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录69年前

序
零二年我开始写回忆录。 那是广播电台对我进行了采访写了一篇叫歌缘的报道，我文章以此为蓝本发展引申开来。 零四年的时候。 大家都在纪念上山下乡。 我也写了人生如歌这篇回忆录。 以知青的角度展开回忆。今年我正式退休了。 告别了三十七年的教师讲台。 本来想写一篇我和我的学生的文章。不知怎么了越写越多也就成了现在的这篇回忆录。 元宵节我给大家发话说三月三号我的回忆录要推出。 大话说出去了也只能静下心来打字。 还好现在有语音识别系统帮助。 我的写作打字越来越快，当然，快有快的难处，其中的错误请大家多多原谅。
文章大致分以下几个部分：
一，学生年代，我的出身，童年回忆，50年代上海风情人俗。 二，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这段生活的回忆讲述从大城市和偏远农村的巨大落差给年轻的我的强烈的冲击。 三，进师范学音乐，四，当音乐教师。五，调县城工作。这里的回忆是我从农民转变成乡村教师的种种往事。 下面的标题还没有列出，写着看吧，希望我能坚持把回忆录写完，预计数万字。谢谢老小孩网站的网友给我的支持和鼓励，我加油！！！

童年
我出生在抗美援朝时期。 爸爸给我起个名字叫学习苏联。弟弟的名字起的好叫学谦。我这个名字后来和苏联翻脸了，那怎么能用呢！所以我给儿子起名字绝对不能和政治有关。记得小时候家住在一个菜场边上。 那是典型的石库门房子。后来搬建国路，是西式房子。由于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我有一段时间寄养在外婆家了。
我的一家
外婆家离玉佛寺不远。 也是很挤的石窟门房子。听外婆说那个房子条件差而租金高。十几平方的一个房子里大的两张床，屋里就有一个不见太阳的通风窗。白天写字也要开灯。我的眼睛视力不好耶可能就是在那种光线下做功课的缘故。 小时候我一个人玩。门口墙上画的一匹大跃进的千里马。 我经常拿的铅笔描摹这匹马竟然也画的非常的类似。那一所房子里是七十二家房客。 干什么的都有。 可是这里的男孩子很少就我一个。 我只能和那些女孩子吗混在一起。

早上起来。弄堂里开始热闹了。 一声吆喝“倒马桶喽”。哦。 大家就马上行动起来，什么马桶夜壶和痰盂统统拎了出来，一股异味扑鼻而来，紧接着就是哗啦哗啦的声音？ 这是各家用毛蚶壳和竹子笤帚在清洗马桶。 接下去大家就开始生煤球炉烧饭捡菜谈家常。其实那时候买菜也非常困难的。

我是小孩我不经常早起。好像老人四点钟就起床了。到菜场摆一个旧篮子。然后茶馆店喝茶说话。 五点多菜场开始热闹。 大家凭着自己的本子买一点点供应的蔬菜和豆制品。 那时候上海能吃鱼是不稀奇的。 什么小黄鱼带鱼了。很便宜也经常吃。 就是肉不经常吃而且要凭票。 还好我这个人天生不要吃肉。来点豆制品就行了。买好菜有时候也带一点大饼油条回来。 加上家里煮好的稀饭也就是打发了一顿早餐。
记得那时候外公外婆喜欢听说书。 那说书的讲的文绉绉的，还嗨咿呀呀地唱。我可不愿意在那地方呆着。 外公外婆就给我吃糖果和点心，吃渴了就给我喝很浓的茶叶水。 哎，我小下的年纪就被茶叶灌坏了， 喝了茶叶经常睡不着。现在老了老了听苏州评弹倒反而感觉亲切起来了。什么是西相记墙头马上珍珠塔，都是那时候听来的。

记得我小时候和表妹一起去上学。 我们都是十二月生日。照理这样的年龄是要迟一年上学的。还好外婆是居委会小组长，老师没问什么也让我们入学。大跃进的年代入学很困难呢。我记的刚开始上学是一个很差的民办小学。 校舍差人员多拥挤不堪。 一年以后新学校盖成了。 我就进入静安区第三中心小学。
记得最清楚的是学校对面的玉佛寺 以前相信佛教是不能公开的。我们经常到庙里边去玩。 那里的僧人告诉我们？他们是发工资的。 是因为工作需要在这里当职业和尚。 请我们不要随便相信迷信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学校的边上是一条马路。 最条马路上有很多菜场和小吃铺。记得小时候在车这里吃的油豆腐细粉是那么的鲜美。好像是四分钱一碗。 夏天的傍晚外婆的屋里非常炎热。 我们只能拿的扇子做大龙堂口。 看汽车电车来来回回的跑着，这样也感觉到有一阵阵风吹来凉快了许多。

