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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原创】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

热度 9已有 687 次阅读2019-3-18 10:38 |系统分类:时政

数据真实未必反映事物本质


前一阶段曾看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有图未必有真相,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因为图片是可以掐头去尾,或者移花接木等手段来伪造的,伪造的图片是不能说明什么真相的。但现在如果有一种文章里罗列了大量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也许数据是真实的,那就一定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吗?我看也不见得,因为同一个数据可以用来说明不同的问题。

最近在邮箱里,偶然的机会有人又说起一本书,名叫《失落的一代》。我个人觉得把书名定为《失落的一代》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一代知青情况比较复杂,当年有人是自愿上山下乡的,也有人是不自愿的。如果有人当初不能选择,对上山下乡存有一定的看法,心中如有“失落”,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不能把一些人的“失落”扩大化,说成是一代人的“失落”,把所有知青都慨括称为《失落的一代》,那就有问题了,因为这样说,是从根本上抹杀了一种精神:因为那个时代还有许多知青是自觉上山下乡的,我此言一出,赞成者有,反对者也有,更多的是沉默。

有人反对说:失落与不失落要看是不是大多数人,大多数人认为失落就可以说是《失落的一代》。我这里首先要问:什么叫“一代”?“一代”顾名思义就是泛指全体的意思,如说我们这“一代”人生成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就是指包括所有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共性。如果说《失落的一代》,泛指全体知青,那就不对了。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知青中,有失落,也有奋进,有这二种思想的人虽在“一代”人上有共性,但在失落与奋进上是没有共性的,因此说《失落的一代》,或《奋进的一代》,都是不全面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这么简单的道理,作者也搞不明白,那我不得不怀疑书中所说的事,还有多少可以让人信服的地方!

有人觉得作者做了几十年的研究,文中数字是严谨的。如果说数字严谨,也有人认可,尽管我没去核实过,但我也不想去怀疑这种严谨,因为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如果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那文中的观点就是正确的,我认为下此结论还为时过早。举个例说吧,当初红军在井冈山时,从全国的人口来说,或者和国民党军队相比,在人数上总是少数,这数字也严谨,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也没人会怀疑它的严谨,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革命的人多,革命不就早成功了,那来这么多的艰难困苦。按此事实,那么我们能不能就得出结论,全国大多数人不认可你,你是错的。再拿红军本身来说,它到达延安时,30多万人只剩下3万人,人都到哪里去了?其实牺牲也许只是一部分,有可能大部分人做了逃兵,也有不少人做了叛陡。如要统计一下,也许逃兵比留下的人更多,如果今天有人写出一本书,用详细的数字说明了当时有多少逃兵对革命的失望与失落,并取名为《失落的一代》,你能同意吗?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说他写得不真实,也没有理由说他说的数字不严谨,更何况当年如有人出这书,我认为赞同的人也许有可能比反对的人多。为何现在不能说我们是《失落的一代》呢,也为何一直无人来写这种名字的书呢,分析下来也许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明白:它说的虽是一种事实,但反映的不是社会的主流与本质,是与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


数据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只能是一种现象,现象与本质有统一的一面,还有对立的一面,如要真实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但需要正确的分析方法,还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更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立场与世界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指出了我们的文艺不是为地主阶级和盗产阶级服务的,“而是为人民的”,“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如何看知青上山下乡这问题,这当中有许多真实,但你写什么,怎样写却有个立场问题。纵观我们的知青文学,我们发现对知青的历史与生活,歌颂的有,反对的有,写无悔的有,写有悔的也有,对于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看法原本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如果你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要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努力,要为社会的正义事业奋斗,那么你一定会选择积极向上的文化作为自己的宣传与歌颂对象。在我们那个年代确实有些青年为了国家的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形成了一种时代精神,涌现了很多像董加耕以及雷锋、焦裕禄等那样的先进人物,他们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成了那个时代青年学习的光辉榜样。如果这种精神不着重宣传,以至于把它说在是错的,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如果一旦钓鱼岛打起来,谁还会自动报名上前线去?因此宣传为国奉献,奋斗拼博的知青精神是一种客观需要,时代需要,不宣传它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专门指出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我们应该细细领会才好!

