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上海知青业余函授教育述论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 林升宝 时间:2024-04-28 点击:
［摘 要］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动起来，到了70年代，各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因此上海有关方面力图通过各种措施推进这场运动，业余函授教育便是措施之一。虽然上海有关方面认为这是“巩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手段，但是业余函授教育只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知青运动的根本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关键词］ 业余函授教育；知识青年；困境；缓解
［中图分类号］ G7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2011）01-0022-10
1968年，在“再教育”理论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据统计，至1979年，全国共动员1647.2万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知青在上山下乡之后又遇到了种种困难，他们当中不少人千方百计想离开农村。1972年，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向毛泽东写信讲述自己儿子1969年下乡后的情况。信中提到：“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它地方的情况也相近，有一则档案反映出上海内蒙插队知青的情况：
我市（指上海市）在1969年有1597名知青到内蒙古自治区十一个旗、县插队。五年多来，因招工、招生、参军、外迁、病退等共走了917人，现在除判刑在押24人外，还有602人知青在农村。其中男的386人，女的216人，已经结婚的87人。
从这则档案中可以看出，截止到1974年仍然留在内蒙古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仅为602人，约占1969年下乡总人数38%，大部分上海知青通过招工、招生等途径脱离农村生产和生活。这是个别现象吗？如此多的上海知青没有坚定扎根农村，原因何在？
一
生活艰苦是知青不愿扎根农村的主要原因之一。上海慰问团对内蒙古434名正常参加劳动的上海知青的收入统计显示，1974年度有107人的分配收入在150元以上，占24.6%；80到140多元的有122人，占28%；80元以下的有205人，占47.4%。相当多的人生活上不能自给，在内蒙古和林县新店子公社榆林城大队石里生产队，每个工二角三分，两个知青劳动了三百个工，收入不到70元。据国务院知青办1973年《下乡插队知识青年生活自给情况》统计，下乡插队知识青年生活自给或自给只34%，大部分自给的占35%，不能自给的占31%，大部分下乡插队知青在生活上还是需要家里的支持。
生活无法自给是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抵触情绪的主要原因。有的知青辛勤劳作一年，收入却仍然“倒挂”。虽然国家对知青有一定的财政补助，但知青实际拿到手的却很少。有些知青为了维持生存，竟然盗窃当地农民的牲畜，甚至出现更恶性事件，如江西省泰和县碧涵、苏洒、马市公社有五名下乡知青长期以来不好好劳动，到处流窜，敲诈勒索，甚至妄图行凶杀人，造成极坏影响。有些则出工极少，进行消极抵制，生活上完全靠家里的资助。
住房是知青下乡后面对的又一难题。1972年井冈山地区上海知青只有13%入住新房，借住社员私房的知青人数为36%。1972年，在上海郊区插队落户的知青大约还有25000人左右没有妥善解决住房问题，“这些未解决住房的青年，有的临时住在生产队的公房和仓库里，一遇到收获季节就要被动员搬家，有的借住在社员私人房屋，经常由于职工退休、参军复员、增添小孩、子女长大要分屋、结婚等原因，社员提出收回房屋的要求”。在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件中，对于其儿子的住房问题更是有一段详细的描述：“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原因之二是对“再教育”理论的反思。“文革”时期，知青是作为“再教育”的对象而上山下乡，有关方面希望由此可以起到“缩小三大差别”和“反修”“防修”的作用。事实上，一方面知青感受到贫下中农的勤劳和他们给予知青的关怀和帮助，另一方面部分知青在农村期间也遭受到人身侵害。查阅黑龙江逊克县知青档案，从1970年5月28日到8月12日，连续发生五次非法拘禁（包括伤害）下乡知青的事件。更有甚者在逊克县下乡的一名知青因被吊打而引起并发症导致死亡。对于女知青，她们的人身安全更难以得到保障，女知青被奸污的事件时有发生。据调查，至1975年8月逊克县共发生59起奸污迫害女知青的案件，这些奸污案件的涉案人员既有普通的贫下中农，也有生产队干部。此类案件在其它地方也频频发生，例如，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自1969年至1972年共发生134起，江西自1969年至1973年共发生507起。这一系列的事实使知青更难以融入农村和相信“再教育”理论的正确性，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使知青原来懵懂的“返城”思想更加坚定。
