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文学始到知青文化兴 一对知青文化五十年流变的分析
来源:原创（内蒙知青） 作者:李琦 时间:2025-05-22 点击:
（各地捐赠给江南知青博物馆的知青题材的书籍）
分析这独特的一代，如果说过去它更多地是影响自己的话，那么现在则更多地影响着社会并开始影响着历史。这种影响以其独有的激昂与悲壮，浓墨重彩于共和国的史册之中。这种影响也激励着我试图对五十多年来知青文化的流变作一探析。我知道这种大工程对我而言，力不从心，但我更知道，我若不去尽力，则更不从心。
一、充满激情的青春实践
1、 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通常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对社会影响的深刻程度，二是参与事件的社会成员的数量级。文革时期的下乡知青涉及1700多万人与近亿的家庭人口，历时十年。有人曾讲：“翻开一部历史，可以看出，不论中外，每一次社会革命都是青春的激荡”。革命仿佛是年青人的专利。上山下乡是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是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接续，但革命的对象却由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走资派”，回归到了自己。这是一。从城里校内一下子被推到了艰苦而遥远的农村边疆，由学校人仓促转成社会人，由家居到独立。这是二。在与工农相结合与接受再教育的形式下，实现了由学生到知青的身份转变。上山下乡这股由红卫兵发端激荡的洪流不管将夹带多少泪水，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在异地他乡落户了。它是浪漫革命的终结，又是艰苦革命的开始，也是知青文学与知青文化最初的孕育地。
2、 十年中，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受教育，受锻炼，也受磨难。在这期间，最早反映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出现了。我手头就保留着1972年的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疆战士》(报告文学集)。在黄土高原的延安，反映知青生活的书籍《知识青年在延安》第一集于1971年9月出版，1972年11月又出版了《知识青年在延安》第二集。由于当时社会文化凋敝和思想束缚，就是这样的从“正面”讴歌上山下乡好的书籍也不会很丰富，但这几册比较典型。
在充满激情的青春实践和“八个样板戏”影响下的知青生活中，有没有“文化”意义上知青文化的显现呢？严格的讲，没有。基于两条：一是那时的知青文学作品属于“事迹性”宣传，主要目的是配合政治风潮和形势需要，应当说，在知青英雄人物身上，就其事迹本身确有勇敢激励的影响力，他(她)们本人也都值得尊敬，但又确是“榜样文化”的延续和扩展。当时树立的张勇、金训华、孙连华、朱克家、柴春泽、蔡立坚等一大批各地知青典型，他们都是知青群体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但实事求是讲，又充满着时代的特殊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有知青文化因子，但构不成知青文化的主体，加上知青自身的历史还很短，还没有形成有特质的文化内涵，不是一种代际文化的结晶体。因此，从他们的身上不会像沈从文、鲁迅笔下的人物那样，可以透视出民族、阶层的历史背景。在那个时期，知青中有各式的宣传队、文艺队等文化组织，自编自演反映知青生活的节目。那时，也有少数知青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梁晓声、张抗抗等一批后来在知青文学创作上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他们热情而有理想，聪颖而又勤奋。从兵团举办的创作学习班起步，集中时间学习文学创作，有的还能得到长达一年的创作假，这真是普通知青想都不敢想的“待遇”了。但那时的知青作品因先天不足，一出生就消遁了。他们的真正代表个人水平的作品，则是以后的事情了。
3、 那么，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化就全然没有表现了吗？我认为，基本上是一片思想与文化的沙漠。一定说有，就象把八个样板戏也说成“文化”那样，可以把知青的“文化生活”追求当作文化来看待，演唱样板戏、快板书、三句半等农场宣传队的活动也可以充一下数，但太勉强了，就像硬把麸子说成粮食一样。
上山下乡的后半段，理想主义的激情开始退潮，知青们经过几年的打磨，思想已从天上回到地上，回到现实主义的土壤上来。其诱因有两条：一是少部分知青通过病退、选调上学、转移他乡等方式，离开了土地农村，从而大大动摇了知青的扎根信念；二是经过几年风雨、政治动荡、个人坎坷，对扎根边疆的前途产生了困惑，特别是生活工作在最基层连队，那种停滞、封闭、苦闷的微观环境，让知青悲观情绪滋生并蔓延。多数人是处在“混与干”或“留与走”的矛盾状态，少数人开始寻求思想上的突破，他们在现实条件的禁锢下，开始了最初的灵与肉的挣扎。在那种状态下，尽管有官方主导的知青先进典型的宣传，但单薄而不真实。知青思想的苦闷与活跃，伤感与希望，现实与无奈都交织混杂，与其说是文化现象，不如说是思想状态，很难用“知青文化”来笼统表达这一时期的知青存在，尽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文化。每当有人离开，就给留下的人带来刺激与伤痛，仿佛群雁在变成孤雁，担心候鸟会变成留鸟。广袤的黑土地拴不住一颗颗躁动的心，思想还不足以成熟为文化，夹带在思想中的文化则不足以承载对“那时明月那时情”的概括，文化只是星星点点的种子，还没有适宜的气候来临。