在生活中我们要讲数据,也要讲常识,什么是常识?常识是一种经验,是一种积累,是一种推理,也是一种知识。
中国共产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拆,就是不说数据,大家也认可,为什么,因为这已是一种常识,常识是已证明过,或者说,是大家共识的,就不必再用数据来证明的一种认知如一般生活中,我们天天吃的一些食品,什么东西该吃,什么东西不该吃,难道还要天天用数据来证明?我们常说,凡有人群的地方,总有左中右之分,左和右都是少数,中间人是大多数,中间人不是稳定的,这些常理难道还要再用数据来证明吗?我们说到的长征中27万人都到那去了?道理很简单,革命会有曲折,如果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觉醒了,新中国早就成立了,这是一种常识。在中国革命初期出现大量的逃兵与叛徒,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我们部队中有一大部分是从旧军队来的,意志不坚定者有很多,在革命高潮时进来了,在低潮时走了,我觉得有这种情况很正常,没有倒是不正常的。按一般常识来判断,在革命低潮时,想让大多数人都坚定起来,我觉得是不现实的。这种思维方式说到底也是一种常识,我们有时不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如果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用数据来判断,而不是用常识来判断问题,那他在生活中一定是个脑子有问题的人!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如果有人从分析的数据出发,那怕数据是真实的,而得出的结论却与事实不符,背离社会的主流意识,这不但是立场有问题,而且思想方式也有问题,缺少一种辩证的逻辑思维。而这些都属于世界观的范围,因此这些人要解决的首先是世界观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

关于多数与少数的问题。不可否认,有的事,也许有人说它错的人不少,但我们应该看到:精神这个问题有特殊性。雷锋精神是我们许多人都赞同的,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因为赞同与每人是否俱有是二回事。雷锋精神既是少数,我们为何还要赞同,还要大力宣传?这是因为,尽管先进思想或精神只能体现在一部分人身上,但它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种社会的主旋律,选择宣传这种精神是对社会的一种负责,也是一种历史使命,这与多数与少数是没有内在关系的。更何况《解放日报》有一份调查显示,好像说上山下乡失落的人并不比其他人多,那再以多数人为由说事,没有事实做依据,更是毫无道理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年搞“一片红”,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分析,也许是有点问题的,它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但是分析历史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当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不是现在的市场经济,国家-下子要按排这么多毕业生就业,有一定的困难,到农村去未偿不是一种选择。

如果说出现知青返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相提并论,但大返城的出现,一定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最主要的应该是社会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这种大范围的上山下乡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必然要改变,有人说纠正,也不是不可以,关键不在说法,而在实质。现在对上山下乡在的不同看法,则是那种后遗症在思想认识上的一种必然反映,是完全正常的,我觉得不必过分大惊小怪,如果人人都说上山下乡好,那社会上雷锋就会很多,我觉得反而不正常了。在这里我们要防止二种倾向,一是麻木不仁,对一些错误言论听之任之,甚至对一些否定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也不反击。二是反应过激,不管大小问题,都爱上纲上线,这样不利团结。因此我们在坚持正能量的同时,应该给那些善意的不同意见的同志以充分的理解与尊重,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能对一般人有过高的要求。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大多数,把矛头对准那些以知青问题为突破口,恶意攻击,妄图全般否定我们现有的社会制度的别有用心者。

关于上山下乡有无选择的问题,因有人把失落归罪于当初没有选择,因此有必要深入说一说这一问题。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那个时代与今天这个时代的根本区别: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计划经济带有强制性。我认为那时的上山下乡之所以没有一定选择,从根本上来讲,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国家要包学生分配,这种分配本身就没有多少选择,带有一种强制性,因为除了升学,就是工厂,农村,而且你无论分到那里,你都必须去,不像现在可以不去。现在的问题出在:都分到了农村。但如果换个角度看,不分到农村,都分到工厂了,尽管去向不同,但其性质应该与分到农村一样的,都去了一个地方。但我可以断定,今天不会有那么多人的对此不满。这是为什么?这还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艰苦,有人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所以不满,这样问题的性质就变成了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人不可能没有个人利益,也不会没有个人情感,如想家,想舒服等,问题在如何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如果一事当先,总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那何来国家利益第一,又何来精神?精神的可贵与感人之处就在于奉献:它克服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放到了首位。如都能从这个角色出发考虑问题,也许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许多想不通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强制性问题,我觉得只有把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才行,如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就不可能再出现这样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每个人就业可以自己选择。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上山下乡是当时的一种主流,远的不说,就说在文革还没开始时的1966年,当时并无“接受再教育一说”,但上海学校就有一批人动员去了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当时一种时代潮流,因此就算没有文革,还不能保证就没有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所以我们在分析有无选择的时候,不能离开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不要硬把上山下乡与文革绑在一起,自作聪明地认为,我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上山下乡!还有关于当时大学停招的问题,我也认为这是个错,但把它作为否定上山下乡心要性的根据,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停招是整个社会,不是光你上山下乡的知青不能考大学,其他青年也不能考大学,因此你就算留在了城市也一样没法选择去考大学。这种错是文革造成的,不可能是由上山下乡造成的,因此与上山下乡的对错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们在说选择的时候也不要忘了,世界上的事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也是如此。生活中有人对过去不满,也有人对现在不满,如果没有当初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知青就一切都满意了,我看也未必。我们66届毕业生不像以后的几届,不是都去了农村,而是绝大部分人都留在了上海的工厂,应该说上山下乡对他们没多大影响,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看看他们现在的境遇,也没有看到他们比到乡下的人好到那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还不如到过乡下的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你把你的不如意算到上山下乡头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当时社会上出现下岗,失业,再就业等问题,不光上山下乡知青是如此,没上山下乡的也是如此,因此这不光是上山下乡知青的问题,是我们整整一代人,包括没上山下乡知青人的共同问题。从这一点来看,因此有人提出要给上山下乡知青补偿,我个人认为也许是依据不足,我觉得国家不会仅仅考虑上山下乡知青这一方面,而是要考虑整整一代人的问题。对他们中有些人的困难,国家不是没看到,事实上现在国家曾对4050人员的补贴,以及现在对即将退休人的经济补贴,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如有人是以艰苦做理由来要求补偿,理由好像也不充足,如果此理由能成立,那谁都可以要补偿,包括所有农民,因为他们都可以说,因为你当时政策不好,让我们不能随便到城市去工作,我现在过得不好,你应给我补偿。你说可能吗?

