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展览中心的前世今生
来源:春风满室 作者:丘保华 时间:2025-08-22 点击:
上海展览中心（Shanghai Exhibition Center）亦称上海展览馆，位于上海市中心静安区延安中路1000号，北靠南京西路，南依延安路高架，东起威海路林村，西到铜仁路。共占地93，000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80，000平方米。上海展览中心与我有些缘分。小时候，我常跟父亲到展览中心北面的友谊会堂看电影。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大厅里天鹅绒的幕布和典雅的灯光透出少有的奢华，二是电影是“内部的”，诺大的礼堂里并没多少观众，更显得弥足珍贵。一晃几十年过去，我的人生从序幕走向晚年，我却落脚在这展览馆附近。尤其是近十多年，全国性的书展年年夏天在这里举办。于是乎，有几年，我几乎天天泡在里面“爬空调”，一方面是买书，另一方面是看看我所关注的文化名人，听听他们的奇谈怪论。莫言、张召忠、王安忆、陈村、梁晓声、梁文道等都是让我在这“见到了活人”。可惜的是，近几年书越来越少，书展越办越差，我也很少光顾了。只是，这“缘分”让我好奇它的前世今生。
谈到上海展览中心，首先是它的选址。资料记载，大厦的旧址是英籍犹太人哈同的私人花园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而哈同是近代上海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犹太裔房地产大亨。1901年后，哈同开发经营南京路时(占有南京路地产的44%)获得巨大成功，遂于1904年开始在静安寺路购地300亩，花费70万两银元兴建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爱俪园。爱俪园布置曲折、建筑闳丽，是典型的中国式园林，为当时沪上私人花园之冠。哈同又是“进步人士”，对当时的进步、爱国人士有所帮助。爱俪园既是哈同夫妇长期居住的地方，也是当时上海社会名流和政界要人经常聚会的地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回国曾在爱俪园小住，之后到南京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章太炎与汤国黎女士的婚礼也在园中著名的天演界举行；而护国运动功臣蔡锷将军在东渡日本就医之前曾在园中养病。抗日名将何应钦，以及后来不少青年才俊、名媛淑女都受过园内资助。哈同对中国古典文化极其热衷，在园内创办了仓圣明智大学。仓圣明智大学是一所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日制学校，学生的膳食、住宿和学杂费全部由园内提供。学校课程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字、古董和典章制度，聘请的学者包括王国维、章一山、费恕皆、邹景叔等。国画大师徐悲鸿也曾是这里的学生。学校还曾出巨资收集河南安阳出土的大批甲骨，并请著名学者罗振玉等在爱俪园进行整理。仓圣明智大学可以说，中国的不少甲骨文专家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之后，哈同与其夫人罗迦陵相继去世，太平洋战争爆发，哈同花园被进入公共租界的日军侵占，几经战乱逐渐荒废。 星移斗转，现在巍然耸立在这里的是上海展览中心。我把它称为新中国初期的“上海一大建筑”。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有所谓“十大建筑”。那时，尽管没有北京那么高调，上海也在原哈同花园的风水宝地上建起了一幢欧洲风情，海派特色，至今都算拿得出手的建筑----中苏友好大厦。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该建筑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1952年，政务院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访问苏联。在谈判中，苏方提出在中国展示苏联的建设成就，包括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建筑艺术等。为此，中央决定在北京、上海建设苏联展览馆，以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于是，苏联派了建筑专家来我国帮助设计和施工。
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拟选了三个地方作为展馆馆址：一是文化广场， 二是哈同花园旧址， 三是大华农场。最后与苏方展览馆筹建负责人商定，在哈同花园旧址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场馆，定名为“中苏友好大厦”。不过，这在当时只是个意向。据亲身参加过该工程建设的人士回忆（注：源自 “辉煌在历史的细节里 纪念上海展览中心（原中苏友好大厦）建成50周年”， 2005年。作者：劳旺、劳叶。）：1954年4月中旬，苏联专家、建筑工程师郭赫曼来上海考察铜仁路哈同花园现场。在欢迎宴会上他喝醉了酒，竟然说出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可在当年5月1日开工的“大话”。他的话立即博得了全体来宾的热烈掌声，且第二天一早，解放日报就登出了头条大字新闻“苏联专家郭赫曼说上海中苏友好大厦5月1日开工！”而事实是中苏友好大厦当时连设计草图都没有！郭赫曼第二天酒醒后知道了这个特大新闻，慌忙告知俄方政府，而俄方认为既然新闻已经发出，就必须按时开工！
