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走出高墙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朱雅文/甘煜敏时间:2025-11-30 点击:

上海市帮教志愿者协会新航驿站设在仕操洗衣厂内的分站。甘煜敏摄

五角场监狱内的模拟实训场景。资料图片

新航总站制作的“回归指南”。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朱雅文实习生甘煜敏

今年9月9日，68岁的朱明终于走出这道封闭的铁门。

2006年，他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因为吸毒，他卖掉自己在上海唯一的房产。出狱前，狱警联系朱明的家人无果，街道也表示无能为力。

朱明无处可去，身无分文。那一晚，朱明只能住在旅馆里。第二天傍晚，他被送到上海市宝山区一家洗衣厂门口。工厂靠近石洞口码头，隔着长江，对面就是崇明岛。

接待他的是比他大几岁的陈国胜。陈国胜先带他去吃饭，再去洗澡，最后替他买全所有生活用品。朱明在洗衣厂安了家。两个多月后再聊起来，他忍不住哽咽：“我没想到，陈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朱师傅，您饭吃过了没？’”

过渡的“驿站”

朱明到来的前一天，陈国胜一晚上没睡好。他是上海市虹口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的金牌帮教老师，也是这家洗衣厂的办公室主任。他了解到，服刑时朱明因试图抢劫枪械，又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他内心有什么想法？身体状况如何？半夜会不会擅自离开？能不能适应工厂的生活？”但他还是决定接纳，“总要给他个出路的”。

在洗衣厂，和朱明一样的“三无”（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无业可就）刑释人员不止一人。吴强因犯盗窃罪入狱，2022年出狱时已59岁。举目无亲的他用8个字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衣食无着、居无定所”。他急需一份工作。经多方协调，他被安置在洗衣厂。和朱明一样，最初他也有过顾虑，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洗衣厂安置刑释人员多年，十分靠谱。

考虑到吴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陈国胜安排他推货架车，是厂里较为轻松的工种。放满衣服后的货架车不好推，刚开始时，吴强干起来很费劲。他沮丧地找到陈国胜，陈国胜意识到，吴强想把工作做好，但内心十分焦虑。陈国胜安慰他，先定一个小目标，咬咬牙熬过一周是一周。就这样，吴强熬过今年上海炎热的夏天，如今已完全胜任。他意识到自己不是“没用的人”。“踏实，也充实。”吴强拥有了新生活。闲暇时间，他喜欢听歌，也会去工厂附近的小镇上唱卡拉OK。

工厂安置刑释人员已有20余年，对普通员工来说也不是新鲜事。朱明和吴强都曾担心厂里员工会对他们“另眼相看”。一位和朱明同住的员工表示：“他们都挺好的。”这位员工回家时，常把自己的电瓶车钥匙放在厂里，方便他们出行。

纪浩是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长宁工作站社工，有着近20年安置帮教经验。成立于2004年1月的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简称“新航总站”），是全国首家从事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社会工作的社会服务机构。

纪浩发现，刑释人员入狱前可能存在一些社会和家庭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出狱后，这些现实困境依然存在且一时难以化解，这成了他们焦虑和消极情绪产生的原因。他将刚出狱的刑释人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出狱后会第一时间向属地司法部门主动求助，安置帮教社工只需为其链接资源、助其生活步入正轨，但这样的人是少数；第二类占大多数，他们出于自卑和抵触心理，不会主动求助。

4年前，黄扬因袭警罪被判刑7个月。20多年前，黄扬与妻子离婚，净身出户。出狱时，黄扬61岁，身无分文。前妻和女儿拒绝接纳，他只能露宿街头。纪浩先帮助他解决了临时住处，恢复养老金的领取及申请廉租房。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黄扬的困境。虽然前妻愿意提供材料帮助黄扬申请住房，但始终不愿与他见面。女儿如今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也不愿坐过牢的父亲来打扰。

纪浩一直和黄扬保持联系，也常将他的生活情况告知家属。一方面让她们放心，另一方面也让她们知道，社工一直在帮助黄扬，他也有了明显转变。2年后，家属的“心门”终于被打开，主动将黄扬接回家。

洗衣厂只是刑释人员暂时过渡的“驿站”。在陈国胜接待过的刑释人员中，大部分人在适应社会后都有新去处，这是他希望看到的。当然也有人选择留下来。曾经的副厂长也是一名刑释人员，曾因犯盗窃罪“三进宫”，2000年左右，他来到洗衣厂，从最基础的洗涤工做起，一步步成为车间主任，最后成为副厂长，也在厂里收获了爱情。

