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董

来源:学习强国 作者:读者杂志社 时间:2021-07-29 点击:
摄影/日升
 
      作者:葛亮

      我想起一个人,那是在很久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在南京上小学。

      我是那种孩子,有几分小聪明,但是天生缺乏纪律感。所以,当我获得一张“纪律标兵”的奖状时,几乎是以雀跃的步伐跑回家去的。然而,快到家时,同行的同学说:“毛果,你的书包怎么黑掉了。”我这才发现,包里装的墨汁洒了,那张奖状和一本书,被墨汁污了大半。这真是太让人沮丧了。因为这张奖状,和我来之不易的荣誉有关。

      母亲安慰说:“不就是一张奖状,我儿子这么聪明,往后机会还多着呢。”父亲笑笑说:“这可是关于纪律的奖状,怕是空前绝后了。能不能请老师重新发一张?”我终于愤怒了,说:“你们懂不懂,这叫荣誉。荣誉怎么能再做一张呢!”

      我的父母,似乎被一个孩子离奇的荣誉感震慑住了,久久没有说话。

      忽然,父亲说:“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们记不记得,西桥那边,有个修鞋的老董。他肯定有办法。”

      我和父亲来到西桥,看到了那个叫老董的师傅。

      老董正在给一只鞋打掌。他把头埋得很低,全神贯注地用一个小锤子敲鞋掌,一点点地,功夫极其细致。可能是因为视力不好,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眼镜腿用白色的胶布缠起来。胶布有些脏污了。但你又会觉得,他是个极爱洁净的人。他穿着中山装式样的外套,旧得发白,是勤洗的痕迹。围裙上除了修鞋常用到的鞋油,并没有别的污渍,套袖也是干干净净的。

      我们在旁边站着,等老董修完了鞋,父亲稍弯下腰,说:“董哥,我是毛羽。”老董慢慢抬起头,眼睛眯着,额上的皱纹跳动了一下,说:“哦,毛羽。”父亲捧出那张奖状,说明了来意。老董站起身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一擦,接过奖状,认真地看,沉吟了一下,对父亲说:“给我买个西瓜来。”父亲说:“什么?”老董说:“半生不熟的西瓜,不要大,三斤上下。”我听着,觉得很奇怪:半熟的瓜,谁会好这一口呢。父亲倒很干脆地回答:“好!”
我们买来一个半熟瓜,老董捧起瓜,放在耳边敲敲,眯起眼睛笑了,说:“下礼拜五下午,来找我。”

       一个星期后,傍晚,父亲对我说:“毛毛,走,瞧瞧你董老伯去。”

      我们爷儿俩往西桥那边走,走着走着,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像帘幕一样。刚走到西桥,远远地就看见,老董站在路沿儿上,身体佝偻着,花白的头发湿漉漉地搭在前额上。看见我们,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交到父亲手上,说:“怕你们来了找不见我。拿好。”说完,便从地上拎起小马扎,摆到修鞋的小车上,慢慢地推着小车走了。

      我们回到家。父亲从怀里掏出那个塑料袋,用毛巾擦了擦上面的水珠。他解开封口的葱皮绳,里面是一个卷好的油纸筒,打开一层,里面还有一层。父亲喃喃道:“真讲究,和以前一样。”最后铺开的,是我的奖状。奖状干干净净的,那块巴掌大的墨迹,奇迹般地消失了。

      母亲惊奇极了。她拿起奖状,迎着灯光,看了又看,说:“怎么搞的这是,变魔术一样。”桌上放着母亲为我们父子熬的姜汤。父亲说:“桢儿,找个保温桶,把姜汤给我打一桶。”母亲张了张口。这时候正是饭点儿,但她并没有说什么,利索地把姜汤打好,又将刚在街口卤味店斩的半只盐水鸭用保鲜盒装上,一并给父亲放在马甲袋里。我知道父亲要去找老董,便要跟着去。父亲摸摸我的头,说:“走吧,董老伯为你挽回了荣誉。人要知恩,得当面道谢。”

