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届知青的故事

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王伊宁 时间:2018-09-20 点击:

曾几何时,五大连池成为了旅游胜地。那里有火山地貌,有由5个相连的堰塞湖形成的美丽湖泊,景色宜人。然而,当年我去那里却不是为了游玩,而是为了看望我的大妹加宁,她当时在五大连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十连,是一名军垦战士。
记得那是在1971年的元月份,农忙已经结束,玉米收进囤,柴草码成垛,生产队喂牲口的草料也铡好了,于是知青可以回家探亲了。
这时我接到了一个“任务”,一位朋友托我把她年仅12、3岁的妹妹从嫩江兵团某部带回北京。这个女孩随姐姐去那里玩,但姐姐却因故不能送她回京了,于是找到了我。我那时年轻气盛,又十分仗义,便慷慨地允诺了。但是我决定,无论如何,在去嫩江之前一定要去看望我的大妹加宁。


我和清华附中的同学在吉林省洮安县插队时的合影

1969那一年,仅在半年之内,我家就有3人离开了北京,天各一方: 4月份我去吉林省洮南县插队;6月份我的父亲被清华大学工宣队发配到江西鄱阳湖边的鲫鱼洲农场(他后来和上千名清华大学教师一样,在那里得了血吸虫病);而大妹加宁则于8月份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垦荒。从插队时算起,我和加宁已经接近两年没有见面了,我很想念她。
旅途是异常艰苦的,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我要先步行4公里到镇上,坐100多公里长途汽车到洮南县城,再从洮南县城坐火车到齐齐哈尔市,再从齐齐哈尔市坐火车到北安县,从北安县再坐长途汽车到她们的连队。当然,乘所有的火车都必须“扒车”,因为知青没有钱,那年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年农活,只挣到23元钱,刚够从洮南到北京的单程火车票。
经过了一天一夜多的折腾,我在下午两点多钟赶到了北安县长途汽车站,这时,唯一一辆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车刚刚开走,院子里聚集了许多像我一样焦急万分的人。人们四处打探消息,希望能找到顺路车。终于,有人发现了一辆正要开往兵团驻地的敞篷卡车,它来这里是想顺便接走滞留的兵团战士。于是人们蜂拥而上,我也拼命踩着轮胎、在车里人的拖拽下爬进了汽车。
由于空间狭窄,所有人的行李都放在脚下,人与人挤在一起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最凄惨的是,我虽然不是处于卡车的前排,但却是迎风而站,由于拥挤,无论如何都无法扭转身体。汽车开动了,寒风像刀子一样切割着我的脸,虽然当时带着护耳的皮帽和口罩,脸还是像针扎一样疼,嘴里呼出的热气在睫毛上结成了冰。我心中的勇气一点点地消失,恐惧一分分地增长,我害怕自己的鼻子和耳朵被冻掉,而那时是无法发声求助的,因为谁都听不到你的声音。我在几近绝望中一次又一次给自己打气,终于在两个小时后到达了妹妹的连队。
妹妹把差点冻僵的我带到她们的宿舍,那是一长溜平房,进了大门之后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上有几扇门,每个门对应一间宿舍。进了我妹的宿舍,放下提包,稍微暖和了一下,就赶紧去上厕所,于是我妹带我去了她们的“女一号”。
他们兵团战士一百来号人,只有男女两个厕所,分别被他们称之为“男一号”、“女一号”。说是厕所,其实就是两个露天粪场,每个大约二十来平米见方,既没有顶棚和门窗,也没有茅坑,只有四面半人高的用草席围起来的墙及两个进出人的豁子。由于人多且冬天不便清理,屎尿已堆积成冰山,我见此不禁踌躇起来,不敢踏上去,怕滑倒弄污了衣服,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时我开始体会到兵团战士的生活是何等艰苦,这些十几岁的女孩子,就是这样在零下三十几度、四面透风、天寒地冻中,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的。冰山上那一缕缕刺眼的红色,是女厕所唯一的标识,看了令人心酸。我妹说,如果她们半夜要上厕所,就披上军大衣,光着腿,迅速冲向“女一号”,然后再迅速跑回来。