后来我学校调换了。来到了比德小学。徐汇区的这所学校比我们原来的学校好多。 第一次上课我竟然迷了路。 这里的学生很多教室很多。 这里的实习范围也非常的好。 我的写字画画都在这儿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的同桌是一个书法家的儿子。 他写大楷字特认真。一节课就写六个字他拿的笔在那儿看要看许久，最后再落笔。他的写字方法影响了我。我也照他的样子认真起来。 慢慢学慢慢看慢慢比较。参加美术兴趣小组。 我们经常对着石膏像画素描。 一次我摊到画一只脚后跟，描了半天画出一只大鸭梨。 老师也对我们到襄阳公园画洋葱头教堂。 那是上海唯一的东正教教堂。记得有一次美术课考试。 我的创作画是当宇航员， 在遥远的太空，周围都是斑斑点点的月亮和新星。我穿着笨重的宇航服，操纵复杂的按钮。 向火星进发。因为我字写的不错和画画也可以。这样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担任班级的墙报委员。

记得我小时候和表妹一起去上学。 我们都是十二月生日。照理这样的年龄是要迟一年上学的。还好外婆是居委会小组长，老师没问什么也让我们入学。大跃进的年代入学很困难呢。我记的刚开始上学是一个很差的民办小学。 校舍差人员多拥挤不堪。 一年以后新学校盖成了。 我就进入静安区第三中心小学。
记得最清楚的是学校对面的玉佛寺 以前相信佛教是不能公开的。我们经常到庙里边去玩。 那里的僧人告诉我们？他们是发工资的。 是因为工作需要在这里当职业和尚。 请我们不要随便相信迷信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学校的边上是一条马路。 最条马路上有很多菜场和小吃铺。记得小时候在车这里吃的油豆腐细粉是那么的鲜美。好像是四分钱一碗。 夏天的傍晚外婆的屋里非常炎热。 我们只能拿的扇子做大龙堂口。 看汽车电车来来回回的跑着，这样也感觉到有一阵阵风吹来凉快了许多。

小学

后来我学校调换了。来到了比德小学。徐汇区的这所学校比我们原来的学校好多。 第一次上课我竟然迷了路。 这里的学生很多教室很多。 这里的实习范围也非常的好。 我的写字画画都在这儿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的同桌是一个书法家的儿子。 他写大楷字特认真。一节课就写六个字他拿的笔在那儿看要看许久，最后再落笔。他的写字方法影响了我。我也照他的样子认真起来。 慢慢学慢慢看慢慢比较。参加美术兴趣小组。 我们经常对着石膏像画素描。 一次我摊到画一只脚后跟，描了半天画出一只大鸭梨。 老师也对我们到襄阳公园画洋葱头教堂。 那是上海唯一的东正教教堂。记得有一次美术课考试。 我的创作画是当宇航员， 在遥远的太空，周围都是斑斑点点的月亮和新星。我穿着笨重的宇航服，操纵复杂的按钮。 向火星进发。因为我字写的不错和画画也可以。这样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担任班级的墙报委员。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家中没有人懂音乐。小时听听爸爸吹口琴，这是我得到有关音乐的启蒙教育。记得我曾想学拉小提琴，妈妈没有答应，那时候一把琴的价钱等于一个月的工资呢。我用五毛零花钱买了把笛子，开始自学音乐。我曾加校和区的合唱队，记得那时候唱过一首歌叫《长大要把农民当》，没想到以后真的当了农民。

我唱了《长大要把农民当》，奇怪我背下了全部的歌词和二声部，伴奏是我电子琴做的，现在的视频是广东的一位老师加的，此歌我唱的是唯一的。歌词是：我有一个理想， 一个美好的理想， 等我长大了， 要把农民当， 要把农民当。 种出棉花堆满仓， 种出稻麦堆成山， 支援国家工业化， 这个工作多荣光， 这个工作多荣光。我们当时篡改的歌词是：等我长大了， 要吃糯米糖，要吃糯米糖。