知青群体在那个阶段上还没有来得及创造出有自己代际特征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还不具备“文化”辞义上的内涵。作为文化基因，它还处在胚胎生成的过程中。但是，以后的知青文化的全部信息密码已经在排列组合中，它没有显性的形式，却有了隐性的内涵。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时而陷入焦虑，为了不确定的明天；时而又无奈的认头，为了仍是现实的存在。这种交织的心态令人煎熬，像个正在等待判决的人，等待本身已经比判决结果更难受，盼望有个结果，哪怕最坏的结果。追求与苦闷，期望与失望，谨慎与放纵，这两种完全相悖的状态，可以在一个人，在一群人身上，在同时空中并行。
就在这一时期，各地知青群体之间的处境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他们在思想上的动荡与生活的动荡也随之变化，分野出现了。先是插队知青因1971年前后出现大批选调而发生命运的转折，或看到了新的希望。一批又一批已经下乡二、三年甚至六、七年的文革前下乡知青，兴奋地从村庄走向城镇，从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学校，虽然对许多人而言这还不是终点，但确实是转折，从大环境上改变了生活命运的人们，有了归宿感与知足感。正是在这个阶段，大批选调知青开始结婚成家育子，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开始了。
4、 在内蒙古，沿着长长的京包线与包兰线两侧，在乌海、包头、呼市、集宁、丰镇、赤峰等二三线城市，到处可见外地知青的身影。我的两个亲兄长和相识的许多“发小”、朋友，都是在这个阶段成家的。这一时期，是他们的稳定期，工作、生活、社会交往已经趋向正常化，处境与文革前毕业分配到这些地方的大学生无异。他们离开了农村，仍保持与原下乡地的知青联系，不仅如此，甚至因为所在单位里还有许多来自四里八乡的各地知青，他们的认识与交际范围反而更广泛了。
此时，还有两大知青群体在浮躁中。以地域上分，一南一北，即云南与黑龙江。从体制上讲，都是兵团(农场)，因为拿着微薄但稳定的工资，没有插队知青那种大批选调的任务。尽管有少数人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返城了，但是大多数人还在那里。
在这种思虑“回家’的前提下，一切思想与文化相关的创造力都停滞了。他们有时间却没心情思考未来的路，他们在主观上不知道自己在无形中书写着凄凉的历史一页，那曾经令他们热血沸腾的崇拜图腾似的精神力量，已退入心灵一角，没有丢失，但遗忘了。人们已经没有情绪去翻译那些沉重的密码。
（中）
二、用文学作品表现知青文化的时期
1、 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充分认识，往往不是在事件的进程之中，而是在其结束以后，甚至相隔久远。返城后的知青们不论是选调还是病退、困退，不论是回到故乡城市还是进入他乡城市，生活环境与节奏都发生了新的转折，由精神生活的空虚与麻木转入物质生活的纷繁与忙碌。此时忙工作、忙上学、忙成家、忙孩子、忙老人、忙房子、忙补习，忙一切城市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成了当务之急。这是他们最埋头务实的阶段，就象一群误了时节的农人，忙着翻地、补苗、补水、锄草、追肥……抬头看不见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低头顾不上情系北大荒，怀恋大草原，思念黄土高坡，他们紧张得没有回望的时间，浪漫的空间。知青第二代大多是在这个时段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许多知青人在迟到的季节里重头再来，还想有所收获，哪里顾得上那些。因此，绝大多数人都在平静的水面下努力，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用文学作品的形式表达着知青文化的早春的浪花。
打倒“四人帮”以后，在全社会反思“文革”、批判“四人帮”大潮涌起的同时，“伤痕文学”包容下的知青文学出现了，它们以反思的视角最先涉足知青领域。继《伤痕》后，描写海南岛知青生活的《在小河那边》，粱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拖着病体的北京知青史铁生以他陕北插队生活为背景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等一批作品，相继问世了。我作为知青里的幸运儿，那时正在大学里读书，我是学经济的，但阅读知青文学作品，成了我一门不用考试的主修课。我感动着、思索着、回忆着，读着读着，竟流下了眼泪；读着读着，竟朗诵了起来。我那入神的痴态，以至把同宿舍的同学吓了一跳: 这老兄够投入，还多情善感的!
