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抗：从延安抗大走来的哲学家
来源:上海滩杂志 作者:周凯军 时间:2022-02-01 点击:
01
父亲周抗生于1914年，从小遵从爷爷“科学救国”的意愿，勤奋读书，16岁考入浙江大学附属高中部学习工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激发起父亲的抗日救国热情。他决心像爷爷一样，为救国救民而不惜牺牲生命。于是他从学校走上街头，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驱逐浙江国民党省主席的爱国学生运动，从杭州扒火车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父亲还身穿西装，站在自己沿途画的“还我河山”宣传抗日的大型壁画前拍照明志。这就激怒了学校训导处，结果父亲被浙大开除。1932年，父亲到了上海，由于不能报考正规大学，便考入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范新琼、张玉良等专修油画。父亲用心聆听美术理论讲座，勤奋创作，作品很快入选学校画廊展出。
一年后，上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强烈感染了父亲。在美专两位中共地下党员的引导下，他很快融入上海进步学生运动。不久，他被抓进国民党南市区警察局关了三个月，刘海粟校长同情爱国学生，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多方阻挠，硬是出面将我父亲保释出来，并推荐他转入徐朗西、汪亚功执教的新华艺专。1934年，在刘海粟的关心下，两校给父亲发了正式毕业文凭。
1937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父亲从美专毕业后回诸暨带领三弟鸣剑、大妹鸿春和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苎萝剧团”宣传抗日。不久，父亲带领剧团加入党领导的浙江流动剧团，在刘保罗、邵荃麟、舒文、张三扬、余坚等共产党员领导下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等工作。这期间，他读到了第一本“新哲学”启蒙读物——《大众哲学》，有幸遇到了“新哲学”启蒙老师刘保罗。刘保罗联系剧团在开展抗日救亡演出时与国民党诸暨县党部既联合又斗争的实际，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统一的基础还在于斗争”，这些分析令他深受教育。他说，这是他接受的第一堂生动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教育课。
02、周恩来亲自安排兄妹三人去延安
抗战全面爆发后，父亲决定去延安。他返回大火后的长沙，千辛万苦找到了在城郊破庙里避难的母亲和大妹妹。经刘保罗介绍，长沙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龙潜为他开了一份去西安的介绍信，信是写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张涛同志的。他的四弟鸣铎与叶方先走。但不久去西安的火车中断。父亲看到《新华日报》登载第18集团军护士大队正在重庆招生，决定改道去重庆。辞别母亲和其他亲人前，他在全家照上题词：“1937年，乌云遮满天，日寇铁蹄陷华北，卢沟桥畔起烽烟，延安高举革命旗，抗日救亡真理显，浣纱溪边别慈颜，留影堪纪念。”
随后，父亲怀揣党组织的介绍信，穿着广西军的军服，假扮成国民党军官，领着十四五岁的五弟鸣竞和小妹绮春，一路通过许多关卡，风餐露宿，终于走到了重庆。但因为介绍信的目的地不是重庆，所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不同意接转。父亲无奈之际，忽然听办事处的浙江老乡说，周恩来副主席有时会送客到二道门。他脑筋一动，便领着弟妹每天守候在办事处大门内。
一天，他果然见到一位首长送客到二道门口，正要转身回去，父亲马上领着弟妹跑上前去请求首长帮助，并递上手中的介绍信。那位首长听了父亲的简要说明，又读了龙潜写给张涛的信后，和蔼地抚摸着两个孩子的脑袋问：“你们小小年纪去延安干什么呀？”小叔叔小姑姑按父亲早就教好的话大声说：“我们要去抗日，打日本鬼子！”首长听了“哈哈”地笑了，随即吩咐身边工作人员帮助接转关系。兄妹三人高兴极了。此时，有人告诉我父亲，这位首长就是周恩来副主席。
在周副主席关心之下，父亲终于拿到了新的介绍信，可以带着弟妹跟随护士大队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了。临出发前，办事处军务参谋提醒大家说，你们的老家都在沦陷区，为了不影响你们的家庭，还是改个名字吧。父亲想了一下说：“我参军是为了抗日救国，干脆改名叫周抗。”从此，他的原名周鸣韶就不大为人知道了。
整个护士大队有百余人，组织根据父亲的履历情况，途中还委派他担任一支几十人的华侨队队长。一路上，父亲指挥大家唱抗日救亡歌曲，还教队员们学唱《八路军护士大队队歌》。经过长途跋涉，华侨队在父亲率领下与整个大队一起安全抵达延安。
1949年周抗率部南下渡江前夜，和妻子牟韵文、儿子周肖军合影
03
何长工将他留在了抗大
父亲到延安后，安排弟弟妹妹进了延安的和平医院，院长是傅连璋。父亲自己原本打算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但因为已有一位也叫周抗的青年先进了鲁艺，父亲则被分配到了抗日军政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报到时，父亲还在为进鲁艺作解释，抗大总教务长何长工正好经过。他仔细询问了父亲的情况后说：“周抗同志，你是‘大知识分子’，不但有革命的觉悟，还具备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们抗大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同志啊！”听了何长工的热情话语，父亲就服从了组织安排，愉快地进入了抗大。