小学时，一次期末音乐考试的唱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参加学校合唱队的活动，我没有学完要考的歌。当我听到老师叫我名字时，心里七上八下的！万般无奈，我只好亮开嗓门先唱会的两句，刚唱到这里，教师说：停！我好高兴，再唱就要露馅了。我探头一看，哇！老师竟给我打了个五分（满分）。到现在，我还闹不明白，是老师有意“包庇”还是时间不够了。六年级，我的作文被老师当做范文在全班朗读，那是一篇游记，写了去动物园春游的经过和心情，哈哈，我发现我的文字还可以，有机会就写写文章写写回忆录吧。记得一天在建国西路的住所里，我看着阳光透过窗外蔷薇花照着墙，墙上是几幅中国山水画的条屏。我一个人坐在书桌边遐想，我的理想是什么呢？当一个光荣的解放军，可是我是近视眼呢。 当一个宇航员？可是中国没有火箭和宇宙飞船。 想来想去以后就当一个出色的工人，一个能搞发明创造有技术工人····什么都想了，就是没有想到当农民。66年我还改了名字，要当无产阶级，这次改名字为以后回上海，平添了许多麻烦，那是后话。

中学

我从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毕业。就近入学到中国中学上初中。
我们的班主住叫吴**,第一堂课,听他讲了许多话,可是我们大家就象到了外国,听洋人在讲活。原来,吴老师刚从印尼回来,是个广东籍的归侨,他的广东话夹看有外国口音,叫我们这些没出门的孩子怎么听得懂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我们彼此了解,总算能听懂话了。初一很快过去,初二时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毛孩子都迫不及待地加入红卫兵,走上造反有理的道路。

吴老师仗着苦大仇深,也结合到教委会里去了。这一下,我们虽然课上见面少了,(那时停课闹革命了。)而师生其它接触的机会却多了,有些时候我成天在校搞宣传,出大字报什么的。几乎天天与他见面。有段时间,我和宋同学等被派着在校值夜班,吴老师就拿出他的毛毯来给我们御寒。可是我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初中生,经常给他们来点小小的恶作剧,有一天我们去老师宿舍,手里拎着半桶用剩下的浆糊,不小心桶翻了,我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浆糊来个到处涂。第二天,我们见到吴老在洗衣服,宋就上去问这是怎么啦。吴老师用着广东腔说,昨晚回来,我拉不开路灯,结果楼梯上到处都是粘糊糊的东西,不是我现在洗得衣服就成了这样了。我没敢上前,远远听他们这样一说,心想这次祸闯大了。现在回忆我们那时年轻做的轻浮事，可见那是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已经被文革煽动起来的狂热和疯狂所控制，浆糊事件虽然是小事，但任其发展是可怕的。

吴老师教地理课,他的绝招是在黑板上空手画中国轮廓图,从鸡头东北三省开始，到鸡胸上海鸡爪琼台，再画鸡尾鸡背，中国的形象就展现在我们面前。许多
转眼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再见到吴老师时,他已是一所中学副校长了。他的夫人,我们当年的体育老师在老干部局当局长。我们八六届三班的同学在陈同学的房地产公司聚会了,一下联系到四十位同学,真不容易,都是陈的功劳。在同学大聚会时,我们没忘了请出了当年的班主任吴**。吴老师来了,还操着广东腔,只是上海话的成份浓了。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一半同学还在外地,没有回上海定居。再看，己到上海的同学,情况好的也不多。陈是最成功的.有学历有高薪,我还算可以,同插队点的老徐已退了,有的在做临时工。 当年与吴老师关系最好的凤英,结了二次婚,先嫁吉林农民,又回上海嫁一病汉,现在夫亡带后女过日子。她的情况最不好.我们想怂恿吴老师和凤英到咖啡厅一聚,后来他俩还真早早退席,我们同学正聊得起劲,不知他们下文如何。
吴老师一走,骂声四起,现在还在外地的同学都说当年就被吴老师逼的,到现在回不来。我和老严等不语，心想，谁挡得住下乡大潮。可能是我们自觉想走的原故,我们没有恨吴老师。当时我们跟着老马,由吴老师带着找工宣队闹着要走,结果我们还歪打正着,去了较近的安徽,现在只有老马一人留皖了。我们都上来了。吴老师,不知道你这么多年还记恨我们的幼稚,对不起，请原谅当年我们给你捣的浆糊。

