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眼中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来源:文汇报 作者:蒋杰 时间:2024-01-29 点击:
埃德加·斯诺著《远东前线》
埃德加·斯诺著《远东前线》
上海街头（油画）张充仁 作于一九三九年，中国美术馆 藏
蒋杰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不宣而战，突袭闸北，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就此打响。此时年仅27岁的斯诺正在上海，由此成为事变的一名亲历者。在三十余日的交战中，他凭借外国记者的身份，进行了大量实地采访，完整详实地记录了所见所闻，并在一年之后推出了《远东前线》（Far Eastern Front）一书。他亲眼目睹了日军与日本浪人的种种暴行，更见证了中国军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
一、与蔡廷锴的两次对话
1月29日午后，斯诺匆匆赶往真如采访正在指挥部队作战的蔡廷锴。在那间被当作战地指挥所的简易小茅屋内，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十九路军的指挥官。斯诺眼前的蔡廷锴，一副广东人长相，强健而干练：
身高六英尺，肤色黝黑、其貌不扬，年过四十但看上去像三十岁上下。虽然身经百战，却只穿着没有勋章配饰的普通橄榄色军服。厚嘴唇、大嘴、鼻子宽大而扁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双又长又直的手。一对栗色眼睛充满活力、智慧和警惕。
两人的第一次对话大致谈了三个问题：战事起因、十九路军的态度以及他们与外国人的关系。
谈到起因，蔡廷锴愤慨地说：“他（盐泽幸一）提出的最后通牒，我们的市长都无条件接受了。可他在昨夜11点25分又提出第二道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离华界，他们要在半夜12点进行占领。通知这么急，即使我们想撤退也来不及。至于成千上万正在家中熟睡的中国平民，他们更不可能得到了什么警报！”他接着说，十九路军原本要在29号上午撤退，南京已经下达了命令。在日方接受了市长的答复之后，部队已经开始拆除街头的防御工事，而且昨晚已经从闸北前线撤回了警戒人员，原本打算在今早完成全部撤军。昨夜12点差10分的时候，日军开始袭击我们，率先还击的是闸北的宪兵，而不是士兵。直到凌晨，他才得知盐泽的第二道最后通牒。
“十九路军是否考虑撤退？”斯诺接着问。
“当然不！我们为什么要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战争又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也不想打仗。日本人可以随时撤离中国，这样战争就结束了。……我们不打算求助国联，我们要自己来打这场仗。”蔡廷锴斩钉截铁地回答。
在谈及与外国人的关系时，蔡廷锴请斯诺给租界内的外国军队传话：“我们无意进入租界，或伤害任何外国人。当然，所有外国军队，包括美国军队在内，都没有权利驻扎在上海租界。但我们相信，他们只是想要保护侨民，不会攻击我们。”
21天后，新任日军指挥官植田谦吉，再次送来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48小时内后撤20公里。为此，斯诺第二次前往真如采访蔡廷锴。他的答复很简单：“任何独立国家都不能接受植田的要求。接受了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享有宗主权。他要我们撤出自己的土地，并从一个所谓中立的外国租界的庇护所里攻击我们。只要还剩下一个中国人，我们都决不会答应。”
斯诺的同伴问道：“我可以把您的话转告植田将军吗？”
“你可以告诉他，枪炮就是我对他的唯一答复。”
二、十九路军士兵印象
在蔡廷锴的指挥部外，斯诺见到一列列身着灰布军装，头戴塔形斗笠的士兵正开赴前线。对于这些勇士，他进行了如下的描述：“他们虽然一般比日本兵个子高些，但在体格、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如日军。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放了假的学生，而不是开赴战场的战士。有些人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身子单薄。他们的制服是用最廉价的布料做成的。虽然已是隆冬，许多人还穿着短裤，而且没有大衣。”
“你愿意和日本人打仗吗？”斯诺问了一名正在挖战壕的士兵。
他脸上先是浮现出那种中国军人特有的善意微笑，然后举起手中装有刺刀的步枪，“我用这个和日本兵碰面，”他一边说一边恶狠狠又略显滑稽地对空刺杀：“日本人杀害我们的同胞，强占我们的土地，我当然要和他们决一死战。”同样的问题，斯诺又问过很多中国士兵，回答都是一样。在斯诺看来，他们的爱国热情是真挚的。两名广东士兵向他保证：“我们宁愿死掉，也不会让子孙给倭岛上的皇帝当牛做马！”
