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世纪审判不仅为记录“历史是什么”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任翀 时间:2025-09-02 点击:
这是东京审判现场，梅汝璈为后排右四（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上海拥有全球唯一以战后审判为主题的学术机构，不仅要记录“历史是什么”，更为了告诉世界“历史揭示了什么”
本报记者 任翀
“弟因奉派参加审判远东战犯，即将赴日一行，短期内恐不能返校所任政治系教授职务，拟请自二月份起，准予解卸。”在复旦大学校史馆中，陈列了这封梅汝璈写于1946年1月底的辞职信。在递交辞职信一个多月后的3月19日，他从江湾军用机场出发，飞抵日本东京，投身于这场世纪审判。
上海与东京审判的联系不止于此——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和美军各自在上海设立军事法庭、惩处侵华日军战犯。
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在上海组成，主要成员出自上海：法官梅汝璈时任复旦大学教授，检察官向哲濬时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其他绝大多数成员毕业或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圣约翰大学。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美国人季南于1946年抵达上海，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
2011年5月，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在上海交通大学挂牌；2017年，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应运而生。上海拥有全球唯一以战后审判为主题的学术机构，不仅要记录“历史是什么”，更为了告诉世界“历史揭示了什么”。
一
上海昆山路146号，如今是上海财经大学昆山路校区。校区里有一栋4层小白楼，外观已有些陈旧。西式拱门上，简洁的雕刻花纹似乎在诉说它的过往。
80多年前，这里曾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最有名的法学高等教育机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所在地。
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17名代表中，有10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包括检察官向哲濬，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日+奥），助理检察官裘劭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检察官翻译及秘书高文彬，检察官翻译刘继盛、郑鲁达，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
梳理中国代表团成员收集整理的证据，可以从侧面看出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而非“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每一个被判决的战犯，都基于严格的法律程序和翔实的证据。
庭审记录还原了以向哲濬为代表的中国检察团队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唇枪舌剑。仅1947年10月6日针对被告原日本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的罪行，就辩论了一整天。检方出场人及其辩论次数是向哲濬25次、倪征（日+奥）31次、桂裕5次；辩方出场有5人，辩论92次。最终，在中国代表团检察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用翔实、有力的证据，让日本主要战犯得到了应有的判决。
以东京审判为代表的战后审判被认为是现代国际法治的基石之一。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院长、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齐红说，现代意义上的战争罪行审判始于二战后，确立了以犯罪个人为起诉对象，以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为管辖权，以特设法庭为审判机构的模式。由此开始，世人逐渐建立起国际法治的共识。
二
东川路800号，是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在校园西南角有一栋徽派小楼，白墙黛瓦，马头墙高低错落。小楼门口，两块铭牌诉说着小楼所承载的历史厚度——“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古色古香的内部空间里，布置了一个战争审判展，包括东京审判的重要阶段、重点照片，以及研究院出版的主题书籍。
1948年东京审判结束，中国代表团中不少人回国后决定留在上海。他们中有的回到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有的接受了其他高校的聘书，也有的继续律师生涯。于是，与东京审判相关的鲜活记忆、第一手资料，很多都留在了上海。
多年后，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但童年的一幕始终在心头：
那是一台“雷明顿”牌的古董机械式英文打字机，父亲常常在这台“雷明顿”前一坐就是大半天，“嗒嗒嗒”地敲打出一页又一页英文资料，为东京审判做准备。向哲濬从东京回沪后，直到1987年逝世，很少提及自己在东京的经历。
自2005年起，向隆万开始东京审判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2010年，他主编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出版。2011年，在各方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向隆万出任名誉主任。
随着研究中心成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因为“东京审判”这个话题聚集到一起，希望通过系统的研究，还原历史，警示未来。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特聘教授程兆奇说，战后审判是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和伴随着侵略的暴行的总结和盖棺论定，是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的最重要基石。
开展东京审判以及战争审判研究，既是爱国主义教育，更有维护东京审判成果的重大使命。深入研究东京审判等重要遗产，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今天和未来人类社会防止战争、保障和平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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