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图书分类与专题研究的一些思考
来源:一壁残阳 作者:张穗强 时间:2026-06-28 点击:
本文作者张穗强按： 2026年5月18日，上海、杭州知青组织在杭州市富阳区天地农庄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知青图书大会。我应邀出席并做《知青图书分类与专题研究的一些思考》大会发言，就当今知青图书的出版、分类、检索、收藏状况，提出自己一些看法，引起与会者关注。
受行程所限，大会规定每位主讲者只有12分钟发言时间，故笔者在台上只能讲述这一课题的背景、框架和主要观点，无法展开分析。回来后我在发言基础上撰写了这篇论文，与关注这一课题的知青朋友交流分享。
笔者这些年出版了不少知青图书，考察了不少知青图书馆，阅读了不少知青书籍，对当今知青图书的体裁、分类、专题作了一些研究，形成一些不成熟思考。籍这次5.18知青图书大会之机，与大家作一些交流探讨。
这十多年来，随着这代老三届人进入晚年时光，中国知青群体出现前所未有的写作潮，继而形成知青图书的出版潮、流通潮、收藏潮，大批知青图书馆、博物馆也应运而生。面对当今浩瀚繁多的知青图书资料，怎么做到合理分类、保存、收藏，怎么才能让这些书籍对后人研究知青发挥作用，便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知青图书分类与专题研究”这个课题，这些年引起笔者思考。事实上，随着这一代知青逐渐衰老，随着面世的知青图书越来越多，这些书籍怎么才能做到科学分类收藏，一直是学术界、出版界、图书界面对的问题，当然也为广大知青所关注。
图书馆学的启示
图书资料的收集、分类、检索和收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一直以来是“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主体。有专业价值的图书资料是学科发展基础，是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依托。不同领域图书资料的分类检索水平，直接影响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也影响不同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知青图书资料当然也不例外。 笔者居港前曾在广州高校度过一段难忘的学术生涯。大学毕业后我获留校进入一家新组建的社科研究所，亲身感受到图书学前辈为建立一套全新图书体系经历的艰辛，感受到图书分类水平对一门新学科成长发展的重要，留下很深印象。以笔者晚年的回忆认知，图书资料的分类、检索、收藏对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大致体现三个方面： 一是任何图书资料的分类、收藏都要讲求科学性、规范性、合理性。图书分类事关重大，学问很多，直接影响学术研究水平和文学创作质量。
二是图书资料要实现科学分类，需要制定不同的专题分类原则。因为不同学科的研究、不同题材的创作对图书资料的需求很不同，图书资料只有按不同学科、题材进行专题分类储藏，才能发挥有效作用。
三是图书资料要实现专题分类储藏，专业性强，程序复杂，工作量大，这是任何图书馆所、收藏机构都要面对的问题。 那么浩瀚众多的知青图书资料怎么面对呢？ 据笔者这些年对知青图书的粗略估算，现时各地已出版的图书资料中，大概八至九成是各类纪实性作品，包括下乡回忆录、纪实散文集、知青个人传记、知青老照片集等。纪实图书讲述一个个不同故事，彰显了一代人的共同足迹，对后人研究知青有一定价值。但这部分作品数量庞大，形式多样，水平参差，怎样分类、管理、收藏才能发挥作用，是一个大问题。
笔者估算还有约一成图书是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词集、歌曲集、影视剧等。这些作品凝聚了作家的生活提炼和时代感悟，对后人研究知青会有一定启迪。但这部分作品数量也相当大，质量也很参差。 大概还有3%--5%是研究知青问题的学术著作、资料汇编、专业论文等。笔者认为，这部分图书资料数量虽少，却是现今知青图书的精髓，在专业图书馆多年努力下，相当一部分已经做到合理分类检索，收藏机制也很完善，可以成为后人研究知青的依托。
笔者认为，知青图书分类与后人研究知青密不可分。随着面世的知青图书越来越多，随着我们这代人日益衰老，现时已累积为数庞大的知青图书如何分类储藏，如何为后人服务，是这代人要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文革研究和图书分类借鉴
笔者认为，学者选择研究课题，作家选择创作题材，是要首先考虑时代性的。因为任何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离不开时代背景，这是任何图书分类都要面对的。 事实上，中国近现代研究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合作化运动等之所以硕果累累，其中一个原因，是多年来图书界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为历史上这些政治运动和事件建立了科学的图书专题分类检索系统，满足了各方研究者需要。