      来到老董住的老房子,门开着,里面闪着昏黄的光。走进去,我们看到一个小女孩,正趴在一张桌子上,手里握着毛笔。父亲问:“是董师傅家吗?”小女孩放下笔,说:“是,我爸出去了。请等一等。”

      我们进了屋,父亲走过去看那个女孩子写字,忽然惊叹道:“哎呀,写得真好啊。”女孩说:“我爸说不够好。他让我多临柳公权,说我的字还差几分骨气。”

      这时候,老董进来了,手里拎着一只菜篮子。见到我们,他好像有一些吃惊。父亲沉浸在刚才的兴奋里,说:“董哥,你这闺女字写得很好啊。”老董一愣,淡淡地说:“小孩子,瞎写罢了。”

      父亲将马甲袋里的保温桶拿出来,说:“刚才你淋了雨,我不放心。这是家里熬的姜汤,我爱人又给你带了一盒鸭子。”老董点点头,道:“费心了。”他将桌上的笔墨纸砚收拾了,铺上一张塑料布,又拿出一瓶酒,说:“吃了再走。饭点留人,规矩。毛羽,咱们上次同桌吃饭,毛教授还在吧。”父亲听到这里,犹豫了一下,说:“董哥,咱们喝两盅。”

      老董给父亲倒上酒,又看看我,搛了块鸭子放到我碗里,问:“叫什么?”父亲应道:“大名毛果,小名毛毛。”老董感叹道:“眉眼真像他爷爷啊。教授要是看到这小小子长得这么好,不知该有多欢喜。”父亲道:“有时也厌得很,主要是没有定力。要像你家闺女,我也不操心了。我也想教他书法,但他一点都坐不住。得一张‘纪律标兵’的奖状,自然宝贝得要死。”老董说:“要不,让他也来学吧。两个孩子,我也好教些。我这手柳体,当年也是教授指点的,如今传给他的后人,也是应当。欠你家的,还多呢。”父亲一愣,说:“董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他们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许多我不懂的事情。

      突然,我看到窗台上悬着一只西瓜,已经干瘪了。瓜上还有一层白毛,是长霉了吧。老董问:“毛毛,还认得这只瓜吗?”我想一想,恍然大悟。老董说:“来,老伯给你表演个戏法。”

      他把桌子收拾了,然后铺开一张纸,将毛笔蘸饱了墨,递给我,说:“写个字,越大越浓越好。”我攥起笔,一笔一画,使劲写下我的名字,又粗又黑。老董将那只干瘪的西瓜抱过来。我才看清楚,西瓜皮上并不是长霉了,而是铺了一层霜。老董拿出一个鸡毛掸子,择下一根鸡毛,从中间折断,独留下近根儿细绒一般的羽翎子。他用翎子轻轻地在瓜皮上扫,一边用一只小汤勺接着。那霜慢慢落了半汤勺。老董便将这白霜,一点点均匀地撒在纸上,我的字迹被盖住了。我看见他抬手在瓜上晃了晃,竟捉住瓜蒂提起一个小盖,一边嘴里念道:“硼砂三钱砒三钱,硇砂四钱贵金线。”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手。他对着手上的翎毛吹一下,然后轻轻地在纸上扫。我的眼睛渐渐地睁大了,纸上那又黑又大的“毛果”二字,竟然消失了。

      我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老董,学着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对洪七公做的手势,说:“大侠,请受我一拜。”

      其实,老董以前不是做修鞋匠的,他年轻时,在琉璃厂的肄雅堂做学徒。以前琉璃厂的书店,数肄雅堂装裱功夫一流,修书也最有名气。我爷爷那时是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一次他到北京出差,逛琉璃厂,正好看见老董埋头修一本明嘉靖年间的《初学记》。那本书的书口,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边角的地方一碰就掉渣。他就看那年轻人,小心翼翼地用裱纸将边角环衬起来——行话叫“溜书口”,每片纸渣都安放得恰到好处。年轻人修了一个多小时,爷爷就看了一个多小时。爷爷看上了他,把他带回南京,安排在南大图书馆的古藏部,还让古藏部的主任亲自带老董。

