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农忙劳动
来源:湘楚山地文学 作者: 冯正平 时间:2022-02-10 点击:
全国形势瞬息万变，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垮台了，不可一世的自来红，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几天优越感，父母亲突然变成了走资派，他们成了“516”分子，比肩黑六类。于是造反派红卫兵登上舞台，他们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以革命的名义上北京，去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于是轰轰烈烈的八次大接见就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壮举。学校里乱哄哄的，革命积极分子纷纷组织造反队，几个人联合起来，起个名、挂个牌，刻个公章，占山为王，就是一个革命造反组织，形形色色、应有尽有，魑魅魍魉，群魔乱舞。
一年一度的“三秋农忙劳动”如期到来了，学校发出通知：在校学生一律参加农忙劳动。学校里人不多，大部分学生自发去串联，也有一部分学生回家当了“逍遥派”，对这个通知不理不睬。我没有去串联，出于惯性思维遵命到校，班主任何老师看见我哈哈大笑说：“等到现在九点钟了，全班只有你一个人来，怎么办呢？”
“或许还会有人来，我们再等一会吧！”
等到十点半，还不见人来，何老师说：“看来是不会有人来了，正平你说，我们怎么办？”
“我听老师的。” 我说。
“不去农忙劳动吧，恐怕学校领导怪罪，去吧，就我们俩个人，如何是好？”何老师自言自语地说。
过了一会儿何老师说：“我考虑还是去参加劳动，就我们二个人，你说好不好？”
“好啊！我反正没有其他事情，也讨厌学校里互相斗来斗去的环境，去参加农忙劳动心理上可以清静一点。”
第二天我们两人到达学校分配的地点山湾大队参加农忙劳动。每天早晨自带中饭与镰刀，步行四公里，和农民一起割稻。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很快乐，我们觉得远离了吵闹的世界，沉浸在单纯的劳动之中，可以忘却烦躁，心灵获得平静。休息时我俩躺在割下的稻铺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谈，或许在劳动中缩短了师生间的距离，也可能是同病相怜时，最能互相吐露苦闷。我斗胆问了何老师一个敏感的问题：“为什么你工作能力很强，而学校不重用你，只让你当我们班级的副班主任？”
何老师略一沉思慢慢说道：“既然你问起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你，也不要对其他同学说。”
“何老师放心，我肯定不说。”
“在大学读书时，我因为对大学过分强调‘优先招收工农子弟’的招生政策提了意见，要求‘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结果遭到批判，被打成了右派学生。”
何老师在教学上是一把好手，讲课深入浅出，清晰易懂，教学态度认真，方法多种多样，任何乱班差班，到他手中都会变成好班，但令人费解的是他永远是个副班主任。以前我略有所闻，何老师是被控制使用的，但不知是何原因，现在终于得到了证实。难怪何老师平时说话谨慎、为人低调，甚至有点唯唯诺诺的，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现实的残酷教会了他如何保护自己。
殊不知恢复高考后，拨乱反正，国家执行的就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可见何老师当时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极左路线是多么的蛮不讲理，它堵塞言路，一意孤行，禁锢人们的思想，压制正确的意见，使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遭受挫折，失去用武之地。那些极左分子全然不顾国家的发展前途，埋没、浪费了大量的人才。
文革结束后，百废俱兴，何老师得到了重用，担任了校长，把东湖中学搞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事实充分证明了极左路线用人政策的错误与荒谬。
我们俩傻乎乎地在农村劳动了十几天，回到学校时很多学生已经串联回来。他们告诉我，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大串联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全国之势，于是我决定跳出学校小圈子也去革命串联了。
作者简介 :冯正平,1949年生.上海市中学高级教师，上海市美学会会员、上海市颜文樑艺术促进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青浦区美术家协会会员、九三学社社员。
高中六七届毕业生，插队于上海市青浦县朱家角公社；1974年抽调至安亭师范学习；1975年任青浦县教师进修学校美术教师，职后进修取得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与美术本科文凭；1988—1990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美术教研员，并晋升为中学高级教师，2009年退休。
在全国、市报刊杂志上发表美术作品50余件；在全国、市、区级教育刊物上发表美术教育论文二十多篇，并获全国、市级奖多项。出版散文选《九安随笔》、小说《小镇知青》、画册《冯正平美术作品选》
（责任编辑 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