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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美贸易战 美国又使出了很诡异一招

已有 418 次阅读2018-7-18 14:43 |系统分类:时政

中美贸易战,美国又使出了很诡异一招

(一)

中美贸易战,正处于僵持阶段。

美方打出500亿美元关税牌,中国立刻反击500亿美元;美国又打出2000亿美元关税牌,中国依然不示弱,明确要进行还击。

怎么办?感觉美国政府也在苦思对策,最近又使出了很诡异的一招

为什么说诡异呢?因为美方最新的说辞是:美国现在不能屈服于中国的压力。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16日在美国商务部打气说,对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压力,美方不会屈服;美方将继续采取强力措施,直到中国转变政策。

彭斯还说,特朗普政府非常关心美国农民的境况,上周他已前往美国艾奥瓦州和密苏里州,告知那些依赖农产品贸易的人们,特朗普已采取果断行动,将为美国农产品出口降低贸易壁垒……

两者结合起来,要传递的意思,也是很明确的:

1、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次中美贸易战,其实是中国先发动进攻,美国才是被迫反击。

2、彭斯还安慰美国农民,现在你们是受到了打击,但别着急,特朗普很关心你们。

3、最后,他号召美国人:大家要共度时艰,美国现在面临中国的巨大压力,但美国绝对不会屈服。

很诡异吧,感觉整个世界观都被彻底颠倒过来了。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是美国挑起了这次贸易战,美国才是始作俑者。不然,德国也不会很生气,加拿大也不会要报复,中国也不会要奋力还击。

但在美国政府的说辞里,中国才是发动者,美国现在面临中国的压力,但绝对不能屈服于压力,将硬挺到底。

乍听上去,真感觉美国比窦娥还冤!

 

(二)

很诡异的背后,则是一场空前激烈的舆论战。

贸易战没有赢家。显然,美国不少行业受到了冲击,特朗普政府感受到了内部的压力,于是索性虚晃一招,将脏水统统泼向了中国。

而且,这种抹黑战术,美国政府正使用得越来越娴熟。

比如,对于中美爆发贸易战,美方此前声称,“一直耐心地”对中方做工作,但中方置之不理。即谈判之所以最终破裂,主要就是中国没有诚意谈。

这是真相吗?

感觉真相都很委屈。

在7月12日的声明中,对于美国的这种指控,中国商务部就很悲愤地写道:

事实上,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双方存在的经贸分歧……一直在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推动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仅今年2月至6月,中方就与美方进行了四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并于5月19日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就加强双方经贸合作、不打贸易战达成重要共识,但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竟公然背弃双方共识,坚持与中方打一场贸易战。中方为避免经贸摩擦升级尽了最大的努力,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责任完全在美方。

相信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最不想和美国打贸易战的,为了避免贸易战,用商务部的话说,中方“一直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来推动对话解决分歧,并“尽了最大的努力”。

请注意,中方连都用了两个“最”这种顶级词汇。

而且,在具体行动中,没有诚意,中美怎么可能有四轮谈判;没有诚意,中美怎么可能达成了很多共识。甚至连美国财长姆努钦都曾公开表示,双方同意不打贸易战了。

但最后,用中国商务部的话说,“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竟公然背弃双方共识”,最后特朗普政府还是坚持打贸易战,那中方不得不进行还击。

但到了美国政府嘴里,美国“一直很耐心”做中方工作,中国却是油盐不进。

唉,这是什么世道啊!

 

(三)

能够使用蛮力的,用蛮力对付它;蛮力不奏效的时候,就极力抹黑他。

这种抹黑战术,感觉特朗普都炼到了快炉火纯青的地步。

奥巴马应该就深有体会,反正,特朗普是逢奥巴马必反。

在特朗普嘴里,奥巴马签署的伊朗核协议,是在危害美国安全;奥巴马加入《巴黎协定》,是在严重损害美国利益;甚至美俄关系交恶,也都是奥巴马种下的祸害……

感觉奥巴马无恶不作,简直成了美国第一号罪人。

至于贸易战,美国也是如法炮制。不久前在世贸组织,美国一鼓作气,同时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土耳其发起了贸易争端诉讼。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的说法,发起诉讼的理由,是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反击了美国的钢铝关税。美国发起的关税行为,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反击,则是毫无道理。

这一招够狠吧。反正我就是真理在手,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碰到这样的美国,估计很多国家现在都是面面相觑。

最后,牛弹琴(bullpiano)几点粗浅的看法吧:

第一,美国就是不讲理。对这样混不吝的美国,很多国家也确实有点束手无策。跟美国硬斗,斗不过美国;跟美国讲理,但美国现在根本不讲理。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实。

第二,舆论斗争很激烈。美国不讲理,但抹黑手段却很高超。比如,塑造自己才是受委屈的一方,以至于要高呼,不能屈服于中国压力。好像中国真欺负了美国一样,但相信,也确实会有一些人会受美国蒙蔽,甚至对中国横加指责。

第三,这更是一次舆论战、心理战、持久战。中美的实力对比,决定了没有一方具有完胜的能力,因此,斗争将长期展开。而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肯定就斗不过特朗普这种耍横的“交易的艺术”。

从短期看,特朗普的这种战术,借助于美国超级大国的实力,几乎是所向披靡;但这还是原来那个美国吗?使用蛮力和诡术,其他国家真能心服吗?

也难怪金融大鳄索罗斯要感叹: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做法,“将大大有助于中国被接受为国际社会的领导成员(leading member),他起的作用甚至会超过中国人自己”。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邪不压正!

出来混,总会要还的,迟早而已。

来源: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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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回应美“301调查声明”中值得注意的七大细节

针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7月10日发表的《关于301调查的声明》,中国商务部于12日晚用2000余字的篇幅、分六个方面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回应。

实际上,从近几个月中美贸易冲突的相关讨论中可以看出,一些国人对于美国的指责也心存疑虑。商务部此番长篇回应不仅是对美方的驳斥,也在客观上解答了来自国内的困惑。

1

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谁之过?

商务部:美方称对华存在大量贸易逆差,其数字是被高估的,且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于美国国内储蓄率过低以及美元发挥着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职能,在于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差异,也在于美方出于冷战思维,对自身享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实施人为限制。

解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其最新文章中对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有着相当清晰且深入的阐释,摘录如下:

第一,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没有美国说的那么大。特朗普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年有5000亿美元,这是信口胡说。按美国官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但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中美服务贸易则为逆差。

为什么中美两国贸易差额统计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除一般的误差与遗漏外,按传统的解释,原因有二。一、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二、美国在计算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出口不包含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减少出口收入),进口的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全部算作自己的进口支出(增加进口支出)。这种计算方式也人为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第二,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美国贸易逆差始自1980年,中国因素则是2000年以后的事。美国的长期逆差肯定不能用中国因素解释。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国内储蓄不足造成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在1980年后连续保持贸易逆差,而美国居民储蓄率也是在1980年代初开始持续下降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美国居民的降杠杆——实际也是提高储蓄率,美国的贸易逆差明显减少。如果美国不增加储蓄,即便减少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也不会减少。

此外,按照特里芬悖论,美元要保持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就必须通过贸易逆差向其他国家输送美元,美国必然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

CF40学术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指出,贸易竞争力从根本上说是产业竞争力,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不足。美国高新科技行业有竞争力,但在这个领域,美国是限制出口的,尤其是限制对中国出口。

“美国要想削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一条捷径:解除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禁令。“余永定强调,美国能卖给中国的产品有限,不要指望中国能够从美国大量购买中国不需要的性价比并不高的美国产品。

2

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了吗?

商务部:中国政府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并不断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推进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和专门审判机构。2017年,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达到286亿美元,比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增长了15倍之多。

解读:近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进行了法律修订、机构改革和增进透明度等努力。例如,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14年启动了专利法的第四次修订;同年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人民法院需要于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以增强透明度。中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无论是对中外企业而言。在2015年,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外方提诉中国企业的专利案件中有81%的原告赢得了诉讼,这与中国本土企业的胜率相当。2017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递交的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5.1万件,跃升全球第二位。

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最近几年,中国为使用外国技术所支付的专利费和版权费飞速增长,去年达到差不多300亿美元,比上个十年增长了几乎4倍。”他指出,为使用外国技术而支付专的利费,中国可能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

就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给出了更为确切的数字:2017年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中,支付给美国的费用同比增长了14%。另有统计显示,中国在收购外国技术的金额上排名全球第四,落后于爱尔兰、荷兰和美国,但领先于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印度。爱尔兰和荷兰的许可证费用主要由外国控股公司支付,这些公司把注册地设在爱尔兰和荷兰主要是为了避税,因此这部分费用与中国支付的许可费还不能划等号,这意味着中国在这方面支出的实际排名或许还要往前提。

3

中国强制外资技术转让了吗?