对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的表现，斯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这支部队改变了中国军队无力进行现代战争的刻板印象。在解释他们为何能有如此英勇的表现时，斯诺首先将原因归结为不错的军饷和伙食供给。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悠久的革命传统。十九路军的多数士兵曾参加过北伐，而它的核心曾在广州接受过以加仑为首的共产党顾问的训练。
他认为这支部队的年轻军官和士兵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受过教育。与一般的中国军队有所不同，它的士兵都是志愿招募的而不是强拉来的。他们多数是具有政治信念的青年，识字率也相当高。……下级军官和士兵似乎受到某种革命目的的熏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日本人声称，在十九路军的官兵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同情者。斯诺也认可这种看法。他指出，共产党的影响无疑是造就这支军队革命战斗精神的因素之一。
三、战区一瞥
交战期间，要从上海的一个区域前往另一个区域不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必须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人们不光要面对各国士兵的盘查，而且还可能随时遭遇空袭和地雷。斯诺的一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这种困难：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发现桥被占领了，并在横跨马路挖了很宽的战壕，地上也埋了地雷。由于无法说服哨兵让我们把车开过去，只能花费3个小时步行返回租界。我们遭到扣留又被释放，放了又扣，被勒令出示护照和照片；知道我们是美国人后，又给我们道了歉。直到清晨三点，我们才抵达了英国人的防区。
尽管如此，这种“迁徙”却为斯诺带来了很多难得的写作素材。从真如返回租界的途中，斯诺绕道进入闸北。尽管这里已是战区，而且机枪就在不远处哒哒作响，但他见到街上的人们并不惊慌，一些店铺仍在营业，手推车和人力车继续来往。这里的居民似乎远比租界里的人更镇定。
各色人等都成了十九路军的后援，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前方的作战，这一团结御辱的场面令斯诺印象深刻。在闸北附近的田间地头，他看到农民们正帮助士兵挖战壕。成百上千的学生，自发参加了志愿服务队。有些担任救护车司机，有些成了担架队员和护士，有些则充当通讯员和做各种能够帮助军队的工作。童子军负责送信，闸北志愿队还暂时编入了军队。医生和护士自发在闸北火线的后面设立了野战医院。租界里的人们则把食物、糖果、衣服和书刊送到了前线的士兵手中。有—家乐器店几乎把它所有的留声机都捐了出来。在机枪声间歇的时候，人们可以听到留声机正在播放最新的爵士乐。世界各地的华侨在得知“一·二八”战事打响后，也纷纷汇来捐款，或认捐食物、弹药。
上述景象深深打动了斯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表现出西方人所熟知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开始崇拜这些敢于笑对生死的南方青年士兵。当我看到一个熟识的、本来很娇气的、喜欢唱歌的中国女孩来到前线抬担架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
四、日军暴行
作为战事的亲历者，斯诺亲眼见证了日本人的种种暴行。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最终使他难以承受。
在蔡廷锴的指挥所附近，他目睹了空袭过后真如车站的惨状。在凶残的袭击之后，车站变成了一片断垣残壁，此外还有十几节残破的车厢。……好几颗250磅的炸弹直接击中了车站和停靠在这里的火车，即使在100码开外，斯诺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在被毁的车厢中有一个不幸的青年，遇难前的一刹那他还一边吃着人们送来的米饭，一边开着玩笑。突然，他被炸飞到半空，或被从破裂的车厢里抛了出来，他的身体被猛掷到好几码之外的墙壁上。
车站里原来聚集着许多士兵和一些平民，全都遇难了。在一些遗体上，看不见一点弹片造成的皮外伤，因为都死于剧烈的冲击波。冲击波甚至把他们的衣服全部吹没了。他们赤裸裸地以各种痛苦的扭曲姿态在站内和月台上躺了一地。……这种因冲击波和高温致死的景象，比被直接击中更惨不忍睹。
在整个“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和日本浪人，以抓捕“便衣队”为名，随意拘捕、关押和杀害中国平民。（详见蒋杰：《魂归何处：一·二八事变中的“失踪人口”》，《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这一惨剧在斯诺的笔下也得到了印证。他写到，他们在后方的几百个村庄里抓人，但很少有人获释。……一些人被押到江湾等地的刑场，不幸成为胆小的日本新兵的刺杀对象。日军要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训练成凶残的老兵。