      老董呢,也是真爱书。除了修书,就是看书,没别的爱好。一次爷爷去馆里,大中午的,别人都吃饭去了,就剩老董一个,正埋头看一本书。问他看的什么,他回说:“《病榻梦痕录》。”爷爷接过书,问:“你修的?”老董点点头。爷爷打开细细看了,又问:“修了多久?”老董答:“一个月,二修了。原来用了‘死衬’,可惜了书。我拆开重新修了。”爷爷说:“一个月算快了,补得不错。这书糟朽了,‘肉’缺了不少。”老董说:“以往在琉璃厂,老师傅们都能补字。我字写得不好,唯有先空着。”爷爷就说:“不妨事,我教你。”

      以后,老董在修书看书外,多了一个事,练习书法。爷爷教他的法子,是临帖——颜柳欧赵,苏黄米蔡。与常人习字不同,爷爷要他琢磨的,是字的间架与笔画——以后补他人的字,便都有迹可循。老董渐渐在馆里有了声名,任了二修组的组长。

      又过了几年,我们家出事了。爷爷被人写了黑材料,被撤了馆长的职。这他倒无所谓,都是身外物,只要还能教书就行。再后来,渐渐传出消息,说那些检举材料,许多是图书馆的老同事写的,居然也有老董的。老董是被人踩着手,写下那封信的。信里说,毛教授的私藏里,有多少封建遗毒,他清清楚楚。

      爷爷因此落下了病,再没好起来。再后来,古藏部被封,老董被赶出了图书馆。

      老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鞋的,我一直不知道,但我清晰地记得,在父亲带我去见老董的那个夜晚,回来后,他对母亲讲了老董的故事。而后,两个人陷入漫长的沉默。最后,母亲站起身,深深叹了一口气,对父亲说:“你该帮帮他。”

      因为这句话,父亲找了老董当年带过的徒弟小龙,对他讲了自己的想法:“您如今是古藏部的主任了,馆里也是用人的时候,还是将老董请回去吧。他那一手手艺,是没有犯过错的。”小龙便说:“我也不是没动过念头。如今的这些小年轻,缺的是老人儿手把手地带。可是,老董这人你知道,倔得很,给台阶他也未必下。”父亲说:“或许可以让他家属配合做做工作。他爱人是什么来历?我上次见到了他女儿,还小得很。”小龙四下望望,说:“他没成家,哪有什么家属。那孩子是他捡的。”父亲说:“啊,那这么多年,都他一个人带?也真不容易。”

       因为小龙出面,南大图书馆给了老董一个临时工的差事,又聘他兼职培训馆里新来的年轻人。老董对父亲说:“不愿意去。”父亲摇摇头,说:“董哥,我知道你心里挂着以前的事儿。如今我放下了,馆里放下了,你自己还放不下?”老董没再吭声。

      他答应了下来,但还是坚持要每天出摊儿,到晚上再开夜班,给图书馆的青年员工做培训,还从馆里领了一些活儿,带到家里做。旁人问他,他说:“我没脸跟那些老相识一块儿待着。”

      这时候,我已经跟着老董学书法,与老董走得近了。我家的藏书,爷爷在世时被毁过一些,失散了一些,但老家陆续又寄来一些,皖南的梅雨天漫长,虫蛀水浸了,品相就不是很好。父亲就都送到老董那里。我呢,喜欢的小人书,《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帝》,翻看久了,也送到董老伯那儿去。老董一视同仁,都给修得好好的。

      有时,他看着我练书法,不发一言;有时他会俯下身,握住我的手,很慢地,引着我写下刚才临写的笔画,作为演示。这一切,都在安静中进行。唯有一次,我听见他在身后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毛毛,读书的人,要爱惜书啊。”我回过头,看见他拿着我那本散了架的《森林大帝》,正一页一页地将书页的折角捋平,然后小心地放在那只里面灌满铅的木头书压底下。那郑重的神色,如同对待一本珍贵的古籍。