说完班主任，还说我们自己。文革一开始，学校就不上课了，用那时的行话叫停课闹革命。十五岁的毛孩子也算是红卫兵了，我带上红袖章，穿上黄军服，有点飘飘然了 。 我写字特长在刷大标语时得到了锻炼和发挥， 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早上到学校， 先到总务处领了两零纸和浆糊墨汁，把它装上了黄鱼车。我们骑着车子就出了校门，先在学校外围的墙上贴大字报。 两位同学的先刷浆糊然后糊白纸。 我就用排笔刷上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他们糊的快我就写的快。 校门写完再去别处写，一天下来搞的满身都是浆糊和墨汁。 我的大字水平也飞快地成长。学校要接待外来人员。 我被选上负责接待。 腼腆的我开始很不会说话。就写好稿子然后照着念吧。慢慢我胆量大了，一天接待几茬外来的参观人也不在话下。 后来学校里还派我们看“牛棚”。 那是在学校最后面的三楼顶上，我们把楼道封死做了一个吊桥，这里就成了我们的独立世界。 每天看关在这里的“老牛”写检查， 我们负责送饭菜。 当然我还是很仁慈的，没有出现打骂老牛的现象。 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我插队。

文革的串联我没有落下， 虽然那时候只有十五岁， 我们还是削尖脑袋去搞了火车票到北京去。 那时候火车上人山人海。 堪比现在的春运。 记得那时候我们上北京的火车整整走了三天，车到徐州出事一停就是二十四个小时。 车上人太多， 我找空子睡在行李架上，开始想要出去方便怎么办呢？我就扶行李架脚踩椅背，一步一步踢着人头勉强攀到车门。刚上车时，我们还男女分列整齐地唱语录歌，几十个小时过去了，没吃没喝的我们，不分男女通通你靠着我，我枕着你在那里昏昏入睡。 我们终于到了北京。当天，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看见一团雾霾腾起，人群疯狂向前涌去，口中疾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们人小，没有力气，看不清毛主席的满面红光，只看见满地踩掉的鞋，我的同学呢，我大呼小叫，可悲啊，我，独自一人被挤散了！！！慢慢人群散了，我记不清住在什么招待所，我到处找，没有找到，我累了没有力气了，坐在一个门洞里蜷缩着休息，啊，怎么睡着了，11月的北京已经天寒地冻，我被冻醒，不好，要冻僵了，快跑，好半天，我才回过神来，我发烧病了。三天后，我拖着脚步在大街碰到到同学，我被扶回招待所躺下。北京回来，我还步行去了杭州，不久全国的串联停止了。

初中毕业后，我们是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歌上火车的。火车开动，小弟哭了，我说，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去农村，哭什么，我那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看看我们那时都干了些什么样的傻事。69年1月19日，我到了安徽，当上了一天只挣两毛钱的真正的农民。