当时距5月1日只有19天，上面决定5天内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设计方案定下来。上海派有关人士和工程师急赴北京，参与设计。苏方工程师安德烈耶夫先设计了一个中国式宝塔形的展览馆方案，被中方否定。7天后，通过这支设计队伍日夜奋斗，竟然将中苏友好大厦百分之一的设计方案图完成了。按照大厦的主要设计人安德列耶夫的要求，大厦要具有古俄罗斯风格。
莫斯科大学早在15世纪，俄国的建筑师就有一种建筑倾向，希望其顶部向上，高耸入云。以后他们又追求建筑外形的美观，强化建筑的装饰，逐渐形成了结构清晰、对称、多层、细部考究、装饰性的“莫斯科的巴洛克”或“纳雷什金风格”。另外，该建筑还要具有被西方称为“斯大林式建筑”的意识形态色彩，指斯大林时代（1933-1945）发展并大量运用的一种建筑风格，强调为“赞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秩序”做出贡献。于是，一颗红星夜空高悬，精致的核心建筑由上至下层次分明，并与两侧的塔楼遥相呼应，基础设施平稳铺开的建筑格局成为共产主义领袖们心中梦幻的现实体现。
北京展览馆就这样，5月1日正式开工了。设计是这样，建设工期也只给10个月，以体现“社会主义高速度”。为了“抢时间，争速度”，施工采取平行流水和立体交叉相结合，在施工过程中创造高层移动脚手架等新技术，大大减少了搭固定脚手架的工时。在中央大厅基础工程中，为了省时间，干脆不打桩，用钢筋混凝土浇捣，制成长宽各45米，厚1米，高7米的大箱底，然后在此箱底上盖大厦。当时还没有振捣机，只能用钢钎手工捣实混凝土。这个箱型基础就是以三天两夜连续作战的方式“拼搏完成”的。大厦的“奇迹”还体现在中央大厅上空的镏金钢塔以及塔顶的红色五角星。塔顶离地114米，比当时上海最高的国际饭店还要高出20多米。这座钢塔由华东建筑机具修造厂承制，全长51.8米（包括红五角星及框架支座）。 整个塔身还用1300张0.7－0.8毫米厚的紫铜皮，压上花纹，包住塔身，然后在紫铜皮表面镏金，用去黄金300两，水银2400两。五角星用钢框架制成，镶嵌10毫米厚的红色玻璃，内装125只灯泡。总重32吨的钢塔和五角星，自中央大厅一次提升至高空，顶点与钢塔垂直中线偏斜仅5厘米，为总高度的千分之一，“完全合乎设计要求”。与北京的“十大建筑”施工类似，政府在正式施工的同时，也组织了大量义务劳动。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新奇迹”之后，“中苏友好大厦”于1955年3月15日正式对外开放。
说声“奇迹”很容易，这“社会主义高速度”却给建筑埋下了诸多隐患。几十年后，该建筑出现不均匀沉降、变形、裂缝等，混凝土也存在蜂窝、麻面、露筋酥松、碳化等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该建筑的沉降、倾斜、裂缝现象日趋严重，最严重的要属序馆，沉降竟达1.9米！另外，由于上展中心承担了繁重的会务和展出业务，原来的停车场地已经不堪重负，根本不能满足场馆的要求。于是，于2001年， 经上海市政府立项批准，对该建筑又进行了全面修缮和加固。完工后，媒体上依然高调：“五十年不走样”。 中苏友好大厦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可以从它开始的命名和正门前的雕塑看出来。也正因为意识形态色彩过重，这个大厦不久就陷入了尴尬。中苏不再友好了，大厦的名字一会是“上海展览馆”，一会是“上海展览中心”，目的就是想抹去历史的痕迹。但北面的大礼堂还是“友谊会堂”，你当然可以将其理解为“国际友谊”，但老年人一看就会想起过去“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大厦正面的雕塑怎么看还是“苏联人”，而且还是那种我们过去看惯了的手舞象征科技的原子图的“工农高大形象”。
自“文革”以后，中苏早已不那么“友好”，但这个展览中心的作用并未丧失。当时的“上海工业展览”就在这里举办。展览中，上海牌小汽车，万吨水压机独领风骚，在媒体上是和“争气”、“爱国”、“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联系在一起的。文革后，展馆的运作也越来越市场化。一方面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每年一度的书展以及各种文化、艺术展出，另一方面也有汽车、房产的展览和招商，我甚至在“全国副食品展销会”里买过菜。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大厦拿出了新姿态。1987年，在友谊会堂前面立起了法国著名雕塑大师阿曼的作品---飞跃的马。该雕塑具有未来主义风格，描述了奔腾中的马的动感和韵律。这倒也打破了早期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政府的现代意识和开放胸怀，也帮助夹风带雨走过了70年的上海展览中心昂起首来期待明天。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