知青想要离开农村，但由于途径和名额的限制，干部子女则成为“走后门”的主要受益者。在李庆霖的信中，对“走后门”现象更是表达了自己的强烈不满：“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越来越多“走后门”现象的出现，使更多的知青和家长对通过“再教育”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宣传产生怀疑。
上山下乡知青所面对的种种困难通过各种途径传回城里，使得继续动员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难上加难，“先进分子吃亏，老油条合算”的想法更是被广大的青年和家长接受。越来越多的家长对上山下乡运动持有异议。上海第十二毛纺厂的职工下乡子女婚后生了154个孩子，有130个送回上海靠父母抚养。家长说：“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到老”，“养了老插队，还要养小插队”。这不仅是知青的悲哀，更是整个知青运动的悲哀。“有的家长对于孩子参军、上调、进工矿就发喜糖”。一些干部更是对动员工作有很大的埋怨，认为“里弄工作其他都好搞，就是上山下乡工作最难做，跑穿鞋底，磨破嘴皮，还要看冷面孔，碰硬钉子”。有的动员干部更是“嘴里动员，心理同情”。1973年3月31日，上海有800多名中学生赴黑龙江边疆地区上山下乡，全市组织了10万人夹道欢送。如此盛大的欢送，恰恰是为了遮掩上山下乡运动的颓势，在政治和舆论上造势。从1973年全国知青动员情况看，5月底有四个省份没有动员当地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分别为山东省、贵州省、青海省、甘肃省；动员人数占全年应下乡人数一半以上的只有五个省份，最高的是完成全年应下乡人数66%的陕西省和吉林省，分别下去3万人和7.3万人。北京市虽然到5月底下去了3.6万人，完成总量的54%，但据对北京7所中学7个班的调查，家长明确表示不支持子女下乡的占46%。其他省份的完成比例均不大理想，如四川省到5月底仅完成总量的7.3%，只下去了2.2万人，河北省到5月底仅完成总量的2.5%，已下乡人数仅为0.2万人。
这说明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逐渐衰落，并引发越来越多已下乡青年“走与留”的思考，越来越多的城市青年开始对这场运动产生怀疑的态度，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抵触这场运动。而已经下去的青年，是否还能真正做到“扎根农村”，“缩小三大差别”，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知青运动已经到了整场运动发展的瓶颈阶段。这不仅是知青运动的困境，更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所遇到的难题。如何继续维护和推进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上至中央下到地方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二
1. 业余函授教育方案的提出
上海有关方面提出举办业余函授教育，其目的是“巩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缩小三大差别”。1973年，朱永嘉在给张春桥的一封信件中，提出要在上海市郊八个农场举办农场业余大学。这可以说是业余函授教育的雏形。同年12月26日，张春桥在此信件上批示：“请市委考虑这个倡议，我觉得应当给下乡或到农场青年更多的帮助，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应当真是业余的”。张春桥对这一举措表示明确的支持，同时提出这项举措既要照顾农场青年，也要考虑插队的下乡青年。此后，朱永嘉和张春桥、姚文元对函授教育都有书信往来，二者在信件上都有批示。1974年1月4日，张春桥在朱永嘉一封信上批示：
业余教育，函授教育还是总结群众经验，由点到面，逐步铺开为好，这些事我们都没有经验，往往开头热情很高，计划很好，坚持不下去。业余学校可否以农场为主，就近在连队办，上面搞个小小的大学机构，主要是总结交流经验，帮助解决共同性的问题。这样可能有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统死了不好，请就近与文元同志商量一下。
1月6日，姚文元批示：
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宜由点到面，逐步铺开。函授今年二十万太多，是否减少到二到三万，待取得经验后，再进一步考虑。短训班、讲座还可继续办。农场业余大学要办好，这对发展生产也是一项基本工作。
在对待函授教育的态度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希望函数教育“总结群众经验，由点到面，逐步铺开”，招收的学生数目不宜太多，以二、三万为宜。朱永嘉对此则表现更加的急迫，在招收学员上更是提出了“一年办二十万，五年办一百万”的目标。
1974年1月7日，朱永嘉在函授、电视教育座谈会上正式公开提出函授教育，并宣布了大体的计划，认为“通过这项工作，促进各项工作的斗批改，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1974年2月12日，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与市教育局向市委、市革委会请示《关于试办业余函授教育的报告》。报告指出“从今年五月起，在上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区试办业余函授教育”。并认为：“举办业余函授教育，是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也是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迫切要求”。报告还对业余函授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招生对象、教学经费、教材以及领导方式等做了具体说明。