每一个到厂里的刑释人员，陈国胜都喊他们“师傅”。在他看来，他们已为过去的事情付出了代价，他要做的是让他们重拾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向前看，有盼头”。

“受伤”的家庭

洗衣厂厂长陈仕荣72岁，厂里每来一名刑释人员，他都要和他们聊聊天。

到厂的第二天，朱明去陈仕荣办公室。他一走进去，陈仕荣立马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位比他年长的企业负责人起身迎接他，朱明觉得不可思议。“到了这里就安心，先把身体养好。”这是陈仕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上世纪90年代，为解决返城知青、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开办了荣伸洗衣工厂，属于政府部门的三产。当时，陈仕荣是街道经济科的干部，分管再就业工作。2005年，荣伸洗衣工厂改制为上海仕操洗涤有限公司，陈仕荣“下海”成为一名企业管理者。不变的是，他的洗衣厂依然在解决特殊人群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作为虹口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会长，20年来，陈仕荣的洗衣厂先后安置了300多人次的刑释人员。

陈国胜2009年入职洗衣厂。他坦言，最初他内心也有顾虑，不理解这份工作，周围经常有人说他“好人不帮，帮坏人”。转机出现在一次春节慰问。那次，陈国胜跟着陈仕荣去探望一位服刑人员的孩子。小女孩只有10岁，她和瘫痪的母亲住在破旧的老房子里。除夕夜，小女孩的晚饭只有4个汤圆。那一刻，陈国胜意识到，他是在帮助一个“受伤”的家庭。多年的帮教工作也让他和陈仕荣意识到，犯罪行为的背后，“生病”的可能是整个家庭。

一次，陈仕荣接到狱警来电，对方称有一个罪犯自称是陈仕荣儿子，想要见他。陈仕荣吓了一跳，赶到监狱才发现，小伙曾在洗衣厂工作过，刚成年。他的母亲早逝，父亲再娶，从小无人看管，先后“七进宫”。第一次出狱到洗衣厂时，陈仕荣给他安排了工作。

纪浩见过太多破碎的童年。章冲是他帮教过的刑释人员。20年前，他犯故意杀人罪，杀害的是自己的亲属。鉴于案件具有特殊动因，法院判其死缓，后依法减为有期徒刑20年。章冲出生不久，父母就去了甘肃，将他留给爷爷奶奶抚养。祖辈对他的管教方式唯有打骂，章冲从小没有“家”的概念，规则意识薄弱，最终走向歧途。

家庭是很多人放不下的牵挂。一名68岁的诈骗犯起初抗拒与陈国胜接触，但提到家里80多岁瘫痪的老母亲是他唯一的牵挂，他担心自己出狱后再也看不到母亲了，让陈国胜“想想办法”。从监狱回来后，陈国胜两次上门才遇到他的母亲。拍下照片，送进监狱，狱警说，男人一拿到照片眼泪就流下来了。

缩短的“空窗期”

纪浩入监帮教过无数次。他既配合区司法局入监开展常态化工作，也作为新航总站“爱启新航”的项目骨干，为临释人员提供专业帮教。

“爱启新航”项目的诞生，与上海出监监狱制度的探索几乎同步。2011年，上海市五角场监狱被定位为全国首批、上海市唯一一所出监监狱，主要关押即将刑满或余刑在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短刑期罪犯。2013年监狱设立沪籍与外省籍出监监区，将上海籍临释人员提前三个月集中，开展回归社会前的适应性训练。同年，新航总站与五角场监狱携手，在市司法局、监狱管理局和爱心帮教基金会的支持下，共同打造“爱启新航”回归教育项目。

自2013年7月起，社工每月入监，以“监社无缝衔接”为目标，多方协作，填补服刑人员出狱前“最后一公里”的教育空白，内容涵盖情绪管理与心理疏导，生活技能培训，法律与政策咨询等。

纪浩介绍，心理疏导是临释人员最为迫切的需求。他将服刑人员的心态分为三个阶段：刚入狱时，对环境感到陌生，会产生消极心理；随后慢慢适应；到了出狱前，焦虑和恐惧感就来了。心理疏导的目的，是了解最实际的生存需求。