在日军战线后方的田地里，到处横陈着听任野狗撕咬的被害农民的遗体。斯诺亲眼见到他们被枪杀或被刺刀捅死。有一天，他进入了一个日军占领不久的小村庄。一些中国平民，包括一两名妇女，被驱赶进一片小竹林。日军随即放火点燃了这片竹林。惊惶的人们从火丛中跑出，随即遭到枪杀。
日军控制闸北以后，斯诺第一时间赶去探访。在这里，他见到了更为疯狂的暴行。他写到，已经连续打了34天仗、疲惫不堪的日军，现在完全占领了闸北。和他们一同到来的是日本浪人，这些年轻的亡命之徒正系统地破坏这个原本拥有50万人口的城区中剩余的建筑。在交战停止很久以后，他们还放火烧毁了许多工厂、办公楼和民房。出于报复心理，他们驾着汽车出巡，绕着燃烧的街区兜圈子，有时停下来从携带的油箱里倒出汽油，重新点火。
日军所到之处，狼藉躺卧着平民的遗体。斯诺看到一对母子，母亲抱着孩子，两人似乎是被刺刀一次穿透的。他又来到一家敞开店面的米铺，发现这里成了一所临时火葬场。店里已堆起四层中国平民的遗体，日本浪人还不断拖来更多的遗体，准备点火焚烧。看到斯诺的出现，他们目露凶光。三名日本士兵走了过来，用刺刀指着斯诺，命令他走开。
这种场景，斯诺见到太多太多。无论在闸北，在虹口，在江湾，还是在庙行，在大场，在吴淞，这种因日军暴行而造成的人间惨剧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残暴血腥的场面，终于让他无法忍受：
我看够了。我的脑海里充满着一幕幕恐怖和残杀的景象——在吴淞、江湾、闸北、虹口、大场和十几个小些的镇子。我想到数百个无辜百姓的苦痛、损失和死亡，无端被屠杀了，事先连个警告都没有。
如果说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也是最早向西方社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人之一。他在《远东前线》中指出，“昨天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日本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满洲。更早一些，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本国，必须占领朝鲜”；而“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需要占领华北”。日本军阀总是会用各种荒唐的理由来为他们的扩张辩护。遗憾的是，斯诺的预言和警告并未引起西方强权的重视。在不断的妥协、绥靖之下，日本的野心和胃口越来越大，最终引发了五年之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九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
责任编辑：日升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不宣而战，突袭闸北，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就此打响。此时年仅27岁的斯诺正在上海，由此成为事变的一名亲历者。在三十余日的交战中，他凭借外国记者的身份，进行了大量实地采访，完整详实地记录了所见所闻，并在一年之后推出了《远东前线》（Far Eastern Front）一书。他亲眼目睹了日军与日本浪人的种种暴行，更见证了中国军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与不畏强暴的抗争精神。
一、与蔡廷锴的两次对话
1月29日午后，斯诺匆匆赶往真如采访正在指挥部队作战的蔡廷锴。在那间被当作战地指挥所的简易小茅屋内，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十九路军的指挥官。斯诺眼前的蔡廷锴，一副广东人长相，强健而干练：
身高六英尺，肤色黝黑、其貌不扬，年过四十但看上去像三十岁上下。虽然身经百战，却只穿着没有勋章配饰的普通橄榄色军服。厚嘴唇、大嘴、鼻子宽大而扁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双又长又直的手。一对栗色眼睛充满活力、智慧和警惕。
两人的第一次对话大致谈了三个问题：战事起因、十九路军的态度以及他们与外国人的关系。
谈到起因，蔡廷锴愤慨地说：“他（盐泽幸一）提出的最后通牒，我们的市长都无条件接受了。可他在昨夜11点25分又提出第二道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撤离华界，他们要在半夜12点进行占领。通知这么急，即使我们想撤退也来不及。至于成千上万正在家中熟睡的中国平民，他们更不可能得到了什么警报！”他接着说，十九路军原本要在29号上午撤退，南京已经下达了命令。在日方接受了市长的答复之后，部队已经开始拆除街头的防御工事，而且昨晚已经从闸北前线撤回了警戒人员，原本打算在今早完成全部撤军。昨夜12点差10分的时候，日军开始袭击我们，率先还击的是闸北的宪兵，而不是士兵。直到凌晨，他才得知盐泽的第二道最后通牒。
