝,也忘了劳累。

  到1958年又一次发大水。那年我从盐中初中毕业,因父亲得了伤寒险乎死去,求医拜佛才死里逃生,但体质明显不行了。我在家乡生产队劳动一年,挑小河工,脏活、重活都抢着干,被评为模范社员、优秀团员。当年发大水,我参加排涝抗旱,整日整夜地干,一天不少,一步不落。苦惯了,干惯了,这就是我从小养成的性格。

  1962年是大水之年,我参加公社三级干部会,大雨围门。在公社礼堂开会,雨下了一夜,人走不出去,到天亮散会,撑小船回家。公社领导安排我到公社邮电局,每月30元,老娘托人把我行李带到会议,我又带了回去。一路上一片汪洋,场头队房倒的倒、塌的塌。我们本队场头的石磙子已淹下了。我立即组织社员用大木船将队房里的粮食、化肥等运到庄上,存到社员董步成家。由于当时是单一种植水稻,早稻栽下去没人管理,草没有锄,晚稻来不及插就发大水了,这一年八亩地未插秧,白白地荒了一年。

  三年以后,也就是1965年,秋收时又连续下大雨,加之客水压境。我们场头如家二个月不回家,用洋车篙子支撑倾斜欲倒的队房,直到伏水退了才回家。我组织社员抢割成熟的水稻,在深水田里把脚大拇子戳了,化脓感染,钻心般的疼痛。我坐木船到公社参加三级干部大会。我一跛一瘸地到离公社三华里的旭东,目的是看看红銮。因为彼此都太忙,又没有电话,所以就忍着脚疼到旭东。外边下着雨,我住在过盖厂 (厨房)走廊的竹床上过宿。第一天我就回家了,因为我是一队之长。我找了一根树棍拄着,到10华里外的生产队投入抗灾斗争,最后取得了抗灾的胜利。

      (本文摘自《董加耕》中“董加耕人生札记”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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