人 生 如 歌
(一）下 乡
“三十五年一挥手，相牵在梦间...”我唱完了最后的一歌句，大家竟悄然无声，“改得行不行？”我着急的问？这是我为知青119聚会谱写的新歌，看来，歌声把大家都拉回三十五年前。是啊，我们这一代，还有什么能比插队生活更刻骨铭心！又怎能忘记那淮北的冰天雪地，草屋火堆....
我们是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歌上火车的。 69年1月19日，我到了安徽，当上了一天只挣两毛钱的真正的农民。插队的生活是枯燥的，劳累之余、饥饿之时只能用吼歌来解脱。我唱得最多的时候是蒸馍的时候，炉火映红了我胸膛，风箱刮哒着，我使劲地唱啊，唱啊，什么苦和累都随之飘去。乡亲们听了，不理解地问：“老李，（老*是当地村民对外来媳妇的统称，我们16岁就老了）又学什么驴叫唤呐？”在干农活的时候，我又学会了喊劳动号子。我的大嗓门使我赢得领唱机会。 我唱：同志们哪！嘿哟！嘿哟！加把劲哪！嘿哟！嘿哟！四十人拉的木轱辘车走了，土路上扬起了一片灰尘。
一天晚上我上了村边的塔顶，天黑什么也看不见，我骑在栏杆上，掏出怀里的笛子，胡乱吹了两段。这一吹可不得了，笛声引来了狗叫人声，手电的光柱也冲这边来了。我看事情不妙，就赶快溜回家。第二天中午，村里到处传说昨晚神仙到塔顶啦，还呜啦呜啦地唱小曲呢。村里的老太都结伴去塔下烧香磕头哪。我听了捂着嘴偷乐。
九大开了，我们赶集回来，村西的老乡非让跳忠字舞，我说，老严啊，你跳，我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看他几个跳着太极拳似的舞，我边笑边唱边向村东“逃”去。
下乡的四年半后，我被推荐进了地区师范。曹操的老家亳县是个文化古城，我在这里学习了两年。我满怀喜悦，伸开满是老茧的手，学拉手风琴。儿时的梦想吸引着我，劳动中磨练出的意志帮助了我，每天六小时的练习，帮我很快掌握了手风琴的演奏。要感谢领我走上音乐之路的启蒙师，那是一位广东籍的音乐教师。在学校合唱队排练时，邝老师一下子从队伍中发现了我，叫我担任独唱。我练习的第一首歌是《红星照我去战斗》，那是一首抒情的有难度的电影歌曲，由李双江首唱。记得那次在学校礼堂的演出中，前台都报过幕了，“下个节目男生独唱...”我却十分紧张迟迟迈不开步，邝老师急了一脚把我踹了出去。有了这一次的成功，我终于踏上了歌坛。在小城里，我们这支由广东老师带队，以上海学生为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得发紫。队伍三天两头被拖拉机接走，去农场、机关、部队演出。我在演出中也逐渐克服了腼腆，歌唱的能力技巧提高，台下的掌声也逐渐多了起来。75年我社来社去，回原插队的公社中学当音乐教师。

（二）乡 村 教 师
我是在路线教育高潮中进学校的。我当了文艺班的班主任，带了一班学生天天排练演出。为了报答原插队村的乡亲，我带队回家演出，那次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舞台搭在高高的土堆上，气灯吱吱地烧着，锣鼓声中我拉琴指挥乐队奏起来。先唱一段小戏。还有表演唱，舞蹈，器乐等。最后当然少不了我的独唱-乡亲们叫它“驴叫唤”的玩意儿。演出结束，老乡都夸：老李这两年学得不错，没想到驴叫唤还真叫出了名堂。 中学的隔壁是剧院，镇剧团经常演豫剧《朝阳沟》，他们请我去伴奏。我用键盘吃力跟着那些不熟悉的跺板飞板曲调，学到了不少戏剧知识。我的小创作也被剧团用做幕间曲。那时的演出没有报酬，但是，演出后的那顿白菜煮大肉太令人兴奋，这可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呀。
在农村中学的八年中，我结识了许多歌友，学生不多说了。有一个“右派分子”，会唱三十年代的歌，他挑水为生，经常到我这儿唱。后来他平反了，去当党校副校长。还有个剧院看门的小伙，会画画吹笛子，他常来我家，他吹《牧民新歌》我伴奏。后来他被县文化馆录用，他的驴画成了一绝，成了专业画家。在这里我的唱歌没有大的作为，《牡丹之歌》成了哄孩子入睡的催眠曲，孩子睡后就摸黑拉手风琴。有一次，电话通知我到县里去唱歌，我因为要带孩子回绝了，后来知道那是灌唱片的事，后悔也晚了。在那时，我最多唱的还是怀念故乡的歌，每天下午，我的歌准时唱响：《北国之春》，《那就是我》，《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情不自禁的唱：“从那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
83年，我调到县师范，在那里，我的才能得到施展。县工会把乐队办到我的学校，电子琴，电吉他就放在我的家。我组织乐队之余也少不了独唱。县里有三个男高音，演出时哪个比啊，比谁唱得高，比谁唱得新，比谁唱得更有味。演出锻炼了人，使我积累了不少曲目。我的学生也暂露头角，我作曲由学生董小绢演唱的歌曲，被直接送到省里。学生高杰后来接了我在师范的班。86年我离安徽时，全县的音乐爱好者欢聚一堂，以歌送别，那个情景，那个规模，令我永远难忘。我为他们最后一次伴奏，他们为我最后一次喝彩。如今你们在哪里，如今你们还在那样爱唱吗？

