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邨21号的“潜伏”往事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章慧敏 时间:2020-08-20 点击:
年轻时的方行和王辛南。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展厅。

永乐邨21号客厅。

永乐邨21号门外。

永乐邨21号大门。

      章慧敏

      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位于江苏路389弄(永乐邨)21号,曾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红色秘密基地”,对保证上海局的绝对安全和领导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今,这里已成为研究上海红色发源地历史的生动课堂,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永乐邨建于1930年,弄堂里是一幢联体式小楼,砖木结构假四层,一幢的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

      我家曾住在愚园路、江苏路转角口一条叫黎照坊的弄堂里,后弄堂隔着一垛十来厘米的墙便是永乐邨。那年月,读小学都是就近入学,愚园路和江苏路就像分不开的麻花,班级同学全部分布在这两条路上。放学后,要去永乐邨找小朋友玩了,走到后弄堂底,那里有一扇常年不关的小门,一脚就跨到永乐邨了。21号就坐落在小门旁边。

      不过,跨进跨出这么多年,从来也不知道这幢假四层的小楼居然是有来历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江苏路和愚园路交会口开始马路拓宽工程,因此拆除了一些弄堂建筑,这时的永乐邨从版图上被抹去了,取代它的是一幢三十几层高的商用大厦。可是,永乐邨没了,却独独留下了21号,孤零零地“藏身”在高楼背后。人们纷纷打听其中原委,这才得知它曾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的旧址,不仅不拆,还要修缮保护,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

      今天,若要参观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得从上海市水务局的门房进入,然后向纵深走去,在院墙一隅才能找到它的入口处。给人的感觉是它仍“潜伏”着:潜伏在四面高楼之中。然而,经过了展品陈列和文字介绍,它曾经的“潜伏”故事也渐渐地浮出了水面,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上海的地下党领导是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传递情报的往事。

      “潜伏”在永乐邨21号

      让我们把时间前移到1945年9月的一天,永乐邨21号的大房东正在接待一对有意向顶下这幢假四层楼房的夫妇。

      原先,住在这幢楼里的是一对日本夫妇,几天前他们退房回国了。走时匆忙,房子里还留下了整套东洋式的家具。时局动荡,经济萧条,大房东急于再寻房客,租出房子。

      双方在租金上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夫妇俩以妻子王辛南的名字顶下了21号。

      这对夫妇名叫方行和王辛南。按当年的市情,能够顶下一幢房子的人至少是经济宽裕、生活无忧的。而从他们的自我介绍中,房东也确认了这一点:丈夫方行是关勒铭金笔厂的股东,而夫人王辛南与人合开了一家中华医药化验所,都属于有身价的人。

      王辛南和谁合开了中华医药化验所呢?她是和党外人士林俊卿医生出面开办的,其实是新四军的地下药厂,以医药化验所对外营业作为掩护。这段史料连林俊卿医生的儿子林青都不知道,直到1986年的一天,林青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问他:“你是林俊卿先生的儿子吗?我是你大姑妈的老同学,请有空到我这儿来,我跟你讲些事情……”

      电话那头正是王辛南,她也是林俊卿妹妹的同学。通过王辛南的叙述,林青这才知道父亲与永乐邨的关联。至于王辛南当年是如何说服林俊卿帮助地下党工作的,以及林俊卿冒着风险为地下党做了哪些事情,出生于1944年的林青还是一无所知,因为“我父亲从来不说,连我妈妈都不知道。父亲也从来不让我到这栋房子里来玩”。

      上海局机关旧址修缮后,江苏路街道率先组织了一些干部和群众来这里开展党建活动。参观这天,让林青大感意外的是,在陈列的资料中他发现了自己父亲林俊卿的名字。这个发现顿时拉近了他与神秘往事的距离,于是,这位退休语文老师成为一名讲解上海局旧址故事的志愿者……

      显然,方行和王辛南这对夫妇对外的身份是用来作掩护的,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1946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中共在上海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两人根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的指示,以私人名义租下了永乐邨21号,看中的就是这幢房子在弄堂底,屋前有一个独立小院,周围僻静隐蔽,屋后有门通到外面,便于紧急疏散。

      自从顶下了21号后,这幢假四层便重新布局了,一楼是张执一和方行两家人日常活动的场所与餐厅;方行、王辛南夫妇住在在二楼;张执一、王曦夫妇住在三楼;三楼也是领导们开会、研究工作的地方。四楼放些杂物,有同志来上海就成为临时住所。1946年4月,冯文彬由延安来上海,在四楼住了约3个月。他走后不久,钱瑛由南京调来上海工作,也在四楼住了一个月。

      那么,张执一又是谁呢?在介绍他之前,先得介绍一下中共中央上海局,它是在1947年5月6日由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名而来的。当时,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钱瑛为组织部部长,刘少文负责情报工作。10月,上海局成立了“策反委”,张执一便是这一任的书记。

      张执一长期活跃在上海的隐蔽战线,经历过许多重大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秘密策反千里长江防线十万国民党军队,便是一段浓墨重彩的传奇故事,由此得到“策反传奇人物”的美誉。

      1949年4月,张执一离开上海后,转由沙文汉任“策反委”的领导。这时的“策反委”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局长贾亦斌率部4000多人在嘉兴起义,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渤等人驾驶重型轰炸机起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起义,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起义等,为加速上海解放进程及保护城市基础设施做出了重大贡献。

      户口检查有惊无险

      1948年8月,上海的天空乌云压顶,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在这非常时期,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又一次清剿行动。上海警察局以重新发身份证为名,由警察挨家挨户地进行户口检查,并且规定轮到入户检查时,全家老小必须守在家中,警察需要逐一核对照片。