“十九路军是否考虑撤退？”斯诺接着问。
“当然不！我们为什么要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战争又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也不想打仗。日本人可以随时撤离中国，这样战争就结束了。……我们不打算求助国联，我们要自己来打这场仗。”蔡廷锴斩钉截铁地回答。
在谈及与外国人的关系时，蔡廷锴请斯诺给租界内的外国军队传话：“我们无意进入租界，或伤害任何外国人。当然，所有外国军队，包括美国军队在内，都没有权利驻扎在上海租界。但我们相信，他们只是想要保护侨民，不会攻击我们。”
21天后，新任日军指挥官植田谦吉，再次送来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48小时内后撤20公里。为此，斯诺第二次前往真如采访蔡廷锴。他的答复很简单：“任何独立国家都不能接受植田的要求。接受了就等于承认日本对中国享有宗主权。他要我们撤出自己的土地，并从一个所谓中立的外国租界的庇护所里攻击我们。只要还剩下一个中国人，我们都决不会答应。”
斯诺的同伴问道：“我可以把您的话转告植田将军吗？”
“你可以告诉他，枪炮就是我对他的唯一答复。”
二、十九路军士兵印象
在蔡廷锴的指挥部外，斯诺见到一列列身着灰布军装，头戴塔形斗笠的士兵正开赴前线。对于这些勇士，他进行了如下的描述：“他们虽然一般比日本兵个子高些，但在体格、装备和训练方面都不如日军。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放了假的学生，而不是开赴战场的战士。有些人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身子单薄。他们的制服是用最廉价的布料做成的。虽然已是隆冬，许多人还穿着短裤，而且没有大衣。”
“你愿意和日本人打仗吗？”斯诺问了一名正在挖战壕的士兵。
他脸上先是浮现出那种中国军人特有的善意微笑，然后举起手中装有刺刀的步枪，“我用这个和日本兵碰面，”他一边说一边恶狠狠又略显滑稽地对空刺杀：“日本人杀害我们的同胞，强占我们的土地，我当然要和他们决一死战。”同样的问题，斯诺又问过很多中国士兵，回答都是一样。在斯诺看来，他们的爱国热情是真挚的。两名广东士兵向他保证：“我们宁愿死掉，也不会让子孙给倭岛上的皇帝当牛做马！”
对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的表现，斯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这支部队改变了中国军队无力进行现代战争的刻板印象。在解释他们为何能有如此英勇的表现时，斯诺首先将原因归结为不错的军饷和伙食供给。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支部队悠久的革命传统。十九路军的多数士兵曾参加过北伐，而它的核心曾在广州接受过以加仑为首的共产党顾问的训练。
他认为这支部队的年轻军官和士兵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受过教育。与一般的中国军队有所不同，它的士兵都是志愿招募的而不是强拉来的。他们多数是具有政治信念的青年，识字率也相当高。……下级军官和士兵似乎受到某种革命目的的熏陶，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日本人声称，在十九路军的官兵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同情者。斯诺也认可这种看法。他指出，共产党的影响无疑是造就这支军队革命战斗精神的因素之一。
三、战区一瞥
交战期间，要从上海的一个区域前往另一个区域不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必须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人们不光要面对各国士兵的盘查，而且还可能随时遭遇空袭和地雷。斯诺的一段文字，生动地记录了这种困难：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发现桥被占领了，并在横跨马路挖了很宽的战壕，地上也埋了地雷。由于无法说服哨兵让我们把车开过去，只能花费3个小时步行返回租界。我们遭到扣留又被释放，放了又扣，被勒令出示护照和照片；知道我们是美国人后，又给我们道了歉。直到清晨三点，我们才抵达了英国人的防区。
尽管如此，这种“迁徙”却为斯诺带来了很多难得的写作素材。从真如返回租界的途中，斯诺绕道进入闸北。尽管这里已是战区，而且机枪就在不远处哒哒作响，但他见到街上的人们并不惊慌，一些店铺仍在营业，手推车和人力车继续来往。这里的居民似乎远比租界里的人更镇定。
各色人等都成了十九路军的后援，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前方的作战，这一团结御辱的场面令斯诺印象深刻。在闸北附近的田间地头，他看到农民们正帮助士兵挖战壕。成百上千的学生，自发参加了志愿服务队。有些担任救护车司机，有些成了担架队员和护士，有些则充当通讯员和做各种能够帮助军队的工作。童子军负责送信，闸北志愿队还暂时编入了军队。医生和护士自发在闸北火线的后面设立了野战医院。租界里的人们则把食物、糖果、衣服和书刊送到了前线的士兵手中。有—家乐器店几乎把它所有的留声机都捐了出来。在机枪声间歇的时候，人们可以听到留声机正在播放最新的爵士乐。世界各地的华侨在得知“一·二八”战事打响后，也纷纷汇来捐款，或认捐食物、弹药。
