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迹有误》
来源:湘楚山地文学 作者:晓歌图文 时间:2025-11-28 点击:
王秀平的长子（后左一）与王秀平的父母、小妹妹
王秀平的案子是一个过去了很多年的故事。年代久了，就成了一段淹没了的历史。被世人遗忘，可是如巨石般压在家属心中。王秀平是1959年被省公安局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捕入狱的，判刑九年。刑满后因是十年动乱特殊期间，无法按正常政策返回城市，而是只能依旧留在劳改农场就业，基本上还是处于被看管的没有行动自由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十年代末，王秀平已经奄奄一息、病入膏肓了。在厦门工作的二妹把病弱垂危的大哥从长沙接到鼓浪屿养病，三妹也特地从上海赶去，陪伴她大哥渡过了最后的日子。在那里，王秀平对他两个妹妹详细讲述了当年的冤案，讲述了几十年来的遭遇和经历。二妹三妹这才清楚真实地了解了这个冤案。她俩于是和长沙的几个侄儿、侄女联系，开始了漫长的申诉。湖南公安局也立案重新审查，可是大哥终于没有等到云开雾散的一天，在年仅六十岁的日子里撒手人寰，含冤离世。
王秀平是母亲家中十一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他三岁就会背唐诗，五岁时进私塾，七岁就能做诗，未成年时一手毛笔字就老道如字帖。他聪颖过人，读过的书过目不忘，深得老师喜爱，也是家中所有孩子的表率和榜样。王秀平学业优秀，出口就是古文诗辞；写的书法、文章，都被弟弟妹妹当作范文。甚至连他的举止言行，也被弟弟妹妹当作楷模。妹妹们多少年以后还念念不忘大哥写的精美诗文，还有他给弟弟妹妹讲解古文时抑扬顿挫的神情。
晚年的王秀平（前）与两个妹妹
王秀平在兄弟姐妹中很有威望。在他和六弟的影响下，家中五个姐妹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全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小妹还参军进入解放军文工团。当湖南全省和平解放时，成为一家之长的王秀平没有被划为地主，他父母也因为搞慈善事业在当地获得良好的名誉，没遭到批斗。当地政府认为他没有靠剥削生活，不用没收所有财产；除土地收归国有外，其他房产、浮财，就由地方政府打了张借条，说是新政权刚成立，财力物力不足，算是向王家借的，作为县政府办公用，等以后有条件了归还。不久王秀平进入长沙市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他在学校工作努力，学问又好，待人又和善，很快就得到重用。虽然他父亲曾经有过短暂的担任国民党官员的经历，却由于是辛亥革命功臣，还曾在解放前夕掩护过共产党地下党的干部，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上了湖南省政协委员，并在家乡大力推进公益慈善事业，担任了慈善事业的负责人。在父亲的影响下，王秀平也投入其中。没料到在反右运动以后的第二年，即1958年大跃进年代，王秀平所工作的学校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使他从此面临一场灭顶之灾。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大跃进的日子，校园里却出现了一张小纸条，书写着对土改不满的字条，笔迹歪歪斜斜的。一个省重点中学，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怎么能允许出这种乱子！学校党支部书记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排线索，查疑点。王秀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疑点竟然会落在他的身上。市公安局来到学校办案的人员分析排摸，猜测什么人会写这种反对共产党土改政策的句子？他们认为虽然笔迹歪歪斜斜，但应该不是年轻无知的学生所写，只有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成年人，才会以此发泄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而全校教师当中，谁最值得怀疑？分析来分析去，觉得应该不会是苦大仇深的工农出身的教师，而国文教师王秀平出身地主家庭，是在解放前夕突然交出全部土地的，有重大嫌疑。
有人说不可能吧，王老师从来没有流露出对党不满哪，相反他总是教育我们要听党话跟党走啊！他还捐献了很多家产呢。有人说，这恐怕才是反革命分子的隐蔽狡猾之处呀。你看他为什么对什么人都那么谨慎小心，和和气气，那叫笑里藏刀啊。他那么满腹经纶，文采不凡，应该看不起人才符合逻辑呀。别看他唯唯诺诺，这只是表面现象，内心说不定阴险着哪。有人说，这笔迹歪歪扭扭，字体蹩脚幼稚，一点也不象王老师那种漂亮的字体呀。可有人认为难保不是用左手写的。而市公安局下达了三天内破案的指令。第二天，警车直接开到学校，带走了王秀平老师。