      很明显,这次查户口表面上是分发身份证,实质是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清查行动。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紧急会合在永乐邨,研究应对的办法。作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联络点,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后果就是暴露,巨大的威胁将侵袭永乐邨。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刘晓他们商量后决定暂时转移到杭州去避风头,安全是第一位的。于是,在熟人的引荐下,著名的佛教居士赵朴初书写信函给净慈寺方丈,说是上海有几位实业老板将到杭州名刹来做佛事,请方丈予以接待。

      就这样,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在方行的陪同下前往杭州,净慈寺在西湖南岸,雷峰塔对面,是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因为寺内的钟声洪亮,“南屏晚钟”成为“西湖十景”之一。在净慈寺里,他们做的是为超度一切亡魂而设的“水陆道场”佛事,而方丈也因为赵朴初的介绍信,对他们分外殷勤,还安排他们住进了寺院深处的独立小屋。

      8月的杭州闷热难耐,这湿热的天也为刘晓他们起到了掩护的作用。怎么讲?因为正巧可以找到一个白天太阳毒辣、不宜外出游览的借口。白天,二刘和二张这四人在屋内佯作打牌消遣,实际却是聚在一处议事。而方行则带着6岁的张纪生(张执一的长女)在院子里嬉戏玩耍,实为观察动静。这一行人大约在寺庙里住了个把星期,一直到收到王辛南的来信,通知他们上海的户口大检查已告一段落了,大家这才分头返回上海……

      姓张的是谁?胖子又是谁?

      这次的虚惊还没过去多久,揪心的事又发生了:突然间,与张执一单线联系的一名国民党立法委员被捕了。特务机关获知他与地下党里的一位姓张的高级干部有往来,至于高级干部叫什么,住在哪里,相貌如何,却因立法委员死不招供而无法掌握更多的情报。不过,特务们还是捕捉到了点滴的信息,那名姓张的高级干部说的是湖北话,还是个胖子。

      于是,特务们转而威逼起为立法委员开车的司机。他们用枪顶着司机的脑袋,让他凭着记忆开车带特务们去找送“胖子”回家的地方。无奈,司机只得把车开到江苏路附近停下了,说他当时因为忙着掉转车头,没有注意到客人下车后究竟是从哪个门洞、哪条弄堂回家的。

      特务们大喜过望,有了大致方向,只要去找警署对户口就行了。果然,这一查便查到附近有三家姓张的湖北人。他们一家家地上门找胖子,排除了两家姓张的湖北人后,最后来到了永乐邨21号。

      那天,恰巧张执一的夫人王曦在家。王曦也是地下党的高级干部,在虎穴工作,她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进门后的特务张口就要王曦先生的相片,王曦本能地意识到出问题了。只见她不慌不忙地从镜台上取来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交给特务,还告诉他们先生到南京做生意去了。

      照片本来就不大,再加上全家福上站的、坐的有好几人,每个人的脸不比黄豆粒大,清晰度自然也差。特务们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个名堂来,要她去换一张单独的人像照片。王曦说,家里只有这一张照片,没有其他的了,你们要就拿了走,不要拉倒!

      张执一的女儿张纪生晚年回忆道:“当时国民党特务有个概念,认为凡是共产党员都穷得叮当响,看到我家里有用人和厨师,老老小小一大堆人,条件还算富裕,男主人又是做生意的,所以没要到照片也就离开了。”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48年冬天,方行和张执一同去了香港,在那里与刘晓、钱瑛会合。1949年元旦刚过,王辛南也服从组织安排,去了香港。转眼进入5月,上海解放,党组织又安排方行、王辛南夫妇回上海工作。直到这时,方家和张家又重回永乐邨21号。

      1950年,刘长胜指示方行,把永乐邨21号移交给上海总工会。他在半页纸上写道:“方行同志,请你写一介绍信给你的亲戚(关于江苏路愚园路的一座房子)言明由上海总工会丁盛雅同志去接洽。请将此介绍信直接交王玉昆同志。此致敬礼!刘长胜。”

      回首当年,上海局机关严格地执行了“隐蔽精干”的方针,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开辟了配合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因为隐蔽工作做得好,中共中央上海局这一最大的“红色秘密机关”从未被暴露。以致当年与两家老小一起生活多年的两名用人,对主人从事的工作毫不知情。上海解放后,当他们看到住在这里的先生、小姐、太太,个个穿上了解放军军装,惊得目瞪口呆。

      上海局机关的历史使命在上海解放后画上了句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哪怕到了今天,人们仍然对发生在永乐邨的那些“潜伏”故事了解得并不太多。

      1981年,张执一从北京来上海,他让方行和王辛南的女儿方虹陪着,特意到永乐邨去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这时的21号已经住了七户居民。对张执一老人来说,永乐邨虽物是人非,却是他人生永恒的记忆。

      当年方虹回忆说:“我父母在受命之初,并不知道要他们负责掩护的地下领导机关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后来虽然一直在机关核心工作,也并不知道上海局正式成立于何时。只知道交给他们的工作是整体中的一部分,极其机密又极其重要,是上级对他们的绝对信任,对上级的指示一定要尽全力去做好,万不可因自己的丝毫闪失和偏差贻误大局。现在看来他们所做的,确实只是上海局庞大的地下工作中极小一部分。但是,从事地下工作形成的习惯他们一生都没有改变过来。”

      方虹还说道:“现在,永乐邨的弄堂已经消失,弄口的水果摊、菜场和南货店也在江苏路拓宽工程中成为回忆,所幸的是这座挤压在一群高楼大厦之间矮小的21号小楼被保存了下来。”

      今天,曾经潜伏于永乐邨21号的人大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能够还原它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永乐邨21号作为上海局的一个秘密机关,这段潜伏往事将镌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忆里。

      (本版照片由章慧敏拍摄或翻拍。)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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