上述景象深深打动了斯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表现出西方人所熟知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开始崇拜这些敢于笑对生死的南方青年士兵。当我看到一个熟识的、本来很娇气的、喜欢唱歌的中国女孩来到前线抬担架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终于被某种东西震醒了！
四、日军暴行
作为战事的亲历者，斯诺亲眼见证了日本人的种种暴行。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最终使他难以承受。
在蔡廷锴的指挥所附近，他目睹了空袭过后真如车站的惨状。在凶残的袭击之后，车站变成了一片断垣残壁，此外还有十几节残破的车厢。……好几颗250磅的炸弹直接击中了车站和停靠在这里的火车，即使在100码开外，斯诺也受到极大的震动。在被毁的车厢中有一个不幸的青年，遇难前的一刹那他还一边吃着人们送来的米饭，一边开着玩笑。突然，他被炸飞到半空，或被从破裂的车厢里抛了出来，他的身体被猛掷到好几码之外的墙壁上。
车站里原来聚集着许多士兵和一些平民，全都遇难了。在一些遗体上，看不见一点弹片造成的皮外伤，因为都死于剧烈的冲击波。冲击波甚至把他们的衣服全部吹没了。他们赤裸裸地以各种痛苦的扭曲姿态在站内和月台上躺了一地。……这种因冲击波和高温致死的景象，比被直接击中更惨不忍睹。
在整个“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和日本浪人，以抓捕“便衣队”为名，随意拘捕、关押和杀害中国平民。（详见蒋杰：《魂归何处：一·二八事变中的“失踪人口”》，《史学月刊》2020年第9期）这一惨剧在斯诺的笔下也得到了印证。他写到，他们在后方的几百个村庄里抓人，但很少有人获释。……一些人被押到江湾等地的刑场，不幸成为胆小的日本新兵的刺杀对象。日军要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训练成凶残的老兵。
在日军战线后方的田地里，到处横陈着听任野狗撕咬的被害农民的遗体。斯诺亲眼见到他们被枪杀或被刺刀捅死。有一天，他进入了一个日军占领不久的小村庄。一些中国平民，包括一两名妇女，被驱赶进一片小竹林。日军随即放火点燃了这片竹林。惊惶的人们从火丛中跑出，随即遭到枪杀。
日军控制闸北以后，斯诺第一时间赶去探访。在这里，他见到了更为疯狂的暴行。他写到，已经连续打了34天仗、疲惫不堪的日军，现在完全占领了闸北。和他们一同到来的是日本浪人，这些年轻的亡命之徒正系统地破坏这个原本拥有50万人口的城区中剩余的建筑。在交战停止很久以后，他们还放火烧毁了许多工厂、办公楼和民房。出于报复心理，他们驾着汽车出巡，绕着燃烧的街区兜圈子，有时停下来从携带的油箱里倒出汽油，重新点火。
日军所到之处，狼藉躺卧着平民的遗体。斯诺看到一对母子，母亲抱着孩子，两人似乎是被刺刀一次穿透的。他又来到一家敞开店面的米铺，发现这里成了一所临时火葬场。店里已堆起四层中国平民的遗体，日本浪人还不断拖来更多的遗体，准备点火焚烧。看到斯诺的出现，他们目露凶光。三名日本士兵走了过来，用刺刀指着斯诺，命令他走开。
这种场景，斯诺见到太多太多。无论在闸北，在虹口，在江湾，还是在庙行，在大场，在吴淞，这种因日军暴行而造成的人间惨剧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残暴血腥的场面，终于让他无法忍受：
我看够了。我的脑海里充满着一幕幕恐怖和残杀的景象——在吴淞、江湾、闸北、虹口、大场和十几个小些的镇子。我想到数百个无辜百姓的苦痛、损失和死亡，无端被屠杀了，事先连个警告都没有。
如果说斯诺通过《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也是最早向西方社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人之一。他在《远东前线》中指出，“昨天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日本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满洲。更早一些，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本国，必须占领朝鲜”；而“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需要占领华北”。日本军阀总是会用各种荒唐的理由来为他们的扩张辩护。遗憾的是，斯诺的预言和警告并未引起西方强权的重视。在不断的妥协、绥靖之下，日本的野心和胃口越来越大，最终引发了五年之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以及九年之后的太平洋战争。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