      这年秋天,父亲接到了小龙的电话:“毛羽,这个老董,差点把我气死。”父亲问他怎么回事。他说:“馆里昨天开了一个古籍修复的研讨会,请了业界许多有声望的学者。我好心让老董列席,介绍业务经验。结果,他竟然和那些权威叫起了板。说起来,还是因为省里来了本清雍正国子监刊本的《论语》,很珍贵。可是书皮被烧毁了一多半。那书皮用的是清宫内府蓝绢,给修复带来很大难度。本来想染上一块颜色相近的,用镶拼织补的法子。也不知怎的,那蓝色怎么都调不出来,把我们急得团团转。外省的专家,都主张将书皮整页换掉。没承想老董跟人家轴上了,说什么‘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还是修旧如旧那套陈词滥调,弄得几个专家都下不了台。其中一个,当时就站起身要走,说‘我倒要看看,到哪里找这么个良工’。老董也站起来,说‘好,给我一个月,我把这书皮补上。不然,我就从馆里走人,永远离开修书行’。”

      父亲找到老董,说:“董哥,你能回来不容易,为了一本书,值得吗?”老董将手中那把修书用了多年的乌黑发亮的竹起子,用一块绒布擦了擦,说:“值得。”

      后来,父亲托丝绸研究所的朋友,在库房里搜寻,找到了一块绢。这块绢的质地和经纬,都很接近内府绢。但可惜的是,绢是米色的。老董摸一摸,说:“毛羽,你帮了我大忙了,剩下的交给我,我把这蓝绢染出来。”父亲说:“可这染蓝的工艺已经失传了。”老董笑笑,说:“凡蓝五种,皆可为靛。《本草纲目》里写着呢,无非‘菘、蓼、马、吴、木’。这造靛的老法子,是师父教的。我总能将它试出来。”

      此后很久,没见着老董,听说这蓝染得并不顺利。白天他照旧出摊儿修鞋。馆里的人都觉着奇怪,毕竟一个月也快到了,他就是不愿意停摊儿。

      老董到底把那块蓝绢染出来了。据说送去做光谱检测,色温、光泽度与成分配比,和古书的原书皮相似度接近百分之九十。老董成了修书界的英雄,图书馆要给老董转正。老董摇摇头,说:“不了,还是原来那样吧,挺好。”他白天还是要出摊儿修鞋,晚上去馆里教课,周末教我写书法。

      可是,一个周末,傍晚时我和父亲去老董家,只见门开着,老董坐在黑黢黢的屋子里,也不开灯。父亲说:“董哥,没做饭啊?”老董没应声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父亲又喊了他一声。老董这才抬起脸,定定地看着我们,眼里有些混浊的光。父亲四顾,问:“孩子呢?”老董很勉强地笑了一下,说:“送走了,给她妈带走了,是她亲妈。她妈当年把她放在我的车上,我寻思着,总有一天她妈会找回来的。她妈要是找来了,我恰巧那天没出摊儿,可怎么办!十二年了,她妈总算找回来了。”父亲一愣,说:“你养她这么多年,说送就送走了?”老董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去那人家里看了,是个好人家,比我这儿好,那是孩子的亲妈。人啊,谁都有后悔的时候。知道后悔,要回头,还能找见我在这儿,就算帮了她一把。”老董起身,从碗橱里拿出一瓶酒,倒上一杯,一口抿个干净,又倒了一杯,递给父亲,说:“我该歇歇了。”

      老董没有再出摊儿修鞋。图书馆里的工作,也辞去了。后来,他搬家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次年春节前,我收到一只包裹,从北京寄来的。打开来,里头是我的小人书,《森林大帝》。开裂的书脊被补得妥妥当当,书页的折角也平整了。包裹里,还有一把竹起子。竹起子黑得发亮,像包了一层浆。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瓦猫》一书,本刊节选)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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