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岁月

来源:严隽圻作者:徐文宗时间:2024-03-26 点击:

1968年12月22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说，晚上将有重要指示播送的通知。那天晚上我们上海紫阳中学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回到了学校里收听广播。当晚电台播送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那天一收听完，上海的马路上，学校里马上就沸腾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没有多少时间大街小巷里，学校里，到处都张贴上了大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农村去改造知识青年的世界观，在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等大标语铺天盖地。当晚青年学生自发的上街游行也在城市的各个地方纷纷展开。当时我也与绝大数知识青年一样，表现了对当时那种精神的热情和掺与。在学校听完广播，大家都没有回家，都留在学校热烈的讨论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那个时代有什么比忠于毛主席，比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更时髦呢。我们这些本应该到了走出学校去继续上学或工作的青年学生，毛主席最新指示没有发表之前，我们被灌输的是准备四个面向，即：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学校，面向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毛主席指示一发表没有多少时间，决定我们命运的通知就下达了：知识青年全部到农村去，上海工厂一个不分。尽管就是这样的决定，对于我们来说，那时并没有怨言和迷茫，认为我们到农村去是祖国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责任。我们应该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有在农村不断地甩掉和磨炼来改造掉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与农民打成一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们学校当时到农村去的地方是；黑龙江，吉林，云南，江西，安徽，贵州，内蒙古。也可以自己联系投靠在农村的亲友之处去。去向一经公布，学校就热闹起来了，当然在考虑去向上尽管都是农村，因为的去向中有农场。大家都在认真的思索着，因为还有出生的身份约束，有些人有的地方不可以去。有些地方还要有照顾的安排，那些身正苗红的人要去的地方挑选余地较广。所以当时学校里要坚决到要去的地方的同学纷纷成立了什么“赴黑龙江忠字队”、“赴江西忠字队” “赴云南忠字队”等，并做了大旗挥动着。甚至有的还写下要去地方的血书交给学校。由于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事件的发生，苏联侵略中国领土更激起广大知识青年的民族热情，纷纷要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去的人非常多，有的因为要到黑龙江兵团农场去，找到当时兵团来领队的人住的锦江饭店递交决心书。也有许多同学回老家办理投亲插队的去了。当时最好的还有一批参军的名额，但是能通过体检，政审的很少，我就是其中一个，因为身体检查没有通过，失去了参军的机会。
     报名，审批，命运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被安排，每当一批去向的名单公布，有高兴满意的笑容，有无奈懊丧的愁容，有家长来苦苦哀求，有兄弟姐妹来要求去一个地方，有因为不愿意按照父母安排去农场亲友处，而要与要好同学一起去一个地方的。（我与我的同学张耀宗，因为不能参军，只好准备到农村，当时均已办好到亲友处插队的证明，我是安徽宣城，张耀宗是江苏太仓，但我们是坚决要到黑龙江兵团农场去的，决心加入到保卫边疆的序列中去。当时还有如果你不服从报名到农村去，会有一帮人不时的上你家里做动员，居委会，父母单位，学校隔三岔五，甚至敲锣打鼓到你家里动员要你到农村去，不去根本不行。（当然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就是不去农村，留在了城市）。