2、 应当说，那时的知青文学作品相对较少，更轰动的是张贤亮、张一弓、王蒙、丛维熙等一批文学健将的“右派文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布礼》、《北国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人妖之间》……文坛上下到处是“重放的鲜花”。和它们的影响力相比，知青文学只是刚刚绽开的一朵稚嫩小芽。
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那是沉重反思“左”的危害、反思文革、反思"四人帮”为什么得以猖狂的时代，深受其害二十多年的中年知识分子是当时的中坚力量。从这个群体中走出的可不仅是张贤亮、王蒙、刘宾雁等笔墨文人，还有朱镕基一一共和国的堂堂总理等一批政界精英。和他们相比，知青们还年轻，不仅是年龄，在经验、视野、理论、思考能力等，都不在一个档次上。在阅历上，他们也有质的差别，在前者中间有许多大知识分子，而在知青中连小知识分子都称不上，虽然冠以"知识青年"的名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后者承受的苦难无论在精神上、肉体上都无法与前辈相比。他们相隔着一个高高的台阶，但又相连着。前人终要由高向下，后者终要后来居上。尤其是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与感受，也需要有属于自己的诉说，只是还没有找到最贴切、最充分又最普遍的方式和语言。只能由其中极少数的佼佼者，用文学的方式表达着知青文化的早春信息。尽管作品中仍有那个时代的思想印迹: 理想化与英雄主义情节，悲壮又高亢，忍耐又奋斗，用感性表达理性，用激情表述深情，有点像另类的样板戏。但不论怎样，它开始掀开知青文学大幕的一角，它又是一声清脆的号角，知青文化的大潮迟早要来临!
3、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知青作家，梁晓声、张抗抗、贾宏图、肖复兴等，仅从黑土地走出来的作家就可以排成一列。他们有才华又有幸运，有人在兵团时期就在新闻宣传部门工作，有的上过文学创作班，是当时知青群体的佼佼者。偏偏北大荒又有深厚的文学土壤，十万官兵来到北大荒时，已经带来了文学的种子。在文革前，许多农场作家就创造了属于北大荒的“北大荒文学”、北大荒版画等园地。他们遇到了播火者前辈，知青的到来又壮大接续了前者。正是这些培养使他们先行一步，为后来知青文化的大开展做了铺垫，功不可没。也正是如此，他们的视野要比在基层连队里埋头农活的广大知青开阔得多，居高而视的全景式鸟瞰，激发出他们在内心深处倾情表达同代人的使命感。
但是，小说就是小说，艺术再現的聚焦过程，也必然是舍弃过程，它艺术地提练知青生活的典型角色，也艺术地删略了许多普通角色和生活。再宏篇巨制的作品，也承载不下如此波澜壮阔的时代。所以每当一个知青作品问世，往往会在赞叹的同时跟上更多的评论：这叫什么，我们比他们可苦多了……经历者的评论往往更苛刻，更中的，因为作品表现的主角往往就是他们自己，从角色中或多或少都能找到自己的经历了感受。这让我想起一位将军，指挥过上甘岭战斗的志愿军三兵团司令王近山中将。在他下放河南一农场的时候，有一次看故事片《上甘岭》，看到一半，将军泪流满面地退出了露天剧场，黑暗中，将军落泪的情形，被旁人发现了。应当说，他被剧情感动了，但更应当说，不是电影中的什么情节令他泪从眶出，那只是引子，而是剧中那些被艺术再现的艰苦异常的坑道、战场、流弹，那些令观众们已经心惊肉跳的场面，比将军麾下的将士们的亲身经历要差得多的多，不如战场上的十分之一。将军是为逝者流泪，战争那么残酷，战士那么年轻……但是作为电影的《上甘岭》无法也不可能把真实的战场、真实的惨烈一一表现出来。
像上甘岭战斗中的英雄那样，已经牺牲的战士，将永远的沉默着；从战场上活下来的人们，因为文化低，那些英雄的细节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历，因为他们难于表达出来，而埋没在历史中。因此，他们是亲历者，但又是被表达者——真正的主角——战士们只能艺术地被表达被描述。知青们上山下乡那个阶段与《上甘岭》很相似，在大多数人沉默忙碌生活时，有一群精英拿起笔来描述他们，表现他们。尽管是艺术的再现，但我仍然十分喜欢这些作家，喜爱这些作品，因为用文学去形象表述一代知青人的故事，仍具有标本性的意义。不管怎样，它留下了一代人的影子，让一代人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身影。