王秀平的妻子小刘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冲了出来想要阻拦。她惊呆了，要上前阻拦警察：怎么自己的丈夫怎么莫名其妙被怀疑？你们有什么根据乱抓人？王秀平转身坦然地对年轻的、已经怀孕的妻子说，别紧张，问问情况总是需要的；你不用为我担心，要相信政府相信党，我马上会回来的。你要多保重，带好两个孩子，保护好肚子里的孩子。学校许多师生都涌出来，带着惊讶怀疑的目光，不相信自己爱戴的王老师会与反动标语有关。王秀平老师被带进单独的隔离室受到严厉审问。整整两天，问不出个结果。王秀平对反动标语一事，始终是一问三不知。办案人员很生气，一问三不知，这样要审到什么时候？上级限期三天破案的计划怎么能完成？当天晚上，办案人员就动了手。他们把王秀平的头往墙上撞，他们认为，对付现行反革命嫌犯，就不能温良恭俭让，不给点厉害看看，犯罪分子是不会服帖的。
王秀平忍着痛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也没干，这纸条确实不是我写的，我写的字学校到处可以找到，这上面的字迹很容易识别的，怎么可能是我写的呢？办案人员说，你不用狡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已经到午夜时分了，办案人员把王秀平的头发抓住，往墙上撞，痛得他鲜血直流，昏了过去。他们用冷水冲了，见王秀平醒来，便说，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这么顽固何苦呢？只要你在这份认罪书上签个字，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明天就放你回家。王秀平说，我不能瞎承认。希望你们进一步查实。可没有人听他的。办案人员说，你别怕，只要你承认了，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会对你宽大处理的，办案人员把事先写好的口供放在王的面前，说你签个名字吧。只要你承认了反动标语是你写的，我们既往不咎，明天就让你回家。王秀平浑身疼痛，想起了身孕已重的妻子，真想马上签字回家。但是对签字交代假口供还是心存疑虑。在迷迷糊糊中，他不由得怀着一点天真的想法：也许只有承认了，就真的可以回家了？但是那一刻，他竟迷迷糊糊什么也不知道了。
没想到第二天王秀平被重新关在另一个地方。这已经是从临时的拘留室转到了正式关押犯人的独立小监房。在1959年，这种大案要案处理起来就是大跃进的速度。很快，办案人员给王秀平看了他的签名，是他对书写反动标语供认不讳。他惊呆了，我没有做过的事，怎么能瞎承认啊，这不是莫须有的罪名吗？可是办案人员说，你的手印和签名白纸黑字，不容狡辩推翻，这已经是铁案了。王秀平呆若木鸡。可是到底签字了没有，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想要再辩解，此时已经没有人理睬他了。公安局不久就通知学校和家属，把王秀平作为现行反革命判了九年徒刑。一纸通知，学校也同时开除了他的公职。公开的认罪书上清楚写明王秀平自己承认反动标语是自己所为。很快，所有的弟弟妹妹以及子女全部受到牵连影响。他在上海当中学教师的三妹、在北京的十妹、八妹、都由于这一原因，被立即取消了入团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对象的资格，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入党的机会。在广西柳州当地委宣传部长的六弟也受到牵连，降级降职。王秀平的妻子也得了产后抑郁症。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一个家庭出了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所有的人政治生命的结束，社会地位的彻底改变。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他所影响的，受牵连的，不只是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子女，还要株连很多人。
这些王秀平当然想不到，但他只是觉得自己冤枉委屈，觉得事情不可能会变成这样的结果。于是他每天含着眼泪不停地写申诉信，每天重复地告诉关押他的人，他是被冤枉的，他是无辜的，他是无罪的，他是错判的；要求听他申诉听他喊冤听他辩解。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残酷，铁案如山，再也没有任何人听他的；也没有什么二审，没有什么律师辩护，没有什么允许家属提出复议。一句话，铁板敲钉，让你死了心。他根本不知道，他写的一封又一封的申诉信，从来没有发出去过，全部被监狱扣下了。这都是在多年以后他出狱后才得知的。而王秀平被判刑的消息传来，身为省政协委员、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父亲肺病加重，不久离世；母亲高血压引起中风，两年后也不治而亡；生性单纯的妻子受刺激患病，不久便抛却了三个孤苦幼小的孩子，病重亡故了。
