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豪门叛逆靳怀刚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靳力明 时间:2025-08-18 点击:
父亲是1930年进南开读初中的，第二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很快就沦陷了。不久日军又策动了“天津事变”，天津局面大乱，学校停课，日军在租界与华界的大街上肆意搜查打骂行人，使父亲对日军侵略非常愤恨。更使他义愤填膺的是，南开中学后面不远处是一片空旷地，日军在那里建了靶场，枪炮声终日不断，搅得同学们无法听课，全校老师学生都非常气愤，而当局不闻不问。对于日军的种种劣行，他和同学们经常抒发议论。在南开四年，他接触了一些进步的老师和同学，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并接受了这些进步师生的爱国主义宣传和革命新思想的宣传，革命觉悟逐日萌发。这时封建旧家庭里发生的种种矛盾，使我父亲内心痛苦，既摆脱不了，又理不清剪不断。上高一时，他离开天津，随祖父到了北平。大家庭种种矛盾让他感到绝望，于是，悲愤之下走了自杀的路，幸被救过来。被抢救过来之后，我大祖父（靳云鹏）再次劝他出国读书，不让他再参加学生运动，被他拒绝了。父亲对这个大家庭早已失去了信心。事后父亲也想开了。他说：“我何必去白白地充当这个黑暗社会制度的牺牲品呢！”
后来父亲在天津，又遇到了南开老同学李立知（南开读书时叫李金榜，塘沽人）、邝炳耀等人，他们的抗日热情、革命激情，深深地感染着他。 在进步同学的劝导和帮助下，使他坚定了冲出这个封建大家庭，投身革命大洪流的决心。
1935年父亲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 爆发不久，19岁的父亲在抗日民族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毅然弃家赴国难，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在延安抗大时与李立知（左，抗大马列主义教员）的合影，1938年。
他先奔赴延安抗大，后又挺进敌后鲁南抗日根据地，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前线。革命斗争的锻炼，使他这个豪门叛逆，从一个旧时代的大少爷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出色的八路军战士，一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人生道路上，按我父亲自己的话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回首我所走过的路，大体就可用这两句诗来概括。”
“文革”前，在家里父亲从来不谈自己的事，有关家庭旧事，还是我偷看了父亲的自传才知道了一二。他的革命事迹也大多是从他的老战友那里听到的，直到后来他受人之托，写了几篇回忆录，我就知道得多了些。他的那些老战友们说“打游击时他可是个传奇人物，人家骑马，他骑电驴子（即摩托车），还可以边骑着电驴子边打路边的电葫芦（电线杆上的瓷瓶），一打一个准”。我知道这是在说父亲在鲁南军分区当敌工科长时的事，那时他领导着包括铁道大队（铁道游击队）、武工队在内的好几支抗日基层战斗组织。父亲的骑术（包括自行车）也确实了得，退休后（七十岁）还当我们面表演双脱手定车技术，这是后话了。
他退休后，听他说起，在去延安前他曾被分配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吴堡）给林伯渠当报摘文书。当林老知道他姓靳，又是山东人后就问：山东有个靳云鹏、靳云鹗，你知道吗？父亲说：那是我伯父和父亲。林老惊奇的好一会儿才说：军阀的儿子怎么也跑到共产党这里来了？父亲说：我是平津学生，民先队员。随后就把自己冲破家庭阻力投身革命的过程告诉了林老。林老说：革命队伍里出身不好的人很多，家庭出身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人生道路却必须由自己选择。林老说：北伐时他是北伐军第四军的中共代表，打汀泗桥时，他感到在北伐中遇到的能打仗的军阀就数靳云鹗，又说：大军阀的孩子都能来参加革命，这可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
父亲于1996年去世，生前他曾历任过多种职务：八路军入鲁干部队党支部书记兼副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12支队第1团政治委员。八路军115师军区工作部民运科科长、115师后方政治部主任、鲁南铁路工委书记、鲁南铁路局局长、华东军区三兵站处处长。
1949年后历任解放军南进支队接管上海工作队中队长、军事特派员、公用局常务付局长兼公交公司总经理、交通运输局长、吴泾焦化厂工程总指挥、隧道工程局党组书记兼局长、环境卫生局局长、上海环保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和上海市人大常委等职。
1949年后历任解放军南进支队接管上海工作队中队长、军事特派员、公用局常务付局长兼公交公司总经理、交通运输局长、吴泾焦化厂工程总指挥、隧道工程局党组书记兼局长、环境卫生局局长、上海环保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和上海市人大常委等职。
父亲历任过党和上海市政府很多职务，一直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记得他在市人大时，为了解决上海市民能饮上清洁水，和市建委主任两人乘公交车亲自到上海长兴岛“青草沙”水源地踏勘。晚上回家看他一瘸一拐，问他怎么了。他说：“下公交时，腿软摔的”。一看，裤子膝盖处的血都渗出来了，那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2016年12月于上海
图文均来自于作者
责任编辑：林嗣丰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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