现在人人可以自己选择职业了,应该说很好,但那些找不到工作或工作不理想的人,他们同样不满意,有的还说计划经济好,可以不用担心找工作。由此可见:问题的关健有时不在客观,而是在主观,在自己的心态。如有人把这种数据收集起来,再增加一些对社会,对改革开放的不满情绪,写成一本新的《失落的一代》,我觉得也会有人赞同的!我觉得我们与有些人的分岐其实很简单,我们强调看问题要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去看:也就是看上下乡不是只看文革一段,分析原因不能不看当时社会背景,要下结论不能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因此我们的结论也很简单: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方向没有问题,二是文革中让这么多人下乡,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可能是有些问题的。而不像有些人只坚持一点,总是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日前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中指出,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问题”,包括“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等。他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社会是复杂的,连中科院这样的地方都有这种情况,那洋人出的书更不能盲目相信了。其实我们自己就是知青,亲自经历了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有发言权,不用借助别人的书来壮胆。我们有自信:我们不说,谁说?我们现在不说,还等谁说?

应该看到,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些人借否定文革之名,否定上山下乡,把上山下乡说成是文革的产物,更有人对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不满,认为上山下乡是对知青的一种迫害,让知青受苦。问题是我们当时对此言论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没有及时反驳,让这些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他们说的是正确的,因此当有人说出不同看法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那么宽容了,觉得侵犯了他们的领地,因此常常会有一帮人来围攻你,说你是在为文革翻案等等,这种情况在某些网站表现得特别厉害。他们自己说不出多少理由,却常常把有些人写得书当成圣旨,作为理由来反驳你,这样做有时真的觉得很可笑!原本各种看法可以互相包容,也可以并存,但有些人偏要说别人错的,只有听他们才是正确的,这些人还喜欢给别人扣上帽子,有人动不动就要骂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不说,他们不是更觉得有理了吗?我们不喜欢做无谓的争论,但在这有关底线的问题上不能退却,许多争论不是我们引起的,我们只是自卫反击!我的态度很明确:对于那段早已过去的历史,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都不反对。如果有人说那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只能说“悔”,不能说“无悔”,那我就不能赞同了!就如我们对待转基因食品,你个人可以说它不好,可以选择不吃,但你绝对不能说,别人吃了,说它好就是错的,因为目前没有证据说明它对身体有害。我觉得:我们下任何结论,要从事实出发,而不能从想像或个人喜好出发,这样的结论才有说服力!

人活着是要有信念的,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于都的一次推动中部崛起工作的座谈会上,他一连问了三个问题:“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红军战士靠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呢?”这三问直逼人心、发人深省。第一问是奋斗之问。革命年代牺牲的可能是生命。每个红军战士都明白,进行长征,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可能生也可能死。为何他们依然选择出发,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也坚信革命必然成功。第二问是信念之问。革命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与信念。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说的就是真理,相信共产党做的事情就是为穷苦老百姓好,相信跟着红军走就是有前途,有了信念,就有了精神。第三问是初心之问。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红军战士所求的东西。这三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磨难和牺牲,解决了这一基本问题,说理才能说到点子上。

此文写于2014年6月18日,最后定稿于2014年7月25日!
文章发表后,又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改!


 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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