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知青生活原生态----读吴慕林《那些年 那些事》有感

来源:闲言啐语 作者:朱大建 时间:2018-09-17 点击:

  读了吴慕林的《那些年,那些事》,勾起了我对鲤鱼洲往事的回忆。
 
吴慕林和我都是1970年上山下乡到鲤鱼洲的知青。鲤鱼洲当时叫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吴慕林下乡那年16岁,我17岁。他是南昌知青,我是上海知青。他在3营11连,我在4营22连。恢复高考后,吴慕林考上了江西财经大学,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如今,吴慕林是经济学家、江西省物价局副局长,发表了近100篇经济论文,出版过好几本经济学著作。他兴趣广泛,精研业务之余,还潜心散文杂文写作,不经意间,已出版了多本散文集,被推举为江西杂文学会副会长。我呢,没他那么多才多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新闻,如今在新民晚报供职。
 
其实我并不认识吴慕林。是当年12连上海知青、现银河证劵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朱伟仁牵线,嘱我作序。我拜读了吴慕林的《那些年,那些事》后,在为其才华倾倒之余,也唤醒了沉睡心底的件件往事。有些懒散的我,很踊跃地想写点什么了——因为被感动了,心中有话要说。
 
《那些年,那些事》记叙的知青生活,我都亲身经历过,因为熟悉,读来就感到亲切。我佩服吴慕林记忆力如此之强,感觉又如此敏锐细腻,案头准备工作又做的很充分周全,几乎是全方位地在还原当年鲤鱼洲的知青生活原生态。
 
鲤鱼洲的中心地点叫天子庙,也是团部所在地。元末朱元璋和陈友谅天子庙一带大战的传说,我当年也听说过,但吴慕林却描写得活灵活现,还把从一营到五营驻扎在鲤鱼洲的区位都记录的很清楚,可见他写这本书是很用心的,态度也很认真,他想把这本书当成鲤鱼洲的知青史传来写。
 
