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人的故事《往事未如烟 》真情存如血
来源:农场人 夕阳之家 作者:朱绿田 时间:2025-06-10 点击:
作者的： 原长征农场工业公司 朱绿田
我是66届高中生，1968年被分配到长征农场十一队，1979年在长征灯泡厂正式定干，1985年大学毕业以后调到长征农场工业公司计划财务部，1988年调干到上海市审计局工作，直至2002年55岁时正式退休。我35年工作生涯，其中有整整20年是在长征农场。从青春风华正茂时走向笑对春秋不惑年，我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长征农场。
我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那场波澜壮阔的运动开始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被排斥在所有政治活动之外。无论我怎样努力，最后都会遇到在我的理想追求和美好愿望之前，永远有一道无形但却是无法逾越的高墙。可以说，我是以一个政治弃儿的心态，怀着将永远面对灰暗人生的忐忑心情，被迫而无奈地来到农场。但是，恰恰是在长征农场，广阔天地打开了我紧紧封闭的心扉。每日里，与老职工和知青们和睦相处、真诚相待，慢慢抚慰了我那伤痕累累的心灵，增强了我笑迎人生的信心和勇气。
我刚到农场时，根本想不到自己最后能够成为一名国家干部。我是在农场里坚定了人生的态度，重拾了奋斗的勇气。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为能够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在长征农场20多年的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也遇到过坎坷和不公。但是我更多地看见了人性的善良和真情，找到了相伴一生的爱情，结识了惜才如金的伯乐，遇到了体恤下属的领导。那难以忘却的一幕一幕，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融化在血液里，今生今世永远不会忘记。
我在农场找到了相伴一生的爱情
当得知我这个政治上的“灰姑娘”被分配到农场工作时，我竟然有过总算可以不再被“伤害”的窃喜，有一种终于被解脱了的释然。而对今后的人生，我无欲无求，心静如水。所以刚到农场时无论劳动还是开会，我很少主动讲话。
66届高中生，是第一批分配到长征农场的老三届知识青年，领导对我们这些有知识的新职工很重视；老职工对我们精心照顾、热心指导，很快就与我们打成一片。我被分配到大田班，在我们小队里，有一个年龄与我们相仿，却参加过早期围垦的老职工特别引人注目。他叫沈石安，是一个高挑、精干、助人为乐的年轻人，尤其喜欢与我们新职工接触。
有一次，小队长布置我跟沈石安一起去为将要新开的水渠进行测量和放样，我做他的助手。虽然我平时话不多，但只有两个人在田间劳作，总不可能一句话也不讲，慢慢我放下了戒备，和他聊了起来。我很谨慎地说了几句话，他就好像明白了什么。休息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其实他也是一个无法与别人随便讲心里话的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讲述他自己的经历。
收割过的大地，沐浴着金色的阳光，秋风微微拂面，带来一阵田野特有的沁人心脾的馨香。我沉醉在美景里，漫不经心地听着沈石安讲述他的故事。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思绪完全进到他的故事里，随着他平静地讲述，忽而担心，忽而可惜，忽而揪心，忽而伤心欲绝。没想到他的遭遇竟然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还是笑对人生，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光明的未来。
从初中毕业我懂事开始，除了母亲，我不再轻易相信别人，我很少向人敞开心扉，而是将自己的情感禁锢在内心狭小的空间。但是从那一天与他聊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未来的生活进行抉择。沈石安和我有相同的命运，类似的遭遇，痛苦的经历，唯一的差别是我读到了高中，而他在初三时被迫辍学。共同的语言，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虽然我们的交流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我们之间却有了越来越多默契和信任，产生了炽热的情感。终于我们相约，如果还有下一次磨难来临，我们将一起共同面对。这就是我们的誓言，也是我在农场找到的爱情。
很多年以后，有人当着我们面说，你是大学生、公务员，老沈是老百姓，还没文化，典型的鲜花插在牛粪上啊。他倒是坦然地说，嫁给我，绿田有点亏。可是我却说，沈石安书是少读了一点，但是他绝对有文化！他有责任、肯担当、知廉耻、懂感恩，他很好地秉承了忠孝礼仪廉的传统文化。而且因为书香世家的严厉家教，他从小就有教养、知轻重、懂规矩。虽然命运多舛，但一辈子洁身自好，没有任何恶习。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世界集邮知识方面的研究，达到很高的造诣。嫁给他其实是我福气，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嫁给他。
我在农场结识了惜才如金的伯乐
1973年，我担任了灯泡厂会计。会计是一个特殊的岗位，在业务上需完全接受场部财务科的领导。场部财务科长谢志良是原来财政局的下放干部，他身材微微发福，和蔼可亲，会让人自然产生一种面对老法师的敬畏和压力。虽然在各种财务会议上我早就与他熟悉。但真正与他走近，却是在灯泡厂请他帮忙到市财政局四分局找关系申请生产资金的时候。
跑资金，是一件苦差事，要在财政局和农场之间无数次奔走。在往返的船上，谢科长总是利用空闲时间指导我财务知识，他对我的接受能力和理解反应速度极为惊讶，给予高度赞赏。当他仔细了解了我在学生时代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以后，他沉默了。很久很久才低声说了一句：你不上大学，可惜了。