黄蒙是纪浩帮教10年的对象。临释前两年，他得知自己户籍地的老房子动迁，前妻擅自代办了拆迁手续，随后哥哥又跳出来主张继承权。黄蒙与妻子离婚多年，孩子随妻子生活，出狱后他该住哪里？没钱又该如何生活？一系列未知的恐惧让黄蒙情绪失控。纪浩一边对他进行心理疏导，一边反复做其前妻的思想工作。多次协调后，前妻同意从动迁补偿款里拿出一部分给黄蒙。最终，在司法局与监狱的监督下，纪浩、动迁组、律师一同进监，黄蒙签署动迁协议，从此“吃下了定心丸”。

“向前走一步。”纪浩这样形容他的工作。当刑释人员还在服刑时，社工便定期入监，了解其家庭情况和出狱后可能面临的困境，尽量在出狱前有所解决，缩短他们出狱后的“空窗期”。在五角场监狱内有一栋模拟实训大楼，里面有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超市、银行、火车站等场景，目的是让服刑人员能在“仿真社会”里提前适应社会生活规则与流程。模拟实训大楼是“硬件”投入，“爱启新航”项目则是“软件”升级——监狱通过引入社会组织，解决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就业、心理调适、社会融入等难题。

上海的帮教模式

安置帮教是一项系统工程，仅凭一方力量远远不够。

曾经，陈国胜帮教的一名虹口籍临释人员拒绝出狱。父母离异后，父亲将房产卖掉，与保姆结婚，导致他出狱后无家可归，而房产中有一部分是他的产权。陈国胜虽有心相助，却难以精准对接街道资源、协调多方关系。他转而联系新航总站虹口分站的社工。凭借在各区扎根的网络优势，社工迅速联动街道、民警、律师及司法所干部，共同与其父亲协商。最终，家人将他接回，父亲承诺每月支付2000元生活费。如今，他被安顿在一个亲戚家中。

作为专业社工，纪浩主要帮助刑释人员应对心理调适与社会融入难题。而当遇到就业问题，他往往也需要借助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的力量。

章冲出狱时已40多岁，家庭拒绝接纳。纪浩通过上海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联系到一家餐饮店。老板表示愿意接纳刑释人员。餐饮店包吃包住，章冲在店里备餐打杂，逐渐回归正常生活。

纪浩总结，新航总站和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看似分工不同，实则在市司法局统筹下形成有机的整体，相互链接资源，合力为刑释人员排忧解难。

上海已形成“司法局统筹、社工主导、志愿者辅助、社会组织参与”的帮教模式。然而在就业层面，仅靠政府举办的专场招聘会仍显不足。这类招聘虽能在程序上淡化“犯罪记录”的影响，但企业参与才是关键。“像洗衣厂这样的爱心企业还是太少了。”虹口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缪敏直言。多数企业最初因政策红利或资源倾斜而加入，发现“没有实质性好处”后便会退出。

缪敏也关注到，当下刑释人员中高学历、具备专业技能者占比显著提升，这对安置帮教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协会也与猎头公司合作，为他们匹配适合的就业岗位。

纪浩关注到胖东来今年8月公开招聘刑释人员一事，在他看来，这一举措不仅向社会传递了积极信号，也为其他企业提供借鉴。

没有终点的工作

郑波是新航总站总干事，亲历上海安置帮教体系多年发展。2016年，司法部、中央综治办、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制定印发《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帮教刑满释放人员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系统化、制度化地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刑释人员帮教工作。

上海的探索更早。郑波介绍，2003年，上海便率先启动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建设，探索本地化社会工作模式，借鉴新加坡、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等地经验，在全国首创“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机制。模式建立之初，专业社工从何而来？郑波说，一类是通过社会招聘，重点吸纳社会工作学、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等专业背景人才；另一类“特殊力量”则来自公安与监狱系统的老干部，他们将30余年的执法经验转化为帮教技能。

上海的做法于2011年被纳入中央政法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并在全国推广，为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提供了实践样本。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昱、费梅苹建议，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应转向专业的社会工作模式，摒弃传统的“管、监、控”，以平等、尊重、接纳的态度，提升服务对象的自我管理能力，并促进其与社会环境的良性融合。

一般来说，针对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期限为5年。今年11月，纪浩与黄蒙解除帮教关系。在此之前，他为黄蒙介绍了一份保安工作。如今，黄蒙生活稳定，临近退休。

在纪浩看来，这是一项没有终点的工作。他的手机里至今保存着不少帮教对象的联系方式。即便出狱多年，在生活中遇到问题，纪浩都是他们可靠的求助者。纪浩呼吁，社会对于刑释人员的限制应“因罪而异”，不能“一刀切”。要打破传统观念中“一朝犯罪，终身犯罪”的错误标签，建立可修复的犯罪记录制度。

（文中刑释人员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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