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人生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黄 林 时间:2024-02-17 点击:
我是1969年11月从上海市市西中学初中生，后到逊克县边疆公社前进大队插队的知青。1970年早春，生产队安排我参加老支书王开山、王大爷带队的积肥组劳动。劳动之余，看着田间地头被春风吹绿的草木，我便好奇地向王大爷请教。王大爷便告诉我这一棵是什么草，那一棵还可以入药等等。正好我在南京的祖父是研究本草的。他在得知我的兴趣之后，便给我寄来几本植物分类学和药用本草图鉴。我于是与王大爷一起按图索骥，当年就认识了几十种药用植物。
第二年，大队赤脚医生葛林芳为了响应国家开展中草药“三土四自”（即土医、土方、土窑，自采、自种、自制、自用）的号召，又得知我与王大爷在辨识本地药用植物上的进展，便说服大队安排我与王大爷一起上山采集草药。那一年，我们又进一步发现并采集了一百多种药用植物。
尽管我们在当地发现的药用植物已经多达二百多种，但葛林芳和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临床应用。当年年底，我回上海时家父得知我们遇到的问题，便送我去上海市中医门诊部学针灸推拿，以及中医基础理论和中草药的临床应用。学习期间，我还顺便去学了中草药制药。
1972年春天，我回生产队后不久，队里便安排我与于景芝（佳木斯卫校毕业）同为大队赤脚医生。我的工作是负责中医草药这一块，将我在上海学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我在上海学的中医草药，绝大多数是开传统的中医复方汤剂。就算有涉及草药的部分，但也大多只是南方常见的物种，在黑龙江地区很少出产。所以这对生产大队诊所来说并不实际，而且很多传统药材在我们当地也不出产，要抓齐一副传统方剂只能去到县里。因此我便着力应用本地资源开发了不少单方，如用桔梗科的草药羊乳为产后的妇女催乳，益母草用于妇科疾病，蒲公英用于消炎，车前草用于尿路感染，用老鹳草医治痢疾（还写了一篇用老鹳草治痢疾的临床报告，发表在逊克县卫生科出版的刊物上）。除了开发单方的临床应用，还利用当地中草药制备丸散膏丹等传统中药制剂。
当时，大队卫生所的另一位赤脚医生是于大夫，学的是西医。要想在临床中推广应用中草药，我必须学习了解于大夫看病的思路，也就是需要系统地学习西医。当时我有一本山东大学医学院工农兵学员用的教科书《生理生化》，于是我就自学起来。记得，一开始就有关于神经细胞极化去极化的过程，关于神经元动作电位的传导，神经元的化学突触传导等一系列有趣的原理。作为一个1969届初中生，我的实际文化程度只比完小略高一点。这本书中涉及的许多数理化知识都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为了正确理解和掌握西医的基础理论，我便开始自学中学的数理化。当时县知青办发放过一整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记得有几何、代数、三角、物理、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学习中遇到不懂的，我便找懂的人请教。当时有齐齐哈尔68届高中的下乡知青，也有奇克镇73届高中的下乡知青，他们都成了我的好老师。尤其是奇克镇的下乡青年孙继萍。她功课很好，也非常热心。记得我第一个请教她的问题是关于摩尔常数。为了帮助我正确理解，她花了好几天的时间，详详细细地找了笔记和说明解释给我看。通过不断的自学与到处拜师求教。大约到1976年春季，我已基本学完了中学的数理化。
1976年，县医院邵副院长（曾参加援建坦赞铁路）来前进大队指导开展中草药“三土四自”工作。一天，邵院长拿来一份介绍苕条注射液的材料。根据这份资料，苕条注射液有类似青霉素的广谱抗菌作用。而苕条，作为一种广泛分布与种植的豆科植物，不仅仅是良好的饲料，还是优良的蜜源植物。于大夫当时就对这种制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问我是否有可能自已生产？我当时就说，可以呀，我在上海学过的。我父亲是新中国药物化学的奠基人，他的学生在全国各地从事制药工作。我父亲下放江西时曾走访许多他过去的学生，并将他们在基层因陋就简的制药方法，记在一本工作手册上给了我。根据这本笔记，邵院长从县医院借来一只闲置的高压蒸汽灭菌锅，用以产生蒸溜水。大队又通过一名知青父母在医疗器材公司的关系，让我去齐齐哈尔采购了所需的实验室玻璃器皿，包括冷凝器、过滤器、本生灯，空的安瓿瓶，还有在制备过程中去除蛋白质、单宁等杂质，以及乳化剂、药用氯化钠等化学试剂。