1983年初，已调往上海农场局审计处的老科长谢志良，辗转场部财务科找到依然在灯泡厂工作的我。他告诉我，农场局与刚刚恢复的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将要联合开办一次专门针对农场脱产干部会计专业的专修班，但是一定要先参加农场局为这次招生专门组织的“高复班”才能参加考试，希望我能够把握机会。想不到老科长竟然还记得我应该上大学这件事，亲自将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我。
参加高复班每个月都要花一定时间去上海上课，灯泡厂无法满足我的要求，我很不甘心，但也只能作罢。没想到谢科长知道我没去高复班以后竟然比我自己还要着急。虽然远水不救近火，但他可以在上海时时关注这次招考的动态。5月份他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局里考虑基层情况，与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协商，同意没有参加高复班的人也可以报名参加考试。谢科长欣喜若狂，
第一时间就赶快把这个信息告诉我。这时候离考试时间只有两个月。如果谢科长没有告诉我这个信息，虽然，我也会在很久以后得知这个消息，但是我将失去起码的复习时间而无法顺利通过考试。那年，对我这个66届高中生来讲，高考已经是末班车了。惜才的谢科长竟然为我赢得整整两个月的复习时间，如此大恩大德我岂敢辜负。我立即决定参加考试。
很久很久没有翻过高中教科书了。不能去高复班，就拿不到复习资料，仅仅凭我的记忆，能够顺利通过考试吗？我的心里真的一点没有底。就在这个时候，党支部副书记傅爱凤给我送来了当年高复班的地理、历史、语文、政治复习资料，虽然少了数学的教材，可是对我来讲这就是及时雨呀。在我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般拼命复习的时候，傅爱凤全程关心我的情况，无数次为我打掩护，偷偷为我提供方便，这种超越一般朋友的知心帮助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经过两个月的拼搏，我终于来到了考场。200多位考生，像我这样没有参加过高复班的只有几个人。最后我成为被录取的40位学员之一。有意思的是，我没有复习过数学，凭借原有的记忆，就轻松地通过了合格线。
1983年9月，我终于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课堂。如果没有惜才的谢志良老科长，没有知心朋友傅爱凤的相助，我能有今天吗？
我在农场遇到了体恤下属的领导
在我上大学期间，我把女儿带到上海，挤进母亲栖身的陋室以借读的方式继续上小学。1985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农场，被安排在长征农场工业公司计划财务部。女儿继续留在上海借读中学。母亲已经80多岁，而女儿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将这样的家人留在上海我怎么能够放心？工业公司的领导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从此，但凡有上海出差、开会的任务，领导总是尽量安排我去，为的是可以让我在工作之余回家看一眼。工业公司领导对我这样的特殊照顾，持续了很久很久。
上海市区与崇明海岛，隔着长江天堑，改革开放刚刚不久，通讯依然落后，交通很不方便，万一上海那一老一小有点什么情况，我该怎么办我又能怎么办。母亲越来越老，女儿越来越大，思念和担忧逐渐成为我主要的思想负担，越来越严重。 1988年初，有关部门在农场局党校举办外贸出口学习班。规定各农场主要负责人必须参加，主要生产单位需派专业干部参加。根据通知要求，场党委书记朱文达和我代表长征农场参加这次学习班。
朱书记是农场局局管党政干部，从东风农场调来长征农场担任党委书记。平时在场部，我虽然能够遇到他，但是级别相差太大也不熟悉，所以之前一句话都没有与他讲过。朱书记是一个睿智型的领导干部，平易近人，关心群众。我和他两个人参加学习班，学习之余他习惯性地要关心一下我的工作、家庭等等。我满脑子思想负担，自然地就讲起我的困难，焦急而无奈。没想到，朱书记突然对我说，正好开会在上海，走！带我去你家看看。
朱书记来到我上海简陋不堪的家，回头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家就是这里？他亲切地向我母亲问好，询问老人家身体怎样，嘘寒问暖就像邻居家的大哥。他看见我16岁的女儿羞涩地站在一边，又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在上海借读情况怎么样，学习成绩好吗等等，当他听我女儿说今年就要考高中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送朱书记回家乘车的路上，他对我说，你这是特困呀。他问我知不知道农场每年有几个解决特困干部的指标？我很惊讶，有这样的事？我真的不知道，朱书记说，你回到农场就打报告，我来批！把个人的实际困难解决了，才能轻装上阵，在哪里不可以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出力？我激动地看着他，心里百感交集。回到农场，朱书记果然亲自批准了我的申请报告。只要能够回上海照顾家人，我根本不考虑什么待遇好坏。
1988年春，我了解到刚刚成立才几年的上海市审计局，是一个只有赤膊工资的清水衙门，那里需要大量有财务经验的干部，立即主动联系商调。市审计局6月份来农场外调，7月份就正式发出了商调函。没有想到，一路顺利走来，却在农场中层职能部门坚持僵化思维的一些做法面前遇到了障碍。8月份连我女儿按照政策将户籍迁入上海的事也办好了，而我却还没有商调成功。最后，在朱书记和工业公司领导的干预下，到10月份，我终于回到上海市区工作。
我与朱书记认识只有两天，但他这样一个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大领导，却主动帮助我解决了我当时最大的困难。我离开农场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向朱书记当面表示感激。但是那两天朱书记与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牢牢地记在心里。每当看见体恤群众的好干部事迹，我的脑海中，总是会跳出党委书记朱文达那张亲切的笑脸，久久不会消失。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