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奉，本是一种古老的官职。意思是“逢朝会请”，即每逢上朝便应召议事，并不实指某个官位。宋代就有了明确规定，朝奉大夫是从六品的官，朝奉郎则是正七品。在徽州，朝奉却是一种普通使用的称谓，相当于今人惯用的先生。当年，朱元璋垂询他们的身份，徽民皆称“朝奉”。旧时上海地区，一般称典当铺子里的掌柜为朝奉。后考据学家查证出朝奉和员外是相等的。一般称富人为员外，徽州多富商，所以称为朝奉。

    徽州，从行政区划意义上看已经不复存在，但作为一个文化的概念，它不仅包含着过去的“六府一县”，而且还应该包含徽州文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一些地方。胡适在家乡编纂《绩溪县志》时，一再强调“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植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如金华、兰溪为一路，孝丰、湖州为一路，杭州为一路，上海为一路，自绩溪至长江为一路。”胡适的“大绩溪”说的就是文化徽州。

    大抵言之，徽商的主要活动地区，南则吴越，中则荆楚，北则燕都，结成了一个有机的商业网络。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陆路交通极为不便。因此，徽人外出多半走水路。新安江是徽州境内最大的水系，它发源于祁门县，沿新安江顺流东下，起伏的山峦渐渐被开阔的平原所代替，眼前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沃土。这里就是商业和手工业极为发达的苏松杭嘉湖地区和淮浙盐场。再从苏浙地区沿运河往北，一路所经多为商贾辐辏的经济重镇，由此分赴河南、河北等地，直抵北方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这是由徽州出发往东经过的水路。

    徽州境内另一重要的河道是昌江。由祁门县进入昌江，顺流而下，不远就是江西的浮梁。浮梁很早就成为一个商业交换的中心，唐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已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卖茶去”的句子。由浮梁再沿昌江前行便可到达“瓷都”景德镇。曲曲折折的昌江将舟船载入浩渺的鄱阳湖，进而同长江相连。

    此外，芜湖一直是徽商北上、南下、东进、西出运销货物的转运地。一代一代的徽州商人定居芜湖，把芜湖作为商业往来的大本营和桥头堡。在古代，芜湖有两条通往徽州的道路。一条是从芜湖沿西津河（水阳江）乘船至宁国河沥溪，然后登岸南行，越丛山关，入绩溪达歙县；另一条是从芜湖沿徽水（青弋江）乘船至泾县，然后登岸南行，经旌德，越新岭关，入绩溪达歙县。由此可知，早在唐宋时期，由徽州经宁国至芜湖的道路就已经畅通无阻了。

    与徽州毗邻的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徽州人持续性移民活动的主要方向之一。徽商在上海的活动，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据明万历年间的《云间杂识》记载：早在明代成化年间，“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这是有关徽州人在上海地区经商的最早记载。位于长江口的松江府是明清时期全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吸引了众多徽州人前往经商。在一些史志里，多有“贾松江”“贾云间”“居云间”“商游吴淞”“业贾上海”“贾于嘉定”的记载。徽州人对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市镇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类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单纯地在客地经商和深入地移民定居两种状态。

    客地经商是徽州人在上海市镇移民活动中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如地方志和乡镇志记载：嘉定县南翔镇“因寺而名，其地东西五里，南北三里，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宝山县大场镇“大小商铺三百余家，商业首推布匹，棉花次之。从前山陕布商、徽商等来此坐贾，市面极盛”。显然，徽州人的商业行为成为很多上海市镇兴衰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经商行业的分布上，充分体现了徽州人既充分利用家乡独特而优越的自然环境，又紧密结合上海市镇经济发展的特色。明人叶梦珠说：“松民贸易半仰给于纺织。”《外冈志》说：该镇“四方之巨贾富狙，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称雄镇焉”。到了清代乾嘉之际，棉花更是“近镇遍栽，以资纺织”。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黄渡镇、娄塘镇、真如镇、南翔镇、厂头镇、安亭镇等市镇中。当年徽商主要经营活动是“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棉纺织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区域内外粮食贸易的发展和需求。据万历《嘉定县志》称：嘉定县形成“以花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米兑军运”的经济格局。早在明代，旅沪徽州商人已将各种家乡产的茶运销到上海地区，而清代以后经营茶叶生意的更是有增无减。胡适先生出生在安徽绩溪茶商的家庭，乾嘉年间“先曾祖考创开方和字号茶铺于川沙厅城内，身自经理，藉以资生。”徽州茶商大量来沪的时间大体在康熙至乾隆年间。明清时期徽州盐商在上海地区十分活跃。当时，苏、松两府是行销浙盐的口岸之一，上海地区行盐的商人几乎全是徽人。上海地区典当业是继棉纺织等而发展起来的，同样构成明清时期上海市镇繁荣的重要元素。据载“布庄开张，典商望风而至，百货骈集，遂成闹市，而镇终始有殷实巨户矣。”如明代嘉靖年间歙县著名典商汪通保在上海经营典当业，质铺规模极大，“里中富人无出处士（汪通保）右者”。此外，徽商还有利用当地丰富的木材资源从事木商生意的。

    也有相当多的徽州人选择在上海市镇中扎根下来，由客居转化为土著。徽州人，在上海地区乡镇志的人物传记中大都未被列入“流寓”一目，表明他们已经被视同本地人。徽州人在上海市镇中移民定居的主要方式为：一是注重与地方精英文人的文化交游活动。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休宁人程嘉燧，他与唐时升、娄坚、李流芳并称为“嘉定四先生”，是明末一大诗人，善丹青，又与董其昌、杨文驹、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王时敏、王鉴、李流芳并称“画中九友”。李流芳也是徽州歙县人，在南翔镇金黄桥堍建檀园。园内云壑幽邃，疏朗散淡，很受文人雅士的青睐，成为嘉定地区的诗坛中心。二是积极培养子弟在定居地读书入仕。徽州移民在上海市镇中占籍科举成功的不乏其人。如《重辑张堰志》“清，黄枢，徽州籍”、《石冈广福合志进士》“明，戴冕，祖某，休宁人”均科举成功，完成了由外地到本土、由贾到儒的转变，从而最终为实现在上海市镇中的身份转变、成为望族创造条件。三是积极参与乡镇志的修撰。地方志书的编纂是一种文化权力，是江南士绅控制地方社会的手段之一。如金山县《干巷志》《朱泾志》的纂修者朱栋，就是徽州籍移民的后代。《南翔镇志》的修订者程枚熙也是徽州移民的后代。四是注重宗族组织的建设。徽州人定居上海后，把宗族组织搬到入籍地，以壮大其地方势力。徽州人还会通过联姻以及各种慈善义举来进一步加深融入上海市镇的进程。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近代大都市崛起的中心吸引力和商机，徽州人更是选择集中到大都市中发展。移民也成为这一时期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显著标志。

    开埠之初，整个上海县人口总数不超过25万人，但到1942年，上海的人口已高达392万，至1949年上海解放，全市人口已增加到554万，其中非本地籍人口471万，占总人口的85%。1950年初，迁入上海的人数超过100万的省份有江苏、浙江，超过10万的省份有广东、安徽、山东，超过1万的省份有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人口构成中有相当比重的是安徽移民，其中徽州人表现非常突出。他们开始改变开埠前散处于上海地区所属各县城乡的广大城厢、村镇和集市的面貌，逐渐汇聚于上海邑城之内。

摘自：解放日报    文/何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