那么我们要问，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面对眼前数量不断增多，内容五花八门的知青图书资料，怎样的专题分类才能满足后人之需呢？
我们不妨看看文革研究和图书资料的专题分类。
由于种种原因，现时文革研究未在内地普及，但在海外学术界却一直顺利进行，图书资料的专题分类也相当成熟。由于文革10年（1966-1976）、知青10年（1968-1978）属于同一时代的政治运动，时间大致重叠，两者关系密切，当今国际文革研究和图书分类的成果经验，能否值得知青图书借鉴呢？
现时文革学术研究和图书资料分类，已大致形成“红学”、“军学”、“林学”三个专题板块。
“红学”即红卫兵运动，包括文革中的学生运动、学校斗批改、学生串联、学生组织等； “军学”即“三支两军”，即文革期间部队参与“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问题； “林学”即林彪问题，包括对“9.13事件”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笔者对文革研究是外行，但收集了不少文革的图书资料，也一直关注它的发展走向。根据这些年我对文革图书资料的观察，包括研究过1996（文革运动30周年）、2006（文革运动40周年）、2016（文革运动50周年）三场大型文革研讨会的论文，不难看出学术界、图书界大致是按“红学”、“军学”、“林学”这三大板块分类的，总体上分得很粗略，跨类别相当普遍。三大分类板块相比，“红学”能够进一步细分，检索体系较为成熟。事实上，“红学”的研究成果也一向较多，图书的储藏量也较大。
笔者还观察到，“红学”、“军学”、“林学”三大板块的分类，大致循两个序列进行：一是循时间序列，仅看红卫兵运动（1966—1967）、“三支两军”（1967—1968）、林彪问题（1969—1971）的时间发展脉络就很明显；二是循事件序列，事实上，红卫兵运动、“三支两军”、林彪问题也公认是文革10年最有代表性的三大事件。
文革研究和图书资料的三大分类模式和两条序列脉络，能否值得知青图书参考呢？
笔者认为，文革运动、知青运动研究对象虽然不同，但两者关系密切（有研究更认为知青运动是文革一部分），加上两者时间上大致重叠，当今文革研究、图书分类做得较完善，其图书分类经验很值得参考。
国内知青研究和图书分类状况
中国近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经验表明，凡是研究重大政治运动，是需要专题化、系列化的图书资料支持。与文革图书资料相比，国内有分量的知青学术成果和文学作品并不少，各类纪实性图书更是多不胜数，但远未形成专题化分类态势，原因何在呢？
据笔者观察，这些年国内在知青研究和图书分类方面，过于注重“知青地域性”，这里就带出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事实上，“知青”是存在三个不同地域概念的，即“出发地知青”、“下乡地知青”、“定居地知青”。由于大部分城镇知青结束下乡生涯后，都是回到原出发地定居的，所谓的“知青地域性”，其实就是已经回到故土定居的这些知青，高度重视研究自己当年下乡地的情景。很明显，现时各地这种地域性研究生态，对知青研究成果和图书分类影响很大。
据了解，这些年上海、重庆、杭州、山东、云南、安徽等地知青团体出版的一些有分量知青图书，大都是本地知青当年到不同省份农村，不同建设兵团下乡的资料研究汇编。上海作为全国知青下乡人数最多的城市，这方面的图书出版成果最为突出。
值得肯定的是，各地知青出版的这些图书资料汇编，大量运用各省市的地方志资料，详细记录分析了本地知青当年到各省市的下乡情景，包括下乡时间、人数、方式、背景、事件、问题等等，这些成果对各省市的地域文化建设和地方志编撰完善，有重大参考价值。
中国国土面积辽阔，东西发展不同，南北存在差异，各省市知青群体注重研究、整理自己当年下乡地的情景，还原自己下乡境遇，寄托已逝岁月情怀，情理之中，完全理解。 然而这种具有强烈地域元素和下乡情感的知青研究和资料汇编，对后人研究知青帮助会有多大？后人研究复杂的中国上山下乡问题时，这类地域性知青图书能发挥什么作用？这种地域性研究与中国传统政治运动的研究相比，存在什么差异？这些都是我们这代知青学人要思考的问题。
笔者注意到，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的知青研究成果和知青研讨活动中，曾出现过一相当新颖的专题分类情况，值得我们关注。
知青研究成果方面：
1、本世纪初，定宜庄、刘小萌两位知青研究学者撰写的《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知青史》（大潮）两部研究著作中，曾以下乡阶段、下乡政策、下乡事件、回城问题、知青婚姻作为专题研究分类。