商务部:中国政府没有对外资企业提出过此类要求,中外企业的技术合作和其他经贸合作完全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多年来双方企业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解读:余永定指出,在301调查报告中,USTR就所谓“强制技术转让”所给出的证据充分暴露了它的不专业。USTR自称对许多美国在华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但是所有宣称受到过技术转移压力的企业全部是匿名的。除一些语焉不详的所谓证词外,USTR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证据。在对一项调查结果的解释中,USTR称:“在回答问卷的公司中,有19%认为曾受到过技术转让压力”。USTR的草率程度令人吃惊:其一,19%并不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其二,USTR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它到底发放了多少问卷。这种调查有什么意义呢?

需要明确的是,“强制技术转让”和“企业基于自愿的技术交流”是不一样的。前者是政府行为,后者是企业行为,依据的是契约,强调市场作用,是平等自愿的商业行为,是市场主体自愿交易的结果。

为配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我国的外商投资法律和世贸组织协定以及政府做出的承诺相一致,2000年10月,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作了修改,第三条“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且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被修改为“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这就意味着技术转让由原来的强制性要求变成鼓励性意见或双方协议行为,中国没有设置对外资企业必须以技术转让为前提条件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律门槛。如果被要求以转让技术作为审批的前提,当事企业可以提请行政申诉或者行政诉讼。

余永定认为,中国政府承诺在对投资进行审批或者备案的时候,不以外资转让技术为前提。但是,对于中国企业在与外国贸易商或者投资商谈判中提出的技术转让要求,中国政府也应予以支持。对中方企业的这种议价谈判权利应该保护。如果外方认为中方企业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拒绝交易的行为,那么应该通过反垄断申诉和诉讼途径加以解决。实际上,中国企业之所以希望同外国企业合资,其主要动机一般都是获得外国技术,这一点无需掩饰。市场准入的放宽,造就了良好的竞争环境,跨国公司为了抢占更多的市场和保持竞争力,会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从而形成有利于我国技术发展的博弈局面。

4

“中国制造2025”违反国际惯例吗?

商务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实施这些政策主要是指导性、引领性的,并且对所有外资企业都是开放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在制造业和农业等领域倒是存在大量的政府补贴。

解读:首先,“中国制造2025”在出台过程中,中国根据入世承诺和履行合规的职责,进行了严格的合规审查。“中国制造2025”符合在世贸框架下的义务。

其次,从发布时间和文件标题看。《中国制造2025》属于国务院建议的制造业十年行动指引,并非外界误解的国家强制型的、国家资源注入型的、政府主导超越了市场理论的“国家战略”。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指出,实际上,并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在机构和人员配备、财政预算安排和政企资源动员方面,中国政府为《中国制造2025》做出具体安排。

再次,西方国家制定先进制造业类似规划的时间更早,在战略装备内容方面,大国之间的差异不明显。比如,2012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规划》,这比被贴上“工业4.0”始作俑者标签的德国更早。该战略规划用于指导美国联邦政府支持先进制造研发的各项计划和行动,提出了促进中小企业投资,增强劳动力技能,建立创造性的合作关系,协调联邦投资以及政府采购落实早期收获等五个战略目标,并给出了支持该战略规划的具体财政预算,以及接受和列支预算的政府部门,在2013年美国联邦财政为该战略规划安排的预算超过22亿美元。再比如,2013年4月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战略》,并在随后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发布,其目的是为德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该战略已经得到德国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认同,弗劳恩霍夫协会将在其下属6-7个生产领域的研究所引入工业4.0概念。

5

谈判破裂怪中国?

商务部:美方声称“一直耐心地”对中方做工作,而中方置之不理。事实上,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双方存在的经贸分歧,从维护中美经贸合作大局出发,从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出发,一直在以最大诚意和耐心推动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仅今年2月至6月,中方就与美方进行了四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并于5月19日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就加强双方经贸合作、不打贸易战达成重要共识,但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竟公然背弃双方共识,坚持与中方打一场贸易战。中方为避免经贸摩擦升级尽了最大的努力,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责任完全在美方。

解读:“特金会”、“贸易战”、“中兴制裁”、“北美自贸协定”、“巴黎协定”、“教科文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上台一年半以来,反复上演“我要退群”“我真的退群了”“要不重新加群吧”“算了我不加了”“哎呀还是重新加群吧”这种反复摇摆的“套路”。实际上,早在2016年4月27日,特朗普竞选期间第一次向共和党精英阶层系统阐释自己的外交理念时就表示,要让美国的行为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更加不可预测,我们现在完全是可以预测的,我们将所有事情都公之与众。”