三个孩子成了孤儿。王秀平所有的兄弟姐妹，由于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人去、也不敢去监狱探望大哥，甚至没有人敢与服刑的大哥通信。他们虽然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从内心深处不愿意接受大哥是现行反革命这一事实，但是他们都完全地、绝对地相信政府相信党，甚至于不敢想象这件事是被冤枉的。三个幼小的孩子，由于抱怨父亲害得母亲如此凄惨的下场，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探望父亲。六十年代，孩子们无法读高中大学，都被下放到湘西南的江永去务农了。王秀平从此处于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地步。他在监狱里从事着最艰苦在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争取减刑，早日被释放。但是在开头几年，他没有一个夜晚能够安睡，几乎天天半夜以泪洗面，每天早上，没有一次枕巾是干的。他流不完的眼泪无人知道，他满腹的冤屈只有往肚子里咽。为了早日走出高墙，他天天拼命干活，几乎年年、月月被评为服刑人员改造积极分子，多次受到表扬。
王秀平终于熬到了九年刑满，1968年，监狱通知他可以被释放回到社会了。然而此时正值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社会不安动荡。劳改农场也怕他们出去闹事，管教干部就通知王秀平依然在劳改农场就业。管教干部认为王秀平服刑期间表现很好，就对他说，现在外面很乱，你们出去了也没有人会安排你工作。让你留场就业，这是对你负责，也是减少对社会的压力。王秀平的心沉到了海底。原以为苦难到头能见天日阖家团圆了，可以寻找日夜思念杳无音信的妻子儿女，谁知道这样一来，要在劳改农场长久地留下去了。他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欲哭无泪。他询问管教干部，我每年发出去的申诉信怎么没有回音，谁料管教干部说，不要再幻想了，你的案子是过去了那么多年，已是旧案，有你自己承认犯罪的签字，有市公安局的结论，翻不了的，不要再白日做梦了！彻底改造低头认罪夹着尾巴做人，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王秀平又开始了漫长的农工生涯，在劳改农场荒凉的土地上，挥汗流血拼命工作。虽然一次又一次几乎绝望，但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他硬撑着勉励自己要活下去，等待那完全恢复自由的一天。他的精神才因此没有崩溃。所有的亲人远离他而去，年复一年，没有人探望，没有人去信，他的寂寞悲哀痛苦是巨大的。支撑他活下去的，除了思念妻儿，还有狱中认识的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学生。那个中学生是个男孩，在文革中，只是为了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也受到迫害，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房。他认为自己已经不算太冤枉了。他从青年学生口中知道，连周总理这样一生鞠躬尽瘁的革命家都免除不了遭受陷害，自己一个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受诬陷迫害也没有什么奇怪了。在斗争哲学下总免不了伤害无辜，自己只是一个倒霉的牺牲品罢了。王秀平是教语文的，他酷爱历史，了解了中国历史，有多少忠良受陷害，多少小人得志，多少善良的人含恨死而有冤。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儿子已经工作，在准备结婚时，他对女友说，我有个父亲，在劳改农场，但是他是被冤枉的，你愿意有我这样的家庭吗？与我结婚，要慎重考虑。女友毫不犹豫地说，那我与你一起去看望他吧，既然是冤案，总有还原历史真相的一天。我感谢你的坦诚，也不会离开你的。我们共同努力吧。
1978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王秀平已经在劳改农场待了近十年了。劳改农场干部对王秀平说，你已经年迈体衰，丧失了劳动能力，劳改农场经营困难，也养不活你们这帮“老劳改”，自己回城看病去吧；从今天起，你可以自由了，可以回城了。王秀平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变成了白发苍苍、屈背弯腰、微微颤颤、气息奄奄的花甲老人。他带着自己简单破旧的行李，回到长沙城。