当年知青生活的点点滴滴,写得很真实,很传神,所以就有了打动人心的魅力。遥想当年,一个个16、17岁的少男少女,还未成年,却远离城市,远离父母,中断学业,来到鲤鱼洲这个“南大荒”。稚嫩的肩膀,跳起沉重的担子,肩膀被扁担磨出了血。烈日和水稻田里浑黄的泥水,将原本雪白娇嫩的肌肤晒成古铜色,染成暗黄色。蚊虫、牛虻、蚂蝗将光滑的皮肤咬得疙疙瘩瘩,又红又肿。农忙时披星戴月,天不亮起床,天黑了才收工,累到话也不想说。抢收抢种时,割稻,插秧,腰从早到晚一直弯着,几乎要断成两截。每个知青的手指,大约都被镰刀割破过,知青自嘲为“杀鸡”,包扎一下,马上又下田割稻,这叫“轻伤不下火线”。寒冬腊月,知青又要上大堤,挑土加高加固围堤,以防来年洪水。三九严寒,鄱阳湖挂来的风,刀割一般,知青却干活干得脸上淌下汗水,有性子烈的小伙,赤着脚在冰水里走。这说的是劳动的艰苦,工作的强度。这些娇生惯养的城里娃娃,很快学会了插秧、割稻、挑担等简单农活,部分知青学会了耕田、耙田、育秧等技术农活。风里来雨里去,顶着烈日干活,趟着泥水下田,挑着担子走路,是家常便饭,他们成了鲤鱼洲的壮劳力。 
饥饿,是男知青才有的困扰。17、18岁的小伙子,肚里没有油水,食量很大,每顿饭吃6两8两是小菜一碟。吴慕林一顿吃过一斤七两饭,我曾经一顿吃下一脸盆的面条,好像也有一斤半了。我还和人打赌,一顿吃下一斤半的糯米饭,这些吃的记录,显示知青的饥肠辘辘。也难怪,那个年代,只知道种粮,没有油,没有肉,蔬菜常年只有蓊菜和韭菜,蓊菜知青都叫做“无缝钢管”,锅烧红了就倒进去,熟了盛出来,菜老到嚼着咯牙,难下咽。只有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春插、双抢才有肉吃。就像这本书中所述,几个月才吃一回肉,肚子怎会不饿?吴慕林的福气算好的,有个姐姐也在鲤鱼洲,又在炊事班,可去蹭饭,我就没有那个福气了,那个饿呀,至今想起来还是刻骨铭心。但饥饿并不只属于知青。当地老职工也同样。有一年。我们连队因误给饲养的猪喂食了工业盐,所有的猪都死了。团部兽医说不能吃,就地掩埋了。没料想,半夜里老职工都悄悄起来,挖开土坑,刨出死猪,拿回家连夜腌成咸肉。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吃病死的猪肉啊。
女知青的困扰,在于她是城里来的女学生,年轻,漂亮,时髦。鲤鱼洲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好色之徒。在这本书里说到的24连的一位美丽女知青,因被指导员奸污后想不开,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悲惨命运,我也有所耳闻。1973年,就是鄱阳湖发大水的一年,我当时在22连武装班,因24连地势低洼,营部命4营各连武装班派战士去加强值班,我就到24连值了一周的夜班,晚上持枪巡逻。和那位后来奸污漂亮女知青的好色指导员相处过。这位李指导员下场也很可悲,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交军事法庭审判。还有一个连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记得是在1973年鄱阳湖发大水的一年,为抗洪,该连队大部分知青都转移到湘子口大堤,连队里只留下一些后勤人员。一天深夜,一位地方干部连长悄悄摸进了一位留守女知青的宿舍。女知青当时不敢反抗,很快让亲友在南昌找了老公匆匆嫁走。人走之后,再发回一封举报信。那位连长原以为这个平时很老实的女知青软弱可欺,料定她为了面子不敢声张,却没想到碰上了一个有勇有谋的女子。该连长后来被免去职务交群众监督劳动。 
知青刚下乡时是不准谈恋爱的。其实也不可能谈恋爱。我们连队,男女上海知青之间很封建,彼此连话也不讲的。男的只和男生讲话,女的只和女生讲话,就像读中学时一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男女之间这层窗户纸才被捅破,于是,谈恋爱的就多起来了。青年男女,孤男寡女,男欢女爱是正常的,怎么可能禁的住?我的两位知青朋友,就是在那时谈的恋爱,天天躲在蚊帐里卿卿我我,回沪后结了婚。几十年过去了,女儿也出嫁了,两口子感情仍然很好。当然,像本书中的一对恋人,离开鲤鱼洲后反而分手,也有不少。人的感情,毕竟是受环境制约的。在这本书里,写知青恋爱的篇章,是很出彩的,哀怨,凄美,心酸,欢乐,甜蜜,苦尽甘来,各种滋味都有。但知青谈恋爱也是刀口舔血,一旦偷吃禁果,女方怀孕,麻烦就大了。我有一位知青朋友,春节没有回家探亲,和女朋友在鲤鱼洲过了个“两人世界”的年。年过得很甜蜜,但结果是苦涩的。那时,做人工流产要单位开证明,私下打胎很危险。我的知青朋友为了女友的安全,勇敢向领导承认自己犯了生活作风错误,领了个严重警告处分,换来女友开出一张合法的人流证明。我的知青朋友像个男子汉。
 这本书中最华彩的地方,是作者的反思。作者沉痛地批判了那个摧残人性泯灭人性的年代,那是个思想戴上镣铐的年代。那时知青要“早请示,晚汇报” “灵魂深处闹革命” “狠斗私字一闪念”。信息的闭塞,劳动的艰辛,尚能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是精神桎梏、尊严缺失与饥饿摧残的相互作用。吴慕林心痛地写道:“那时的鲤鱼洲啊,人人自危。行动小心翼翼,说话瞻前顾后;言必斗私批修,行必战天斗地。所有人的思想乳汁被抽干,只剩下一张包裹骨肉的皮囊,一个活着的躯壳。”作者感叹:“在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知青们的“壮怀”如何“激烈”得起来呀?在饥饿面前,任何说教最终都是苍白无力的。”作者的反思是深刻的。那时鲤鱼洲流行着这样的豪言壮语:“鲤鱼洲水混,水混能冲掉旧思想,鲤鱼洲风大,风大好展红旗,鲤鱼洲都是黄泥巴,黄泥巴能走出革命路。” “扁担不断只管挑,双腿不断只管跑。”“活着干,死了算。”豪放的言辞却掩饰不了思想的苍白空洞,也对付不了饥饿的煎熬。还有,像24连那位女知青的人生悲剧,归根结底,也是那个泯灭人性年代造成的。那个时候,营连级的干部,都不带家属,每年探一次亲,要么自己回家,要么老婆来探亲。这些壮年男子,手握招工招生上调大权,每天会面对很多漂亮的年轻女知青,好色之徒一旦把持不住,心中邪念拱起,就会动用手中权力,用各种威逼利诱手段玩弄女知青。我听农建师六团一位上海知青干部说,他们团一个边远连队的指导员,奸污了20多个女知青,但凡长的有点姿色的,都逃不脱这个禽兽的魔爪。此人后来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这个禽兽坐牢事小,20多个女知青的人生就毁在他手里,太惨了。这是因为,在那个闭塞的年代,虽然号称是“文化大革命”却又极其封建。女子婚前失身,被认为是严重生活作风问题,会背上沉重包袱,会受到持久广泛的歧视而抬不起头。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谢天谢地,我们九团还没有出这样的禽兽指导员。我要再说一遍,鲤鱼洲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这样的悲剧是有的,却很少发生。但即便很少,也是悲剧,是那个摧残人性泯灭人性年代造成的悲剧。
 但愿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永远不要再回来。


 
(序作者朱大建系上海新民晚报副主编,上海记者协会和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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