1974年4月25日，市委、市革委会相关领导表示同意《关于试办业余函授教育的报告》的意见，并指出“试办函授教育是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央［1970］30号文件，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定要切实搞好试点，总结经验，再行推广”。此后，业余函授教育在几个试点地区正式推开。
2. 上海提出业余函授教育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上海特殊政治地位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上海就因为特殊的地位和原因，在“文革”运动中自始至终是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的“示范区”，上海也成为“文革”政治路线的推动者，因此，维护和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继续发展，更多的是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同时，上海作为当时知青的重要输出地，跨省区安置人数众多，地域分布广，是天南地北知青问题的聚焦点。1968年到1978年，上海共动员1112952名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其中跨省区安置人数为615527名，跨省区安置人数占当时上山下乡总人数的55%。在一些上山下乡地区，上海知青人数远远高于其他省市知青，更有甚者，如黑龙江呼玛地区的一些知青点，上海知青人数甚至高于当地人口数。如此众多的上海跨省区下乡青年在地域分布上也属全国最广，总共涉及11个省区，分别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安徽省、江西省、江苏省、浙江省、云南省、贵州省、新疆自治区。
在知青运动的瓶颈期，上海知青运动所遇到的困难是全国知青运动困难的缩影，如何更好的解决上海在知青运动中所面临的困难，不仅可以对全国知青运动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而且能进一步增强上海在“文革”中的话语权。
原因之二是上海具有函授教育传统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上海函授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成立的专门研究外国语的刊物《通学报》。解放以后，上海的函授教育有了快速的发展。1955年开始，上海的各个高校相继开展函授教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函授教育因此而中断。但1974年上海提出在上海知青集中地区试办业余函授教育，可以说是对上海函授教育传统的接续。
上海教育资源丰富。解放以来，上海经过一系列院系改革和调整后，全市共有高等院校16所，分别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海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科技大学、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铁道学院、华东化工学院。这些院校有理工性院校，也有综合性院校，且全部承担着业余函授教育的任务。所以，当为知青开设业余函授教育时，其所需要开设的课程基本上都能够找到相应师资，这也为上海能够迅速而全面地进行业余函授教育提供了保障。
三
1. 参与业余函授教育高校与试办地区
1974年，上海开始试办业余函授教育，到1977年结束，上海参与的高校由开始的13所扩展到后来的16所，1975年新增参加业余函授教育的高校是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铁道学院。为了更合理的开展业余函授教育，每个试点省由上海一所高校负责，其他高校配合，例如安徽由同济大学负责，江西由复旦大学负责，黑龙江、吉林由上海师范大学负责，云南由上海第一医学院负责。后来改为每一个试点地区由一个上海高校负责，其他高校配合。
业余函授教育第一批试办地区为5个，分别是安徽阜阳、江西上饶、云南西双版纳、吉林延边、黑龙江黑河。第二年试办地区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到10个，新增地区为安徽宿县、安徽滁县、江西井冈山、吉林四平、黑龙江呼玛。1976年则扩大到12个地区，新增安徽芜湖江和江西赣州。
业余函授教育在办学地点的选择上主要围绕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截止到1974年初，上海在各省的知青为安徽12万，江西11.6万，云南5.1万，黑龙江、吉林两省共17.5万。以上5个业余函授教育试点省份的上海知青总人数约为46.2万人，占上海跨省区安置总人数的64%。由于人数众多，这5个省区更是上海知青问题集中产生的地区，在这5个省区试办业余函授教育，更是具有风向标的作用。
2. 招生情况