斗换星移，沧海桑田，不知道家在何方，亲人在哪里。他辗转找到了原单位，还千方百计到处打听，终于先后找到了三个孩子。得知日夜思念的妻子在他被捕后受刺激，病死去已经多年，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连连垂胸顿足，怪自己害惨了她，还害惨了整个家庭。全家人哭成一团。三个孩子中两个务农整整十五年，一个最小的留在城里当营业员，都失去了升学机会。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回城就业。
王秀平回家后一病不起，被送到医院治疗。在养病期间，他对儿女们详细叙述了自己多年来的冤情，小女儿的公公婆婆是共产党南下干部，此时已经离休，听了这起奇案感到百思不解。他们动员儿媳向有关部门反映，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儿女们相信父亲是被冤枉的，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不屈不挠的上诉。他们深知属于王秀平的时间不多了，心急如焚，加紧了申诉。两个女儿先是了解到监狱方面根本从来没有把父亲的申诉信往上送，连一封也没有发出去过，全部扣压了；所有的信件都被销毁了；接着她们又千方百计打听，得知有关这起所谓铁案的案卷资料都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保留封存着，有很厚一叠。她们给长沙市和湖南省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写了很多信，一次又一次地去走访，接待人员都回答她，即使错了，也不可能把二十年前的旧案拿出来重新审查，因为时效已过。
可是在漫长的走访申诉中，两个女儿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心，她们希望在父亲有生之年还父亲一个清白。可是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在厦门鼓浪屿定居的二妹，与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三妹，三兄妹在离别二十多年后重逢，悲不能抑，抱头痛哭。他们在十个兄弟姐妹中，更加相互了解，这两个妹妹从来没有相信过大哥会是现行反革命。她们听了大哥几十年的经历，虽然知道平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不断安慰大哥，不要再想别的，身体要紧。可是大哥说，我死不瞑目啊。
不久，王秀平在二妹三妹无微不至的关心照料中，挣扎着说自己感觉好点了。其实已经迴光返照。一天半夜，大舅突然肺部感染引起昏迷，由于离医院太远来不及抢救，终于含冤离世。三妹回沪后大病一场，她支撑着起来写了许多诗歌默默哀悼她的大哥。她给子女们讲了许多大舅小时候的故事。在她眼里和心目中，她的大哥是世界上最善良、最优秀的人。
两年以后，在全体亲友几乎绝望中，终于收到了省公安局寄来的公函。公函写明，王秀平案件通过重新核实，经过科学的笔迹鉴定，确认此为错判，予以推翻，给予王秀平平反。短短的几个字，虽然没有道歉，没有给予赔偿，也没有对死者表示哀悼，却让三妹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共产党新一代的领导人胡耀邦总书记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深入体察民情，拨乱反正，才有了沉冤的昭雪。虽然王秀平的子女们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补偿，但只是子女不用再背黑锅，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
王秀平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但他的人生故事是有深刻价值的。我们的党和人民能够从中记取一点教训，对后人有深刻的法律意义。王秀平全家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感谢时代的进步，感谢法律的健全，感谢新兴的共和国已经走向成熟。
（作者后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记录它是为了牢记它给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留下的生命和鲜血的教训。这样的事情不会是单一的偶然的，它带有特定的历史印记，它是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艰难探索之路上所遇到的法律不健全的过程。如果说，八十年代是第二个春天，是人民群众的第二次解放，这在一个普通家庭的亲身经历中，体会是非常深刻切实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真正落实到了政府机构、国家机关的行动中；由于这些，才有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法制观念，和公检法战线上破除旧习的崭新面貌。）
（晓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