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 率真是最好的财富

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宋强 时间:2021-07-10 点击:
翻译家文洁若
萧乾、文洁若和巴金
萧乾与文洁若
 
      ◆宋 强

      2021年4月26日下午,“繁荣新时代文学创作暨庆祝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宾馆举行。一位老人坐着轮椅出现,虽然年事已高,但她仪容整洁,衣着考究。很多人都过来向她问好,与她合影留念。人文社社长臧永清看到这位长者,赶紧上前热情地迎接和问候:惊动您老人家了!您多保重!

      她就是著名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作家、翻译家萧乾的妻子,我们可敬又可爱的前辈文洁若先生。

      1 杜绝浪费的好习惯

      我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就听到各种文洁若先生的轶事,其中最多的就是关于她生活极度节俭的故事。据说,每次社里组织离退休老干部聚餐,文先生会坐着等到最后,绝不允许浪费一丁点饭菜,如果有剩下的,一定会坚持打包。有一次下班后,她看到两个年轻编辑在聊天,径直过去把他们办公室的灯关掉,理由是,聊天不用开灯。文先生每次下班路过洗手间,都会主动把灯关上。文先生还把绝不浪费的习惯带到了国外,有一次到日本出差,她看到酒店大堂居然在大白天开着灯,气愤不过,走到开关处把灯关了,搞得服务员大吃一惊,以为出了事故。

      大家说起这些故事,往往带着开玩笑的心态,谁也说不清文先生极度节俭的生活习惯是如何养成的,细想一下,也许是经历过艰苦年代的困难,所以看不得一点浪费吧?

      文先生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我也见证过几次。就在去年冬天,我和老干部服务部的董文权老师前去拜访文先生,录制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社庆祝福视频。她的保姆是董文权帮忙挑选的,所以二人相熟。保姆见了我们,开始大倒苦水,诉苦重点之一就是文先生的节俭给她带来的麻烦:洗脸水不能随便倒掉,必须用来冲马桶;电灯必须随用随关,绝不能白白亮着。保姆为了电器使用方便,买了一个插线板,结果文先生与插线板“干上了”,每逢不用时必须关掉插线板开关,理由是插线板上红色的小指示灯总亮着,费电……为了不让文先生觉得“浪费”,临走时,我赶紧关掉了文先生家里因录制视频打开的几盏灯。

      对于文先生的极度节俭,我心生敬重。老一辈艰苦朴素的生活在今天已然成为“奢侈品”,我们身边充斥着大量的浪费。过度的物质欲望带来的异化,已经让我们浑然不觉。正是文先生这样的人保留着可贵的节俭习惯,对我们反而是一种有益的提醒。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同事,像文先生一样,一直保持着极简的生活方式,十年间没有买过新衣服,理由是衣服又没有穿破,所以不用添新的。他专注于工作的姿态让我们不会去关注他的衣着,而且过去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没有丝毫过时感。难道说这里面没有文先生这代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2 乱中有序的家

      除了节俭之外,文先生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个方面,是她家里的“乱”。文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她并不注重生活细节,也许是小时候家庭条件优渥,让她不用去管家务,所以也就不会收拾。

      我去过文先生家里几次,每次看到的场景都大同小异,凌乱的物品随意堆放,各种书或翻开或横七竖八地躺着。她想起要给我们展示什么东西时,便跑到另一间屋里,拉开抽屉稀里哗啦地找上一通。有意思的是,居然每次都能找到。但也有找不到的时候,她会很着急,四处打电话问近期来过的人有没有借走。有一次,我跟老干部服务部的谢施基老师去文先生家,因为文先生需要住几天院,我们是专门过来送她去医院的。正好有一位在日本读博士的女学生为了写论文,专门来拜访文先生,我们进门的时候,她们刚好聊完。为了方便,文先生便邀请那位女博士一同前往医院,说到医院安顿下来后还可再聊聊。然而几个月之后,这位女博士跟我联系,言语中充满了委屈,说是文先生有一部译稿怎么也找不到了,问是不是被她顺手拿走了。女博士很认真地说,希望我和谢施基老师给她作证,她走的时候是空着手的,什么也没拿。我对此已经毫无印象。好在文先生后来找到了译稿,赶紧告诉了这位女博士,是自己误会了。这件小事,又能看出文先生在不拘小节之外,还有一份诚恳和率真。