在试办期间，招生对象主要以上海知青为主，兼顾其他地区的知青。例如，在江西上饶招生名额的比例分配为“上海青年占60%，本省青年占40%，在现有的下乡知识青年中，上海青年所占比例低于40%的县，对他们的招生名额分配可低于60%，但不要低于50%，要适当照顾女的、年龄大的、下乡早的青年参加学习”。再例如，在吉林延边地区，1974年招生名额为1400名左右，其中上海知识青年70%左右，当地知识青年30%左右。试办期间，总招收人数逐年增长，1974年招收28000余人，1975年扩大到61000余人，1976年招收90000余人。
上海在三年试办期间共招收学员179000余人，其中上海知青约为120000余人。一些地区由于招收名额的限制，很多知青无法参加学习。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很多地区提出了“一人报名、全组学习的办法”，如“阜阳口孜公社红旗青年点十八个青年，争取到六个名额，但还是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他们就提出一人报名、全组学习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
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学员岩三，为参加面授，赶了150里山路。勐海县朗格河公社上海知识青年姚延平，接到通知后，连夜赶往一百里外的县城。黑夜中他迷失了方向，在荆棘丛生的山里转了一夜，天亮时仍旧回到了原地。但小姚不顾一夜的紧张和疲劳，又立即赶到了县城”。“黑龙江爱辉县上马厂公社南窑地生产队的七名学员，在山沟的小茅屋里收听县里开学典礼的有线广播，讨论到晚上十一点，连夜写了决心书，决心认真学习，为搞好农业生产贡献力量”。
业余函授教育被称为“新生事物”，在招收学员的成分上更多是选择具有党、团员身份的知青。如安徽阜阳地区在1974年7月招收的学员中，党、团员身份的学生比例为57%，同期其他试办地区这一比例也均在50%以上。各地区所招收学员家庭出身为劳动人民的比例均高于90%。在招收学员上的特意安排，并积极宣传运动中涌现的一批积极份子，让他们现身说法，坚定知青“扎根”农村的思想，从而进一步维护和推进知青运动。
3. 办学模式
业余函授教育是针对广大下乡知青在农村劳动和生活的实际情况而开设，因此在办学模式上结合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具有自己的特色。业余函授教育采取“自学为主，函授为辅，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教学方法”，“对自学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发函到有关大学函授班询问”。另外，根据科目的特点，以县或公社为点，适当辅以必要的面授，或以短训班的形式，从学员中培养函授教育骨干。“教学辅导人员除有上海高校派出教师到点面授巡外，还拟请当地选派有经验的工农业余讲师、农村干部、学校教师、医务人员等协助参加辅导”。
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安徽省蒙城县，立仓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在辅导《农村常见病防治》学科时，带着学员到公社卫生院学习，边学习，边到病房实践。现在这个学科的学员，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一般常见病的预防与治疗。同济大学的教师在讲授《农村房屋建筑》时，就与当地建设青年点盖房子的实践结合起来，讲了设计理论知识，马上就到实践中搞设计，边实践，边总结提高，整个教学过程贯串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员反映很好。上海第二医院组织了一支医疗队，在皖北农村开展《常见病防治》的教学，把巡回医疗和函授辅导结合起来，把医疗实践和教学工作结合起来。
然而，知青终究是“再教育”的对象，即使参加函授研究生的教育，但依然摆脱不了“社来社去”教学模式的束缚，依然要回到农村。
4. 教师队伍组成
业余函授教育的教师队伍是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组成，总人数8000余名。专职教师包括上海有关大学选派的教师，“办学三年来，函授教师队伍逐渐扩大，从原来的300人扩大到500多人”。此外，上海市还从本市有关工厂、企业、农场和科研单位中选派一部分工人、农场职工、医务工作者、技术人员（其中包括退休工人）参加函授教学，与当地辅导力量组织成一支“三结合”的教学队伍。在选派兼职教师上，江西上饶地区“由各对口单位从当地推荐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干部、教师、医务、技术人员等担任兼职教师，由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聘请，一般每个公社每个科目聘请一名，视人数多少，将他们建起辅导站、组，设在对口单位或县、社乡办”。 “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地方辅导人员和教学基地，医科由卫生部门，工科由公交部门，文科由文教部门，政治科由宣传部门解决”。1976年，上海市为解决函授教师不足和提高函授教师队伍素质问题，不仅开办《农机函授辅导教师培训班》、《政治教育函授辅导教师培训班》，而且部分高校还采取“社来社去”方法，从当地招收业余函授研究生。《政治教育函授教辅导师培训班》在四个地区招生，其中江西上饶地区招生22名，井冈山地区招生15名，赣州地区招生6名，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招生17名。“《农机函授辅导教师培训班》在江西上饶地区招生92名，以江西刘家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教学基地”。