这种情形，让我想起一本俄国人写的书——《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上世纪初叶，俄国地理学家、作家弗.克.阿尔谢尼耶夫率勘察队，在乌苏里东岸的山林里进行为期两年的科学考察期间，用他的笔记录下生活在莽林深处的许多土著居民、猎人和汉人，其中，德尔苏.乌扎拉——这个不善言谈的赫哲族猎人，从中国天津流浪到这里的富家子弟李淳宾，这些在遇到作家之前之后都永远不会自我表达、自我开口的人，却幸运地被阿尔谢尼耶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之中，并成为我们观照那个地区那个年代的真实标本，其意义之大，难以述说。
4、 由文学作品支撑知青文化的现象持续到1990年，这一年，在反映知青生活的载体形式上，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节点。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北大荒风云录》与《北大荒人名录》的出版。它标志着一个持续至今、覆盖面广，参与者众，影响广泛的平民化的“知青文化”大潮，异常汹涌的出现了！这个自发的知青文化热，使上山下乡中的知青生活全方面、多层次、广角度地展现出来，具有最生动的故事，最质朴的语言，最真实的情感，最丰富的表达。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个热潮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运动”，它广泛深入的影响和持续的爆发力，无与伦比。它丰富、真实的史料价值，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从知青文学始到知青文化兴
一对知青文化五十年流变的分析
（下）
三、由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化的转变
1、二十世纪90年代初，当知青文学仍在精英层面延续的同时，一个以上千万知青人为主体的“知青文化热”也燎原般兴起。已入中年的知青男女们仿佛以爆发的形式，一下子又链接上沉寂十余年的知青情结，在凡是有知青的地方，到处洋溢着上山下乡时的青春气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书写昨天的一切。
据说，在中国近现代人口迁徙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是“闯关东”，前后持续了二百多年，涉及人口2200万。"闯关东"已经成为一个世代相传的故事。在东北的任何一个地方，许多土著居民追溯两代以上便可能是关内的山东、河北、河南的祖藉一一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还有一个事实，令人遗憾的事实: 有谁能从史籍书册中，为这场跨世纪的人口大迁徙给出文献的注脚? 给出一份真实历史原貌的记录? 没有。以致拍摄“闯关东"这一热播剧的编剧们，不是根据一个现实存在的家族历史，一个实在的人物生活版本来构架“闯关东"的角色，而是主观虚构出一组人物，以小说、演义的形式推展到读者与观众面前，这是多么令人扼腕的憾事啊!用文学形式组装起来并表现出去的那栩栩如生的"傲蕾.一兰"姑娘和”闯关东"的爷们儿，只能活跃在影视剧里，而不能像德尔苏.乌扎拉和李淳宾那样，还原到生活中、历史中，成为永远站立的真实形象!
这种缺失造成的历史性遗憾，可以说屡见不鲜。但值得庆幸的是，这场有上千万年青人参加过的宏大历史事件一一上山下乡，在知青一代人的共同努力下，这种遗憾没有延续下去一一《北大荒风云录》几乎是第一次以如此大众的方式，(前有《星火燎原》形式的历史记录)以如此生动、具体、个性、多样、鲜明的笔触，真实记录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态、心态、情态，全方位透视般的展现整整一代知青“闯关东”的过程。这是一个有共同经历代际群体的划时代突破，也是当今时代给予自己儿女的一份宽厚礼物。没有改革开放与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很难想像这种真实触摸历史事实的知青文化能够走多远! 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人比起闯关东的先辈们，要幸运多了!