      文先生以前住的是两套打通的小房子,其中一套作为专门的书房,但前几年文先生卖掉了作为书房的那一套,在一进门狭窄的过道处放了一张书桌,就是她每天大部分时间工作的地方。她今年94岁了,仍然每天守在书桌前,坚持做着翻译工作,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对她来说,工作就是生命,翻译就是一切。
 
      3 萧乾仿佛从未离开

      文先生喜欢送书给别人,每次都会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上某某先生女士惠存,认认真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还会盖上自己的印章。对于重要的人,或重要的场合,她还会郑重地盖上萧乾先生的印章。

      萧乾先生出生于1910年,比文先生大17岁。他们相识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由翻译工作结缘。2013年,人文社组织了口述历史采访计划,我是其中组织者之一,因此有幸在采访过程中听她聊了她和萧乾先生之间的很多往事。当时,文先生经常就编辑过程中遇到的翻译问题去请教萧乾先生。有一次,文先生就同一段内容的不同翻译方式,去问萧乾先生,孰是孰非。萧乾先生耐心地对她说,在翻译问题上有一种伤叫硬伤,就是把黑翻成白,叫“黑白错”;可是也有的不是硬伤,是“软伤”,译者既可以这么译,也可以那么译,编辑就不能说他错了,要尊重译者本人的意思。这次求教经历让文先生对萧乾先生肃然起敬,产生了仰慕之情,很快便进一步相识相知、结为伉俪。几十年后,文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仿佛又回到了他们最初相识的岁月,神情中也充满了温柔和煦,说:“这个他教会我了,你不能硬逼着人怎么着。两样都可以翻的时候,即使你喜欢这么翻,也不能强迫译者。”

      当时,文先生嫁给萧乾先生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那时的萧乾正背着处分。据文先生说,1950年时萧乾先生去了一趟英国,因那时中国与英国还未建交,他只能绕道苏联前往,但苏联不让他过境,怀疑他是间谍云云。这因此成为他的一个“历史问题”,因而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萧乾先生一度没有被安排正式工作,只能靠翻译为生。在萧乾先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时,一家人就只能靠文先生每个月固定的工资生活。在“文革”期间,极度压力之下,与他们同住的姐姐精神失常,突然有一天将萧乾先生所有的书和资料都扔到院子里,付之一炬。火势很大,还惊动了消防队。在那一劫中,萧乾先生的很多珍贵资料都被毁掉,包括他早年写下的日记。

      他们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但二人的感情却历久弥坚。他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直到八十年代后才开始慢慢改善,此时的萧乾已经成为中央文史馆馆长。他们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话题。他们一起翻译的《尤利西斯》成为他们感情的最好见证。萧乾先生去世后,文先生一直将他的大幅照片放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就好像他从未离开。直到今天,文洁若还经常将她的著作与萧乾的著作同时赠送给朋友,有时落款还同时写上二人的名字。前不久,文先生托人送给我一本书,前面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封信,那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给萧乾先生的信。可以说,萧乾先生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融为一体。

      结语:

      丰富而强大的心灵

      有一次,我跟社长一起去拜访王蒙先生,他问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一辈编辑出版家时,特地问到了文先生的近况,说她是一个率真的人,能保持至今,十分不易。

      从文先生身上,我们确实能学到很多可贵的东西,她的率真让她专注于工作,专注于翻译,专注于简单的生活。她类似“苦行僧”般的外表之下,有着丰富而强大的心灵。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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