在函授教师的选派上，各个地区不仅很注重教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批所谓政治觉悟高的积极份子参加，如在安徽阜阳地区的兼职教师队伍中，党员的比例为34.4%、工人的比例为27.9%、贫下中农的比例为16.1%。在宣传上要求“参加函授教育的同志不要光看作是教育，而是要看作是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缩小三大差别而斗争”。在“文革”这样的环境中，政治可以作为宣传的目标和口号，也可以作为施压的手段。选择一批具有一定政治身份的教师参与函授教育，可以减少运动的阻力，从而更有效地推进“文革”政治路线。
5. 课程设置
业余函授教育各个地区教学科目情况详见下表：
上海市业余函授教育试办科目
1974年
安徽阜阳
马列、政治经济学、写作、农村会计、育种、农村应用化学、农村电工、拖拉机维修、柴油机维修、农村常见病防治、农田灌溉工程
江西上饶
马列著作辅导、写作、农用微生物、育种、化肥、农村会计、历史、气象、农村房屋建筑、农村常见病防治、农村电工、英语
云南西双版纳
农村常见病防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辅导、写作、农村电工、橡胶、数学、农用柴油机
吉林延边
拖拉机使用、维修和保养、农用医疗卫生、音乐、农用机械基础、农村电工、马列著作辅导、革命文艺
黑龙江黑河
马列著作辅导、写作、农村电工、化肥、农药、拖拉机维修、俄语、农村常见病防治
1975年
安徽阜阳
育种、写作、政治教育、农村电工、拖拉机维修、农田水利工程、化肥农药、农村会计、农村常见病防治、农村文艺、农村美术
安徽宿县
育种、写作、政治教育、农村电工、拖拉机维修、农田水利工程、化肥农药、农村会计、农村常见病防治、柴油机维修、化肥
安徽滁县
育种、写作、政治教育、农村电工、拖拉机维修、农田水利工程、化肥农药、农村会计、农村常见病防治、柴油机维修、化肥
江西上饶
政治教育、写作、历史、农用微生物、化肥、农村电工、农村会计、育种、植物保护、农用机械基础、农村常见病防治、气象、化肥、农村房屋建筑、农村美术
江西井冈山
写作、政治教育、农用微生物、化肥、农林产品综合利用、农村电工、农村会计、化肥、农村常见病防治、革命文艺、气象
吉林延边
写作、革命文艺、历史、农村会计、农村常见病防治、农村电工、拖拉机维修、农用机械基础、政治教育、化肥
云南西双版纳
写作、农村常见病防治、柴油机维修、政治教育、农用机械基础
黑龙江黑河
政治教育、写作、农村电工、历史、拖拉机维修、农村常见病防治
安徽阜阳
政治教育、农田水利、农村电工、拖拉机、文艺写作、农村美术、群众艺术、育种、医防
安徽宿县
政治教育、柴油机、农田基础、农村电工、化肥、农村广播、群众艺术、农村美术、文艺写作
安徽滁县
马列选读、沼气利用、地震、历史、自然辩证法、农田规划、革命艺术、农村电工、拖拉机、正交设计实验、农村会计（兼搞正交设计实验）、写作、医防
安徽芜湖
农村化学、农村机械、政治、农村电工、农村应用化学、农村气象、农用柴油机、农村会计
江西上饶
农村机电、政治教育、写作、肥料植保、医防、气象、农村机械、农村电工
江西井冈山
农村机械、农村电工、农村广播、农村会计、肥料、政治、历史、写作、育种、气象
江西赣州
政治、肥料及农、农村机械、农村会计、写作
吉林延边
政治、农村电工、拖拉机、写作、医防
吉林四平
农村电工、写作、政治、医防
云南西双版纳
政治、教学、写作、英语、医防、柴油机、农村房屋建筑、农村广播
黑龙江黑河
农村电工、历史、俄语、写作、体育、农村会计、土壤肥料、政治教育
黑龙江呼玛
农村电工、历史、俄语、写作、体育、农村会计、土壤肥料、政治教育
通过上表可见，业余函授科目具体分设三类：第一类为政治、语文，如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辅导、哲学、政治经济学、写作等；第二类为农业生产知识，如育种、农村电工、农机维修、农药化肥等；第三类为农村医疗卫生。教学内容除以上基本科目以外还结合当地情况，相应开设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科目，如在黑龙江的呼玛、黑河地区开设《俄语》课程；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增设《橡胶》课程；在江西上饶地区的乐平县，上海师大应当地气象站的邀请开办《气象》科目。各个参与函授教育的大学在专业设置上结合农村实际需要也调整原来的专业设置。上海交大柴油机专业，原来只搞大马力船用柴油机，接受函授任务后，开设了《农用柴油机》；同济大学给水排水系开设了《农田灌溉工程》的科目。
在所设的函授科目上，确实有些应用性很强的科目是知青在农村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如育种、农村电工、农机维修、医防等一些科目。这些科目客观上满足了知青求知的欲望，给知青在农村生产和生活带来很大方便。还有些科目，如农村广播、群众艺术、农村美术、文艺写作等着类科目，
更多的是宣传和衬托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希望通过这类科目的教授，可以加强对知青思想的宣传，培养知青献身精神，坚定知青扎根思想。还有一类科目则是政治性很强的科目，如政治教育、马列选读、马列著作辅导等。在内容上主要是伟人名言（如毛泽东语录）和政治理论，有关方面希望在这些内容中可以找到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基础，在思想上对知青起到“再教育”的目的。
6. 经费问题