兵团女战士在宿舍前

她们的住宿条件很差,住的是一间像教室一样大的屋子,中间有一扇门,门的两边分别靠墙立着一排上下通铺,每个宿舍住24人。由于女孩子总是要洗洗涮涮,所以地面上湿漉漉的,夏天一汪水,冬天由于取暖的柴草跟不上,屋里很冷,时常结一层冰。那时留人住宿是要请示汇报的,因为天已经晚了,又恰恰有一张空铺,于是我就住下了。
晚饭时,我吃到了一顿最难吃的饭。主食是馒头,菜是飘着几片洋白菜和豆腐的汤,汤中没有任何油水。说起这馒头来,谁能猜出是黑龙江的小麦做成的呢?它既不白又不松软,而是棕色的,像荞麦面的颜色,吃到嘴里又粘、又苦,还有一股霉味,但它确实是小麦做的。原来,那年夏天一直下暴雨,小麦成熟后无法收割,就在地里倒伏,并发霉、发芽了。一连几个月,兵团战士们就是吃这种用发霉的麦子做的馒头。
晚饭后,妹妹们为我举办了一场小小的音乐会。有一位来自西城区某学校的姑娘(她是著名女歌唱家苏小明的姐姐),会拉手风琴,平时她总是拉俄罗斯歌曲《三套车》,所以外号叫作“小伙子”。那晚,她照例拉起了《三套车》,其他女孩子跟着合唱,略带苍凉的歌声与琴声,飘荡在北大荒辽阔荒漠的田野上。我妹妹还独唱了《草原英雄小姐妹》里面的插曲,她的嗓音清亮悦耳,余音绕梁。那个年岁,青春的花朵在冰雪中依然绽放。
这时有人进来说,别的宿舍有人哭了,她们说,为什么王加宁的姐姐能来看她,而我的爸妈和哥姐不来看我呢?
当晚,由于害怕自己身上带有虱子传染给她们,我没脱棉衣,和衣在通铺上睡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妹妹送我到连部上车。我俩走过五大连池宽宽的冰面。她告诉我,这里的湖是火山喷发形成的,湖边黑色的石头是熔岩冷却后变的。这里曾经是劳改农场,原来的老职工,一部分是看管劳改犯的军人,一部分是改造好后留下来就业的人,后来的生力军就是知青了。
与妹妹分手后,去嫩江的行程开始了,穿越时空留下的记忆中,也包括这一段。
还是扒车,但这回车上特别挤。东北人都会抽烟,整个车厢中弥漫着刺鼻的烟味。就这样,我一会儿在过道上站着,一会儿紧挨着别人坐着,不久身上就奇痒起来,而且火烧火燎的,我想也许染上虱子了吧。我们当时在农村生活,都染上过虱子,但也没有这种灼烧的感觉啊。
查票了,列车长迎面走来,知青惯用的方法就是往厕所里躲,但是厕所里面有人,我进不去,只好站在靠近厕所的过道上,忐忑不安地等待列车长盘查。凭心而论,那个年月,大部分列车员对扒车的知青是宽容的,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波及了城市所有的家庭,列车员都知道知青不易。这位列车长也是宽厚的,他没有让我补票或者轰我下车,只是问了问我从哪里上车、要到哪里去,就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至今记得他高大魁梧的身材以及黑里透红的脸膛,在看似威严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柔软善良的心。
终于到了嫩江建设兵团,我已记不得这个部队的番号了。小姑娘的亲属对我表示了感谢,给我安排了住处。
小姑娘住的地方是建设兵团的团部,那里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有一个供洗漱及打开水的大水房。当晚,我即用一个大脸盆烫我的毛衣和绒裤,只见热水浸泡不久,盆面上就浮起了一层白色的微生物,是白色的虱子。一路上咬得我浑身火烧火燎的害虫,终于被消灭了。说实在的,即便是在农村插队,也没见过这么大个的。
第二天早上洗脸时,又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我在水房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原本光洁的脸颊,此刻就像干旱的盐碱地,斑驳成块,卷起了许多白色的皮,原来那天刀子般的寒风,虽然没有冻掉我的鼻子和耳朵,却冻坏了脸上的皮肤,现在热胀冷缩,终于脱落了。我在惊惧之中,感到了一丝幸运。
衣服烘干了,到嫩江兵团的第三天早上5点多钟,为了赶火车,我带着小姑娘出发了。到火车站要走好几里路,虽然路很平,但没有路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四周寂静无声。因为特别害怕,怕遇到坏人和狼,我俩的手相互紧紧握着,一路都没有松开。
由于一路扒车和节省,我留出了从嫩江到北京的火车票钱,终于在嫩江坐上火车,回到了北京。



那次旅程,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怀,并且对其中的经历感到后怕。那时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少,有满腔的热血,却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和常识。据说,有个别知青为了回家探亲,独自一人穿越深山老林,遭遇野兽的袭击而身亡,还有个别知青为了回家探亲,寒冬腊月扒上货车,货车夜晚没有停歇,扒车的知青就被活活冻死了。相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青,很多人都有九死一生的感觉。
那次行程,还有一个收获,就是使我了解了69届兵团战士经历的磨难。在此之前,我一直羡慕兵团战士,认为他们挣工资,还发军装和铺盖,比插队的人幸运,到了五大连池建设兵团的驻地之后,才得知他们的生活有多么艰苦。



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应只提老三届,而应是老四届,这第四届就是69届初中生,我认为很有道理。他们几乎被连锅端到了生产建设兵团,绝大部分人在那里呆了7~10年以上。这么多年来鲜见讲述老四届故事的文章,就是因为他们当年下放时年龄更小,只有15、6岁,文化水平更低,只读过6年小学。文革结束回城以后,他们那点儿可伶的文化难于支撑继续深造,所以到如今,他们相对于哥哥姐姐,在事业与生活方面不尽人意的地方更多。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他们连替自己呐喊的实力都没有。
历史不应忘记69届兵团战士,不应忘记他们为祖国、为建设边疆奉献的青春及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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