据初步统计，多年来各类的知青文化出版物不下数千种，各种影视作品不下百部，各种知青网站，文学平台、知青群不计其数。各种自费出版的文化制品不计其数。每年全国各地由知青主办参与的各种形式的聚会、联欢、返乡，比任何一个群体规模都要广泛而庞大。这是全方位的展示，全覆盖的宣展，银幕、荧屏、光盘、报纸、杂志、舞台、餐馆、酒吧、礼堂、广场……无所不在的知青文化之花，盛开在天南地北，春夏秋冬!
这是真正的知青文化，也是真正的大众文化。从人数维度看，直接参与者、关心者众多; 从时间维度看，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延续; 从意识维度看，已从单纯的精英人物个体性反映，向群众参与的整体性反映转化；由”被表现“到自我“主动表现”转化。
2、《北大荒风云录》开启新体例。那就是——自己的故事自己说，自己的感受自己述，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它侧重于反映当时的快乐与艰苦的生活，追忆生活，追求真实，积极向上，凸现责任与奉献。当然，也有深度批判与反思。从表现形态看，由最初的单一到多样化，从纯书斋文学到社会化，思想交流、物质交流、商务投资、人员互动、组织活动、兴办网站、搞杂志、建广场、植知青林、返乡扶贫、沟通信息交流等，知青文化渗透在各种具体活动和生活领域中。
从社会影响看，它影响着上下三代人的感情与生活，在现代中国，没有哪一个代际群体如此广泛深入的直接涉足三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而且不单是家庭的、封闭的，还是跨代际、跨区域的影响。在北大荒，已经出息了的第二代中坚力量，大多是接受过知青教师教育并深受知青文化影响的群体，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上山下乡亏了知青，却受益了我们!
从社会作用看，知青文化总体向上，真诚记忆是主流。他们鼓吹奉献与吃苦精神，耐劳与宽容。他们是当今社会结构中一个稳定的人口群体。他们不躁动，不非份，不奢望，脚踏实地，有生活阅历和反思；他们这种自我满足、自我平衡，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稳压器。
对这种知青文化的巨大变迁，天津知青作家杜鸿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从当初写书没有材料，到现在材料多得不知怎样用材料。知青写出的这些回忆录既是草根版的《星火燎原》、《红旗飘飘》，又比《星》《红》更大众，更宽泛，更生活。它没有更多的英雄气概与气壮山河的业绩，但是充满一代青年游子的成功与失败、喜悦与悲伤。如果说，《星火燎原》是青春的硝烟版，《北大荒风云录》就是青春的炊烟版。一批又一批天南地北的知青小人物自己走进了历史，形成了独特的知青题材与“知青文体”。
3、 “知青文化”不是从理性反思开始的，而是从形象思维切入的。生动、白描、素写；不雕琢、不粉饰、没有套语；悲、喜、惊、惧、忧、欢、离、合，叙述出一代人十年的故事。而且这种个性化叙述往往还有共性共鸣之处，从别人的故事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从别人的经历中比较自己的甘苦，从而吸取更多的思考素材，更充分更全面的认知自我和自我处境，这也是知青文章能够打动许多人的地方。
那么，是什么条件和契机促进了知青文学向知青文化的转向呢？两个要素：一是物质，一是精神。物质是指，知青群体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迈入“不惑之年”，个人生活进入了一个稳定期。过去的时光在有对比又有余暇中重新走入视野，走进生活。许多知青是从“聚会”中开始思想活跃的。“有多少爱，不能重来"，但是，有多少青春往事，却可以再思再现。
另一个精神因素是直接的：用文学形式表现知青生活的局限性已经显露了，少数知青文学作者在反映知青上山下乡题材上的先驱作用，不容否认。但作者的个人经历、阅历、性格、心理偏好、情绪类型，包括对上山下乡和知青底层认知程度，都带来了必然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充分表达知青群体中丰富多彩的差异化，不能忠实地反映不同群体的心灵内涵。兵团的写不了插队，内蒙的写不了黑龙江，老三届的写不了小六九，于是广大知青自发的文化表达，代之而起。早先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代表”，被知青大众普遍性的“自表”所更新。前者是溪流，后者是潮起。后者远不如前者“文学”与精致，那么典型周正，但这些“缺点”已被它“自表”的丰富性所掩没。你从《北大荒风云录》中所获得的信息量要比《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多出多少倍！