业余函授教育在试办期间不向知识青年收费，全部发生的费用由上海和地方解决。教材、学习辅导材料由学校印发；关于函授的邮资，上海规定“为减轻学习负担，凡学员邮寄函授稿件，要求邮局接收件单位总付邮费办法办理”。上海派出教师巡回面授的差旅费等，由上海有关院校开支。除此以外，上海还为参与函授教育的人员申请补助粮。1974年，上海预拨50万用于业余函授教育，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加，上海预拨经费也逐年增加。
知识青年赴点面授和参加短训班期间的交通、伙食、住宿、误工补贴等问题由当地自行解决，如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在在函授期间规定：“学员除业余自学外，每周再组织半天自学学习，工资照发，工分照计。知识青年赴点面授和参加短训班期间的交通、伙食、误工补贴等问题，兵团学员，由兵团负责解决；地方学员，误工补贴由所在生产队负责解决。学员自带基本口粮，差额由地方粮补足，交通、住宿费、由省拨专款解决”。在安徽阜阳地区，“知识青年赴点面授和参加短训班期间，每人每天伙食补助5角，误工补贴由生产队记工分。”但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如“阜南县生产指挥组举办的电工技术训练班和柴油机手训练班的费用皆由所在生产队或所在单位负责”。再如“蒙城县农机局举办的柴油机手训练班的费用是自带7元，生产队补助5元和15斤粮食，国家补助3元。”
各级政府在试办业余函授教育的三年时间，都投入一定的财力，希望这一“新生事物”能够使知青运动摆脱困境，但业余函授教育在本质上是服务于上山下乡运动，因此当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的时候，业余函授教育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结 语
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城市，知识青年主要输出地，地域分布广，上海自然成为整个知青运动矛盾的焦点。如何解决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运动所存在的问题，使已经下去的上海知青做到真正扎根农村，同时鼓励更多上海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这不仅使上海可以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起到表率作用，更可以推进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维护“文革”“政治路线不动摇”。因此在1974年，上海首先提出在全国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办“业余函授教育”，就像上海提出“慰问团”一样，希望通过开办业余函授教育，来解决知青运动中所存在的困难，使已经下去的青年可以扎根农村，没有下去的城市青年，在宣传上可以减少阻力，鼓励更多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试办业余函授教育三年以来，共招收学员179000余人。通过对学员的培训，传授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知青对这部分知识的渴望，提高了他们的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生活质量，同时也为后来部分知青在高考恢复后并顺利考取大学打下一定文化基础。上海有关方面更是把业余函授教育当做在教育改革中“改革学制、改革教学方法、改革教材”有效途径。业余函授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很受知青的欢迎，也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以至于在上海提出后不久，其他省份的一些高校也纷纷效仿，在当地开展业余函授教育。例如福建省的农林大学、师范大学、医科大学、厦门大学等四所大学，从1974年10月开始，为下乡知识青年举办业余函授教育。1975年湖北省的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农学院、湖北财经专科学校等14所高等院校也在当地试办业余函数教育。
业余函授教育通过知识的传授，满足部分知青在农村生活和生产上对知识的需要，解决了一些知青在农村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实际上，上海有关方面更是希望通过业余函授教育，宣传扎根农村思想，调和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消极看法。徐景贤更是把函授教育当做“是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我们要自觉发扬，保卫这个新生事物，把这个工作做好”，更要“长期坚持搞函授，不管刮什么风都不动摇”。但由于知青运动是附属于“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所以在“文革”既定政治路线的规范下，业余函授教育并不能解决知青运动所存在的根本性矛盾，知青“返城”的思想依然存在，知青的困难依然无法根本解决，它所起到的只是缓解作用。
［作者简介］ 林升宝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于 行）
（原标题为《文革时期上海知青业余函授教育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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