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民：我与赵大砥交流知青上山下乡学术问题的片断
来源:知青问题研究 作者:孙成民 时间:2025-11-04 点击:
——在赵大砥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赵大砥先生2025年2月9日离世已经8个多月了，而他的思想品格、精神追求、音容笑貌，却经常在我脑海中回荡。其实，我与大砥先生并未谋过面，但我从知晓他，到熟悉他，以至与他推心置腹地进行知青问题学术交流，前后也有不短的时间了。
还在十多年前，我就从很多地方特别是从上海知青的汇演、办刊、出书、研讨等活动得到大砥先生的支持与赞助中，了解到其人、其事。而让我真正较深入地得知其思、其求，却是从2017年8月以后的时间段。那时，我所在的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已建立两年有余，《知青问题研究》公众号也才刚问世。每周一篇的文章发出后，很多时候我都会在后台看到一个来自上海的“赵大砥”的人进行关注与点赞。特别是我的署名文章刊出后，大都会看到他的点评，看到他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圈中转发。在默默的心灵交流中，我算结识了他，逐步熟悉了他，进而也较深入地了解到他是一个对崇高理想充满追求、对发展道路充满自信、对祖国未来充满信心的大写的“人”。
一、对“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充满自信
记得2018年1月22日，《知青问题研究》公众号转发了《北京日报》刊发的《读懂“西迁精神”背后的人生选择》一文，转发时原标题改为《透过“西迁精神”领悟知青到农村、边疆去的真谛》。大砥先生看到此文后，甚是兴奋，当日即在该文“留言”中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当时是一代人的‘集体选择’，是‘集体选择’也是个人发自内心的选择，才能持久，才能经得起磨练，无怨无悔。”
能发出这样的感慨，必有其共同的经历或联想。后来我才知道，大砥先生当年从大上海支援大西北，来到甘肃省天水地区求学，毕业后转战大西南等地的铁道建设，与工农结合，投身火红年代，一干就是20多年。这篇“西迁精神”的文章触动了大砥先生的神经，诱发出了他浸透于心的感叹与回忆。也就是在这一天，他在自己的微信中添加“关注”《知青问题研究》，并较长期地接收到该公众号发出的讯息。这样，我与大砥先生建立起了沟通心灵的桥梁。
2024年5月6日，大砥先生在《知青问题研究》刊发文章的“留言”中写到：“知青下乡，从中国历史上看，是坚持弘扬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光荣传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必由之路，推动缩小‘三大差别’的历史进步。诚然，知青下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具体动因、主要任务等，但它的本质是相同的、一致的、一脉相承的。”
2024年7月13日，大砥先生在转发我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党指引的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历史必然》一文中，分享了他的感悟：“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与工农相结合，艰苦奋斗、勇于奉献、做普通劳动者，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的普遍特征。”
透过这些话语可以看出，大砥先生认为，知识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青春献给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伟大实践，是光荣而豪迈的追求。可以说，这也是大砥先生从自己切身经历中感受到了“与工农相结合”的真谛，他对“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充满自信。
二、对“知青问题研究”的理论充满自信
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研究，大砥先生是有底气和充满自信的。记得在2023年10月27日，我写的《插队知青工龄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文章在《知青问题研究》公众号刊发后，大砥先生运用习惯方式，即先加上一段评语，再摘录一段重要文字，一并转发至他的微信朋友圈。他是这样评述的：“老知青研究上山下乡历史，对于国家的方针政策演变也要有实事求是的分析理解。这篇文章是优秀的范例。”评价为“优秀的范例”，我实不敢当，但很显然，大砥先生是赞同我的观点的。大砥先生没有当过知青，但他对知青的深厚情感，对上山下乡历史的深刻认识，我觉得，这完全是植根于他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入了解，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透感悟。
还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2022年9、10月间，大砥先生与我就如何建设知青文献资料库问题多有交流。我是赞同大砥先生对资料库建设的定位与宗旨的，即“知青上山下乡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进一步推动知青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和宣传普及红色文化及精神谱系中的知青时代精神”。
为此，我拟写一篇文章，其基本思路是，用“全过程”的思维来谋划和构建知青文献资料库的基本框架。我将这一思路与大砥先生交流后，他非常赞同，并邀请我赴沪参加活动。后因时间冲突未能成行，也失去了一次与大砥先生见面的机会。
同是2022年10月，大砥先生在给一位全国知青楷模的短信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史的光辉篇章，知青精神是红色基因的结晶，是党和共和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青模范人物是一代知青的代表和知青精神的生动体现。我现在还想做的事情无非是为你们身体力行的知青精神的传承提供一点支持。夕阳无限好，何愁近黄昏。”大砥先生的话语其意真诚、其心真挚，含意丰富。
大砥先生出身于红色家庭，其父母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他从小就接受了革命传统和文化的教育熏陶，树立起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与信仰，也奠定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传播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基础。2024年7月2日，他在“朋友圈”中发出这样一段话：“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做到青史留痕，不但需要史料，而且要融入新中国的奋斗史和红色文化，让知青精神成为党的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青年熟悉和传承的红色基因。”2024年7月30日,他又说，“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精神谱系正在被后浪们继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完成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吧！”
这些话语，表达了大砥先生对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发展史的深切感悟，对毛泽东时代知青上山下乡火红年代的深深情感，对红色基因接续传承的殷殷情怀，也可以说，这是大砥先生对知青上山下乡研究充满理论自信的重要源泉。
三、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充满自信
对知青上山下乡产生、发展、结束的历史背景的考察与研究，大砥先生多有思考。2024年2月22日，他在转发我写的《也谈知青史料的研究与珍藏》这篇文章时说：“新中国三十年即毛泽东时代，是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文化的大历史背景。”同时，他还摘录了该文一段不短的文字。
近半年之后的2024年8月15日，我写的这篇文章被大砥先生再次转发，他在分享其感悟中说：“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是在新中国大约1955年到1981年展开的，研究知青历史文化离不开当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离不开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时代背景。孙成民基于这一观点开展的四川知青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功，受到《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主编顾洪章写作‘序言’的肯定。按照这一思路，一部中国知青史的诞生是可以期待的。”
在这里，大砥先生谈及“一部中国知青史的诞生是可以期待的”，并不是空穴来风。近些年来，大砥先生一直致力于支持研讨知青问题、建立知青史料库、主张集体攻关等，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力图促成“一部中国知青史的诞生”。
无独有偶，也就是在2024年的下半年时间里，大砥先生与我就此进行过多次联系与商讨。面对一位比我大8岁且并非当过知青的老人主动提及常人不可想象的重大课题，并愿竭尽全力帮助，使我深受感动与鼓舞。难以预料的是，半年后大砥先生却不幸去世，此事只得暂时搁置了下来。我想，今后无论结果如何，历史将不会忘记这位曾较早筹划并愿资助“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史”研究项目的有识之士的。
2024年11月9日，《四川知青史（三卷本）为什么获此奖项》一文在《知青问题研究》中刊出后，大砥先生随即点评到：“《四川知青史》的成功编修出版，应当重温借鉴！这一成功案例为中国知青史研究和出版发行，提供了范例，谢谢！为毛泽东时代精神的传承做出了贡献，致敬！”而后，大砥先生还大段地摘录了该文的获奖理由要点。可见其对该书的评价，以及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的期待与希望。大砥先生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充满自信，饱含其中。
以上仅是我与大砥先生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进行学术交流中的一些片断或点滴，用以深切地怀念我的好同志、好兄长赵大砥。
赵大砥精神永存！赵大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孙成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
2025年11月2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