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就半部中国近代史的为什么会是湖南人？

自古以来，中央与地方“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在治乱之际，必有一革新国民之思潮自地方诞生，然而很快便会变成全国性的思想，近世湖南的政治启蒙即为一突出例子。自清季中叶以来，由于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回乡组建湘勇以对抗之，其勇武之形象，乡故之情谊，为湘人所自诩，而明亡之际的湖南哲学家王船山，对湖南一省有志于革新一地民风的有识之士，尤其关键。湘人近世之政治革新运动，从湘军将领带动的洋务运动、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黄兴创建的华兴会，到民国初年的湖南自治运动等，都有坚实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在中国近代史上，确实较少见到这样的例子。

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之后的这本《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试图梳理近世湖南的政治思潮。在此等论述阙如的美国学界，裴士锋的论述尤其触目。可以将本书所描述的近世湖南与传统论述中的近世广东，作为近世中国地方文化的不同典范来作对比（可参看魏斐德著作《大门口的陌生 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近世湖南与广东的地方意识就如内陆与海滨的性格特征，后者深受外国思想和舶来事物影响，这种趋势在其他口岸开放地区如江浙沪一带也类似，而位处帝国边陲的华南地区尤其成为动乱温床。然而湖南一开始便以传统捍卫者自居，在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各省传教兴学的时候，湖南是他们无法染指的唯一省份，湖南民间社会对外国人的宗教尤其抵制，湘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且同乡情谊深厚，对外来事物一致抗拒，然一旦经同为湘人的官宦名贤推广，便蔚为一时之新风气。在湘勇镇压太平天国以后，郭嵩焘以王船山（王夫之）思想鼓励湘人接受洋学不要排外，与后来周汉仇外排洋心态，如出一辙，都是以湘人为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