（三）回 故 乡
86年，我用了八毛钱的邮票联系，调回上海郊区。故乡，你的儿子回来了，去时青春年少，回来一家数口。我们带着农民习惯，他乡的口音，北方的小曲回来了。在南汇， 我们有支男声小组唱的队伍，以中年人为主，唱《挑河泥》之类四声部歌曲。刚成立的时候，遭到文化馆的领导反对，她批评我们：自由散漫，各唱各调。对这种不懂业务的领导，我们只好一笑了之。男声小组唱很快走红了，它以阳刚之气，劳动气息见长，从基层唱到县城，从县城唱到市电视台，还得了市《首届乡村歌手赛》第一名呢！
93年我调到离父母不远的虹桥。让我转变命运的唱歌比赛,是94年的教师艺术节大赛。那天气温37度，区工会主席带我和前妻来到会场，那是个大学的旧礼堂，为了创造大赛气氛，礼堂里坐的都是组委会请来的学生。工会主席去抽了签。哇，30号，最后一号，我得耐心地等着。在走廊里,我吃着冰棍背着词，吃到第五根的时候，我叫道“来根盐水的”。上师大的老师们也到走廊来亮声，我和他们打过招呼后，心想，坏了，学生怎能和老师比呢！（我那时正在上师大进修）,他们来了,还有我的戏吗?终于，等到我上台了，台下学生们累了，台边评委累了，大家盼快完事好回家，在这种气氛中，我很放松地走上台，用尽最后的力气唱道：“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唱着唱着，台下活了，有动静了，我更买力了，当我最后的一个高音唱完，台下掌声响了起来。我想,我的任务完成了，大家的战高温也结束了。我走下台，无力地瘫坐下来，工会主席问：“能拿奖吗？”我伸出手答非所问地说：“冰棍。”奖项公布了，三等奖没有我,二等奖有上师大的老师,我想完了,今天白忙活了,什么?一等奖是我,不可思议,一等奖竟是我。两个女人叫起来，跳起来。工会主席指着我“哇！你早不说。装蒜呐！”要问时来转运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也算是一个极端，当时没有兴奋，没有激动，只有疲惫。
要发奖了，定在教师节十年庆电视大会上。电视台导演打电话给我，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搪塞说我要以此为动力，导演打断我的话说，你有什么困难？我吱吱呜呜说不清楚。后来导演知道我一直想要架钢琴，就大笑起来，莫名其妙地挂了电话。94年9月9日，我着一身米色西装，到电视台报到,参加庆祝大会直播。聚光灯下，主持任艳问：听说你吹拉弹唱样样会，为什么不下海挣钱呢？我说：我那里的学生离不开我，我要尽我所能使他们能得到好的教育。任艳问：听说你的现在还买不成钢琴，那教学就会不方便。我说：以后会有的。任艳说：那我们就请李老师用歌声为大家《说句心里话》。我的这次的唱更从容了，因为电视台为了质量,已经先期录音,我只要对口型.一曲终了掌声未停，主持把我留住，谢丽娟副市长上来了。她对大家宣布：李老师是几万人参与的艺术节比赛一等奖,我想以我们教育基金会的名义，奖励他一台钢琴,鼓励他和所有在第一线的教师,希望他们做出更大成绩。摄象机推向我，我又是一阵眩晕，一片空白。当天，上海几家报纸也刊登此事，题为《李老师圆了钢琴梦》。几天后，授琴仪式在教育会堂隆重举行，教育局长代表谢市长授我一台刻有铭牌的《斯特劳斯》钢琴。并敦促区政府落实我的住房。
98年我参加了“马拉松”式的五星奖擂台赛。一共到电视台25次。(一场比赛,送乐谱,合乐,录播共三次。)第一擂把对手拉下台，用的还是《船工号子》。有一次我冒险唱《再见了，大别山》，我又“违纪”在间奏中加了我的“广告”：献给插队的田营村的乡亲们，结果评委被我深情感动，不记小节，让我过关。我一次又一次上“过关斩将”。一次又一次用练气功放松自己，一次又一次利用了对手的紧张，我的奖金数在上涨，我的歌也“弹尽粮绝”了。第八次我唱《祝酒歌》，对方以《回四川》应答，双方棋逢对手，旗鼓相当。就看评委了：亮分92：93，我明白，该“光荣退休”了。