    我开始一批一批的送走与我相处了四年的同学，流了无数的眼泪，与要先走的同学渡过了无数个恋恋不舍的日夜，每一批走的人都是被敲锣打鼓，马路上夹道欢送。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自此从我们67届68届初高中开始，一片红到农村。直到70届以后到外地农村去才逐步慢慢地越来越少，上海的基本都到上海郊区农场。
    1969年4月20日左右，我与张耀宗及一批同学拿到了被分配到黑龙江兵团五十四团的通知书，拿到通知书后，我们反而没有欣喜若狂，只有心中的迷茫和留恋。就这样一张粉红色的纸使我们从此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城市，离开了父母，兄弟姐妹。启程前我们准备着行装，在文化大革命什么物质都缺乏的那个时代，凭一张上山下乡通知只能买一支牙膏.一只热水瓶.一顶单人蚊帐.一床棉毯.一只五夹板做的木箱，去东北的还能领一套棉衣棉裤棉大衣。家庭的困难又不能都买，所以我箱子没有买，就用我伯父福建工作时带来的杉木箱子，父母每天都在外奔波给我采购，在家给我缝补浆洗，找裁缝做衣服。白天我自己也准备采购一些信纸，邮票等并与儿时伙伴们，亲友告别，那时收到的最多的礼物是日记本，毛巾，收到的最多临别赠言是：好好锻炼，不要想家，多来信。在家那不多的时间里父母兄妹们都给我了最多的关心，每晚父母都要给我叮嘱。在给行李打包时，父母真想把什么都给我带上。想着那些，看着那些，在要走的日子里身上充满了温暖和不舍。
    69年5月7日，我们拿到了5月13日到黑龙江的火车票，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69年5月10日，我与张耀宗等同学到上海县鲁汇公社（现在三是浦东新区部分）我们学校69届老师同学学农的地方，与老师和同学作了告别，感谢老师的教诲，聆听了老师的最后赠言。时间那么的紧张和不够用，此时方觉学生时代终于告别了。
    69年5月11日，把行李箱子送到学校集中，那时学校简直成了火车站行李托运处了。每一个人送来行李时都是默默无言，接受办理的老师似乎讲话也是那么的轻声轻语，没有了欢笑和热闹。
    69年5月13日，今天，天空下着沥沥小雨，气温有些冷。今天就要出发了，很早，一家人都起来了，邻居们也来了送行。我望望家中的一切，出门看看熟悉的弄堂，房屋，与邻居长辈.伙伴告别。从前我从来没有觉得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的温馨和留恋，（我父亲和哥哥送我）。要走了，感觉一切是那么不舍，一步一回头，我离开了这块给我童年无限欢乐的地方，虽是贫穷，但，这里是我的家。
    学校里老师，戴舜琴，刘淑婷，鲍桂英，王惠芳，甄正规，蒋高泉，李传芳等老师和69届的同学沈晶，庄瑜，邬秋屏，姚珣，石磊，沈钧等都恋恋不舍送我们。
    坐在汽车里，虽然车外锣鼓喧天，人们在欢送我们，可我不敢看车外的景象，只能低着头，因为我怕看到我母亲和弟妹们流泪的面孔，怕看到那些与我一起走的同学的父母，兄弟姐妹们的眼泪，怕看到要好伙伴们来送我的眼泪。就这样离开了徐家汇，学校，我的家。告别了，我的童年，少年。
    上海北郊火车站上，人山人海，一条大红标语“热烈欢送知识青年相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张挂在火车站边。雨还在下着，我父亲和哥哥帮我找到火车座位后，让我上车，我坐在车上，父母哥哥却冒着雨站在火车边默默地看着我。此时整列火车上下都是这样，雨伴着火车的喘气声，一切显得那么庄严肃穆，车厢内，大家都是紧紧的挤窝在火车车窗边，车上车下都默默地看着，只有广播中播放宣传的声音。忽然，车厢两边的叮嘱声，叫送行的父母，兄弟姐妹回去的声音越来越响，火车就要开了。我叫父亲和哥哥回去，他们嘴里应着，可脚却不动，看着我。我看到他们的眼泪已经流下了，所有送行的人都流泪了，我们这些走的人却没有人流泪。因为我们不想让疼我们，爱我们的亲人们难受。雨还在下着，空气凝固了。
     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响起，火车开动了，车上车下突然间哭声大起，车下的送行人跟着火车追赶着，大声的喊着叮嘱声。慢慢追赶声哭声渐渐离我们远去。而此时车厢内哭声却越来越响，那时的我们顿时感到是那么的孤独和无助。……。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我们人生生活的起程，火车载着我们向黑龙江驶去。从此我们的人生开始翻开新的一页，走上了社会大课堂。

作者简介徐文宗上海下乡知识青年，中共党员，1969年5月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54团2营12连；1970年参加武装连到11连；1976年到2营营部食堂工作。1979年2月返城回上海，退休后定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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