2、本世纪初出版的一套三卷本《中华知青总计》丛书中，曾把知青回忆录、知青文学作品、知青学术成果、知青家书信件作为专题研究分类。 3、已故知青研究学者朱政惠教授2009年撰写的《“知青学”问题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曾提出要在高校建立全新的《知青学》，并建议以知青史、知青社会、知青史料、知青文学、后知青时代作为学科建设分类。
知青研讨活动方面：
1、为知青下乡40周年举办的上海知青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12月），主办者曾以知青史、知青文学、知青事件、知青生活、知青学科进行过专题分组研讨，论文集也相应形成这五大专题。
2、中国知青文化（海南）博鳌高峰论坛（2014年5月），曾以知青史、知青文学、知青文化进行过专题分组研讨。
3、中国知青文化（广西）兴安高峰论坛（2017年4月），曾以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知青精神进行过专题分组交流。
国内近二十年这些知青研究成果、知青研讨活动曾经出现的上述这些专题分类，对我们今天的知青图书分类有没有参考价值呢？
笔者根据当前国内知青图书资料的分类实际情况，提出以下一些不成熟意见。
（一）2021年，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朱盛镭等人编写出版的《中国知青图书要目（1949-2021）》，首次提出按纪实、时政、学术、文学、艺术、教育、实用、综合八大项建立分类，并把收集的图书按书名、作者、写作方式、出版社、体材进行登记，这是近年知青图书分类出现的一件新事。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仿效专业图书馆进行图书分类的做法，对现时为数众多的民间知青图书馆来说并不适用。因为现时中国各级专业图书馆受经费和其他条件限制，每年购入图书是有数量、种类严格控制的，这等同图书馆对每年新增图书做了初步的遴选和分类。
而现时为数众多的民间知青图书馆，每年每月收集的图书有多少，管理者是无法控制的，也不清楚哪些书籍有价值，价值有多大，更无法对收集的书籍进行遴选、鉴定和分类。再加上人手的限制，一般知青图书馆是无法套用《中国知青图书要目（1949-2021）》这种模式的。而对上海知青来说，这种专题分类也只能面对图书书目，无法面对为数庞大的实体图书。
（二）以笔者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对国内专业图书馆运作的了解，以及自己从事多年知青图书出版的经验，深感现时内地知青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图书，在未经任何遴选分类情况下，对后人研究知青是无法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由于这类馆藏书籍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质量参差，在缺乏人手经费条件下，未来这么大数量的知青图书如何收藏保管，都是一个问题。
（三）历史发展证明，人们研究观察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与重大事件，都是循一个专题、一个领域、一个侧面切入的，后人不会漫无边际地捕捉一场政治运动留下的各类印迹。现时国内有些人认为多写作、多回忆、多出书就能多留下知青历史，这种“越多越好”的观念其实很肤浅，也不现实，不科学。事实上，现时各地堆积如山海量般的知青书籍，以及多不胜数的民间知青图书馆、博物馆，除了满足这一代知青老人自身的岁月情怀外，对后人研究知青的帮助其实并不大，而且还面对“难以为继”的问题。 （四）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建议现时各方面条件较好的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可组织人力物力对已出版的《中国知青图书（1949-2021）》附录1的《部分知青主题博硕士学位论文题录》，附录2的《部分知青主题学术论文题录》中的实体文章，以及该会收集的实体知青学术著作、长短篇小说和影视作品，先按知青史、知青文学、知青事件、知青生活、知青文化五大专题进行初步的遴选、分类、介绍和简易评价，出版一本《部分知青学术、文学作品分类评论集》。笔者认为，这项工作做好了，对后人研究知青或许会有一些实质帮助。而经过初步遴选、分类、介绍、评价的各类作品，也相应会对后人研究发挥有效作用。
（作者j简介：香港资深传媒人、资深专栏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中华知青作家学会副主席、香港书评家协会会长、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副会长、香港历史文化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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