（四）情 系 太 和
唱起《再见了，大别山》，叫我想起说说回安徽的事，那是87年。我们“情系太和”师生团利用暑假到我插队的地方考察。一路上我心潮澎湃...啊“第二故乡”你令我魂牵梦萦，15年了，你还好吗？我们先到了曾过教书的学校，在校园扎下大营，再安排每一个同学都对口“插队落户”，我们老师负责联络。短短几天，我们的小“知青”与“贫下中农”感情渐浓，淮北农村的艰苦条件和朴实民风，使他们眼看身学得益非浅。眼看我们预定的回程要到了，我到处当联络兼“翻译”，还没“回家”一趟呢！正好，我的以前的学生开来一辆车，我要回田营去。天，下小雨，车轮塞泥，我们弃车步行。村口有人认出我，“老李回来了。”现在的副村长是我的好友，我们直奔他家门。
到治富家门口，只见屋外一旁一头猪，一边一头牛。我们低头进了堂屋，还是以前的土房，不过梁上多了吊扇。治富给我们倒水拉长凳，唠起了家常。他说两孩已分住，娘住牛房，日子过的还可以，就是现钱少。一会儿，治富起身要弄饭，我们说别忙了，我们回校。治富的一句“你老李不想吃红芋饭，看不起我们了。”我突然一阵酸甜苦辣涌上心头，“我，我不是...”此时，纵然有千言万语，也不能表达我的心情，眼泪夺眶涌了出来，那每天三顿的红芋饭，我怎么能把你忘了...我不知道怎样走出矮屋，和治富分手，我一路踉跄一路落泪...我们能给“故乡”留下些什么，钱，我们可以凑一些，情，我们一辈子还不清！我要唱，用我的歌声，表达对她的牵挂：“清风牵衣袖，一步一回头，山山水水盼我回，一石啊一草把我留...”第二天，我在学校操场上用十几首歌，献给了我们的农村新一辈。（详见《最难忘的一次歌唱》）田营啊田营，我今天又要离开你，但我还要在电视上呼唤你；土屋啊土屋，我低头告别了你，但你时时离不开我的梦乡。昨天，我们从城里涌向农村“战天斗地”，今天你们从农村涌向城市打工挣钱，我不知道，不知道究竟谁在操纵乾坤？让我们重复着这候鸟似的迁徙。难道人生就是怎么几十年一轮回，什么时候我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五）唱 人 生
天有阴晴圆缺，人有喜怒哀乐。人生就象一台戏，唱过喜歌也该唱悲歌。我的新歌是“一瓠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那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李叔同的墓前唱的。 我去唱圣歌，我去学阿炳,我最后考上了曹丁指挥的平安合唱团。合唱团具有专业水准,由转业歌剧院演员和音乐教师及音乐学院学生组成,著名指挥家曹丁精心辅导,使它胜任中外著名作曲家的经典作品的演出。合唱团经常与外国同行交流，同台演唱，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团里要排[田丰]的作品，要选领唱，我自告奋勇，以我的实力得到这个位置。这是一部描写哀牢山人民插秧对歌的无伴奏合唱，领唱部分旋律舒展明亮，伴唱部分节奏鲜明。我们的演出在上海音乐厅，不用话筒。演出那天，盛况空前。领导来了，交响乐团来了，刘秉义来了，我的名字也醒目地打在音乐会说明书上。哇！人生能有几回搏，我拼了，演唱时我的声音激昂，嗓门大的把指挥吓一跳，他冲我直挤眼，嗷，我太幸福了太投入了，有点失态。在有名的“水晶宫”大剧院的演出，我唱的是吕其明的《弹起我的土琵琶》。从台上望去，剧院层层大红的座椅，无数的观众为我们鼓掌，台前鲜花盛开，台上乐队轰鸣，此时我突然想起了在土屋风箱伴奏下的吼唱，我陶醉了，我满足了，都说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歌。三十五年了，什么风风雨雨不都是伴歌声而过....

老严，老马，杨庆，还是想想插队纪念日怎么过吧。我教唱“...少年两鬓已斑白，往事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