4、 这是历史的群象，是文学的历史，没有这个历史窗口，我们知青一代的真实面貌很可能被“艺术”的掩埋掉了！哪怕是“歌颂”式的掩埋，也是一种“失真”。其实有文学以来，我们的历史就是一个“被表达”、“被记录”、“被描述”的历史，这种历史的惯性经年历代生生不息。一个时代不论是上层社会还是民众生活，总是由少数精英人物来体现的，千百年来，没有讴歌百姓的和百姓自我讴歌的历史；有，也极少。许多盛世之况也多是在几个典型人物的笼罩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莫不如此。在那些辉煌或衰落背后，社会民众的真实生活究竟是什么，鲜有完整的记录。至多是在历史大幕的一个角落里，偶然露出一荷尖，匆匆一现便稍纵即逝。
但是，知青们改变了历史习惯，第一次全面登上了小人物自己述说历史的舞台。那难以计数的回忆文章和口述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真实的上山下乡，一个与宣传报道不一样的上山下乡。这个意义怎么讲，都不为过。这是历史的素材，而不是经过包装的果实。是文物性文字，是文物性故事。在它包涵的信息中，有极大的丰富性，是富矿，是原生态。
应当说，为了一个“十年” (1968—1978)知青上山下乡史(知青运动)，人们用了四十多年去思索、探寻、开掘、反思，知青研究已经从多方面、宽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最珍贵的是那原生态回忆录，它留住的不仅仅是精华，而且是全部。
四、对知青文化现象的哲学思考
1、 在对待知青文化的价值思考上，有一种偏颇的认识：在知青群体中，少数人得意了，他们的认识是基于自我价值实现及肯定。不是怀恋第二故乡，而是怀念自己“吃苦”的日子。一个正常的人，对自己的过去做如是想，并不为过，因此便把他们做“异类”，则为过了。不论这些人有什么名利之收，他们总是在知青群体之中，而不是在其外；他们总是知青庞大群体的一个代表，是一种形象。就像我们只能从李白、杜甫等诗圣那里了解盛唐文学那样，不是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参与者都能记录下历史，像司马迁与《史记》那样。历史终究要有人去表述，更多的人去自述，也是为“被述”创造更充分的条件，这是好事而非坏事，总要有人作为文化载体去承担、去展示、去“表现”，哪怕沾染些个人色彩。试想，若在我们知青群体中，至今仍没有几个优秀的代表人物出现，这能是我们的幸运吗？精英，是知青的光荣，而不是耻辱。这让我想起许多相似的情况：长征路上，年轻的红军战士牺牲了，他们永远不会自言自述了，而那些少数幸运的战士，存活下来，才把牺牲英烈的壮举彰显出来。
知青文化蓬勃发展，全面展现，为进一步提升认识这一运动及其主体知青的现实生活与历史命运，从代际传承的大视角反思岁月的谬误与真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2、 所谓英杰人物、有志之士，应抓住这一机遇奋力思索，不是从一角一隅，而是全方位、全覆盖，深刻总结，才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这个宽容的历史环境。我们渴望出现知青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大家，渴望给历史留下更精彩的思想结晶。像在蓬勃草原上生长出鲜花那样，在高高的矿床上发掘出玉石那样，这是知青文化的提升，是前进。但是，勿庸违言，这种对知青文化、知青历史的哲学思考、历史思考，仍显不足。至目前，鲜见有影响的、深入的、理性思维的思想作品，有宏观的或透视性的分析文章。不论是基于对历史事件的整体把握，还是对时代细节的深入剖解，都没有结出更理想的硕果，没有与这个时代、这个群体相匹配的认识结晶。我们在期待中努力，在努力中期待。（应当说明，梁晓声的新作《人世间》是近年来知青文学创作上有深度广度全景式的大作品，有纪念碑意义）
千秋历史有知青。我相信这是肯定的结果，但是在千秋历史中有什么面貌的知青，在岁月的风雨下，则很难肯定了。所以，就是为了这个“肯定”，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肯定”，也需要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知青人的共同努力，需要知青群体中的激情投入的精英努力。这是让知青文化长久腾飞的双翼，缺一不可。
（待 续）
（责任 编辑 晓 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