在生产大队的全力支持下，我们将原大队养鹿场的房舍，按无菌要求改装成了制药厂，并在1976年冬季成功制成了苕条注射液。经过我与于大夫自身试验没有异常反应的情况下，开始在临床上使用，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同时，我们又成功制备了柴胡、防风等多种注射液，也都取得了良好的疗效。这样一来，我们前进大队卫生所成了当时整个黑河地区，除了地区卫生院之外唯一能够制备中草药注射剂的单位。1977年，因我在中医中药工作中的贡献，被选为边疆公社模范赤脚医生，出席逊克县科学大会、黑河地区科学大会，以及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大会并被评选为先进个人。边疆公社还有意保送我去佳木斯医学院学习，学成之后安排我去公社卫生院主持制药工作。当然，此事因1977年大学招生恢复考试而作罢。
与其他同龄人相比，我当时已经自学完成了相当于高中的数理化学业，只需好好复习一下便可以参加高考。但是我却有一道坎过不去。我姥姥家有伴性遗传的色盲。到我这一代，我不幸正好是显性色弱。这在当时限制了我考大学的选择。记得在体检时，当我被检出色弱的时候，县医院的外科主任张大夫（上海人，哈医大毕业的）立刻凑过来对我说，“啊呦，你这个色弱可不好整，你这个医学院是指定读不成了”。当时因为我在县里卫生系统小有名气，县医院的几位体检大夫们虽都没见到过我，但都有兴趣在体检时看看我是个啥样。当我被喊号后一进门，他们就开始注意我的动向。所以等我体检一出状况，张大夫立马就过来了。他拿出来一份体检标准，其中列明在理工农医科类大学中，凡是有可能牵涉需要分辨颜色的，如化学、生物、物理、计算机、医学、药学、土木工程等等，一律不得报考。唯一不受限制的是数学和力学。看到这个结果，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色弱这个先天缺陷，我原本就注定了无法从事医学药学工作。可是事已至此，我除了重填志愿，别无他法。而且除了数学力学之外，我也根本没得选。
1977年黑龙江的高考是12月中旬。考完试走出考场，就听到同场考试的其他考生有人在对答案，还一口一个“张老师”、“李老师”地交谈。听了他们的片言只语，我一点也没感觉。心想，这下完了，一定是考砸了，要不我怎么一点也没听懂呢。那时候心想，反正这辈子上医学院是没指望了，数学力学也不是我今年的菜。今年不行，明年再努力一回呗。回到大队，浑浑噩噩地过了阳历年和阴历年。正月十五那天，我在卫生所上班。王开山王大爷从大队部过来，递给我一封挺厚的信。我看了一看信封，还奇怪我又没有认识人在复旦大学，怎么会是复旦大学来的呢。直到打开信封，才明白过来这原来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啊！后来知道，逊克县第一批录取的大学生一共有8名，其中69届上海知青只有两名。除了我，另一名是常胜大队的赤脚医生林育忠，他录取的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编者按：此处回忆有误。关于当年逊克县高考录取情况，可参读其他书籍记载）。
1982年春季，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并从事生物流体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课题组的合作对象，就是当年我去学习中医草药的上海市中医门诊部，再加上解放军长海医院。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应用流体力学原理，研制并开发了脉象仪，用以测量患者动脉血管的弹性，从而建立血管弹性与动脉粥样硬化的数值关系。1988年赴美国攻读机械工程学博士学位。2018年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退休。
如今回想过去的那段知青岁月，真是蛮有趣的。从一开始尝试识别野生植物，到后来自学数理化，在当时其实都是一些随性的作为，只是一时兴起。但一路走来，有王开山大爷的帮助，有赤脚医生葛林芳的期望，加上贫下中农的信任，大队领导的支持，还有知青办提供的学习材料，再加一起自学互助的知青、大队卫生所的同事于景芝和王宪君的合作，县医院邵院长的鼓励与帮助，没有这些，我的知青岁月，将不会如此精彩。哦，我爱你，我的第二故乡和我的乡亲们！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