父亲在抗大学习了三个月，组织上认为父亲“有文化，理论基础好，条件适合”，很快被抽调进“政治教员培训队”进行重点培养。先在延安学习，后经过千里行军挺进太行山，不久又东进，顶风冒雪，风餐露宿，于1939年2月，到达位于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抗大一分校学习。父亲在一分校的山头上，硬是啃下了《资本论》等马列原著，为此后一生从事马列主义哲学理论教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初期，山东根据地经常遭到日伪扫荡，战斗频繁，学员的分散性和流动性都很大。若遇上反扫荡，还要和敌人直接交火，没有一个固定安全的校址。父亲作为政治教员，白天和大家一起行军，深夜备课。有时正在讲课，突然听到枪声，就得准备打仗或转移。有时，一个连队因战斗需要分散在好几个村庄，父亲就连跑几个村庄给学员讲课，保证一个不漏，才算完成这堂课。而战士们非常尊敬我父亲。父亲常常对我们讲，当年反扫荡突围时，是许多战士用身体挡子弹保护了他，要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啊！
04
策马南下大上海
1949年初春，全国解放在即。父亲担任三野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六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奉命从山东渤海专区调回部队。父亲率领1000多人的干部大队在济南集结、整训后，随三野大军横渡长江，于6月13日开进大上海。
南下干部纵队人员来自山东和其他解放区，是党中央为全国解放后接收管理城市作准备的。这是一批具备各种专长的干部。其中包括后来的上海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任桂珍、上海舞剧院老艺术家牟登刚、安徽安庆市原人大主任窦继香等。
当时，南下纵队是靠双脚走到上海的。跟随父亲过江的陈志强说，部队每天要走60至70里以上，有时强行军100多里，为防空还得昼伏夜行。周大队长配一匹大红马，自己从来不骑，都是给病号和体弱的女同志骑，要么就是给女同志驮背包和10来斤重的米袋子。警卫员陈德金说，六大队政委大部分时间缺编，父亲是一肩挑，行军路线、政治宣传、纪律教育、后勤采购以及行军和宿营后的警卫等等，每天都忙到半夜12点以后，只睡四五个小时。苏州、上海临解放时，纵队领导还要求父亲给各大队介绍上海市内情况，进行入城教育。因为父亲赴延安前曾在上海住过多年，对上海的主要马路、交通、大的建筑都比较熟悉。部队入城时用的地图有不少也是父亲参与画的。在讲到上海人的风俗习惯时，父亲还会教几句上海话“阿拉”“侬好”“侬夜饭吃过 ”，引得北方来的干部战士哈哈大笑。
4月，六大队乘小帆船横渡长江，快到对岸时，遭到敌机空袭投弹，父亲高声指挥：“大家不要慌，不要乱动，把马推到江里！”马会游泳很快上了岸，整个大队也安全上了岸，跑散的两个民工也找回来了。这时警卫员跑过来报告父亲，说我母亲生了一个女儿，带话过来叫父亲取个名字。父亲说，原先曾想过一个名字叫“征军”，前两天听了陈毅司令员南下动员报告，有句“大将南征胆气豪”讲得好，我看小女儿就叫“南征”吧！
1952年1月，父亲与亓子元、王熏香等64名干部，先后调任华东师范大学，父亲任首届校党委书记，我母亲牟韵文随后也到任（曾任华师大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听父亲说过，原来组织上要安排他去浙江绍兴担任地委书记，他认为不妥，就找到当时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要求在工作安排上回避自己家乡诸暨。胡立教当即表示：好啊，上海正缺你这样的干部。于是，父亲被派到了华师大。他不仅担任党委书记，还兼副教务长、政教系主任、政治教育专修科主任和学校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05
真情宣传“七千人大会”精神
1962年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有一天，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对我父亲说：“周抗同志，你是理论家，你水平高，你来作传达报告。”父亲于是被安排在市委党校小礼堂为全市处级以上干部轮训班（第三期）作关于学习“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辅导报告。我母亲十分担心，许多同志竭力劝父亲对某些问题不要讲，对某些问题要少讲。父亲却认为：“少奇同志的报告，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我为什么不可以联系实际，努力宣讲，以期多说服一些同志呢？”那天，父亲一口气讲了三个半小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按中央的传达口径，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受到听讲干部的一致好评。但八届十中全会后，父亲便受到当时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严厉批评，说父亲已“滑”到了“右倾”边缘。之后在“文革”中，这也成了我父亲的一大罪状。
1957年，父亲曾奉调担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与党组副书记、新四军版画家沈柔坚等共事，领导“反右”斗争。在“反右”中，他尽力保护广大画家，其中有唐云、应野平、程十发、邵洛羊等。但是却没能保住自己的老师刘海粟，还不得不奉命写一篇批判刘海粟的文章。那些天父亲绞尽脑汁，把与刘海粟之间所谓的“敌我矛盾”，写成了不同艺术观点之争，全文约6000字，分两天刊登在《文汇报》上，总算交了差。1978年父亲在天蟾舞台作“真理标准”辅导报告时，就向被打成“右派”的刘海粟老师及其他在“反右”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老画家公开脱帽道歉，当时中央还未正式发文为错划的“右派”改正。1994年4月，为庆贺海粟老百岁华诞，父亲还专门撰写了《论刘海粟的艺术辩证法》，后题目改为《海粟美术思想与爱国主义精神》。
06
作了120多场“真理标准”的报告
父亲却坦然地对家人说，实践出真知，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必须坚持，相信广大干部群众会支持我的。果然，不少市里的老领导和老干部亲自到我家里来表示慰问，更多的干部群众写信、打电话表示支持。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上海电视台多个频道以采访我二姐周南征为主的纪实专题片中，把话剧《于无声处》、“宝钢合资”和“作了120多场‘真理标准’报告的周抗”，并称为上海改革开放中的三件大事，这是对父亲最高的评价。
本文节选自2018年第12期《上海滩》杂志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