梳理当前美国白宫经贸团队阵容,我们则更容易理解特朗普政府为什么会在对华经贸问题上反复无常。整体来看,美方经贸高层的对华立场偏鹰派,其中尤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为甚——前者是对中国“301调查”的发起者,后者则一贯鼓吹中国威胁论。

谈判应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双方最大公约数,而不是漫天要价、强买强卖。要谈判,美方就应该拿出应有的诚意。对于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如果不从自身找原因,继续将责任归咎于他人,不停地拿贸易逆差、知识产权等所谓的理由说事,一味高举“制裁”大棒,最终不仅会破坏磋商,而且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6

中国反制没有国际法律依据?

商务部:恰恰是美方单方面发起贸易战没有任何国际法律依据。美国301调查既在国内法项下违反其总统向国会作出的行政声明,又在国际法项下违反其在1998年欧盟诉美世贸争端案中作出的承诺。美国的征税措施公然违反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基本原则和约束关税义务,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是对国际法基本精神和原则的公然践踏。

解读:301条款在狭义上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节,又被称为“一般301条款”;广义上是指除了包括“一般301 条款”之外,还包括“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特别301条款”和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超级301条款”及配套措施。但无论核心内容是什么,301条款都属于单边贸易体制下的美国国内法。说白了,301就是美国单方面说了算——我觉得谁的贸易行为不合理不公正,我就可以对谁发起调查。

WTO一方面判决美国的301条款不违背WTO原则,另一方面则认定,如果不事先取得WTO的批准就对WTO成员国采取行动违反WTO协议。中国常驻WTO代表张向晨指出,根据世贸组织裁定和美国承诺,美方不能通过301调查单边认定其他成员做法是否违反世贸规则。美国根据国内法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蛮横行为。

而在美方率先打响贸易战的情况下,中国被迫采取了对等反制措施。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捍卫国家尊严和人民利益,捍卫自由贸易原则和多边贸易体制,捍卫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已经将美国单边主义行为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国政府针对美国单边做法所造成的紧急情况,被迫采取相应的双边和多边应对措施,完全符合国际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7

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执意发动贸易战?

解读:事实上,商务部在此次回应声明的开头就回答了这一问题:美方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和打压中国发展的目的,编造了一整套歪曲中美经贸关系真相的政策逻辑。

如何理解这句话?CF40研究部此前曾撰写文章认为,美国现在对中国产业政策表示复杂态度,是源于两点:其一,美国刚刚开始意识到中国新经济的发展与实力超乎想象,尤其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电动车等关乎国家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领域。第二,如同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中所提出的,美国开始认为中国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发展、赶超并最终取代美国。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津上俊哉认为,随着中国在新经济领域强化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外资准入,受益于创新和竞争激励,中国的新经济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更严重的赶超压力会令美国的反感情绪恶化。

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政府,华盛顿政策制定层的主流观点都是对华接触政策会促使中国的转型,但事实上中国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了自身的发展道路,从而使得美国对华政策出现整体转向。事实上,华盛顿政策制定层的整体对华方针的转向才是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根本原因。

正如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所指出的,美国的国家利益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在全球范围之内对此进行推广;第二是保证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拥有领先、甚至是压倒性的优势;第三是让美国的商人在全球范围之内能够自由地做生意,确保商人能够受到其他国家公正的对待,保障其利益能够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在美国看来,中国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对美国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余永定认为,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要让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保持足够大的距离,至少领先中国二十年。如果美国自己发展的不够快,那就让中国的发展慢下去。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美国过去认为“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将使他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把中国从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中赶出去显然已经为时过晚,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比较现实的做法大概只能是在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领域防止中国从全球化、一体化和自由化中得到好处,从而缩小同美国的差距。

来源:中国经济网


美国反指中国不守WTO规则 华春莹用一句古语回击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消息,在7月17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通过发布多份报告,指责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并将此作为对中国实施单边贸易措施的重要理由。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7年来,履约守信,付出巨大努力和代价,为世界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如果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中国为什么选择加入世贸组织?当年中国政府作出“入世”决定,是因为笃信融入经济全球化符合历史潮流,促进自由开放贸易能够互利共赢。入世17年以来,中国初心不变,言行如一。中国大幅削减汽车关税,相关排量乘用车进口额从2001年到2017年年均增长26.4%,贸易逆差由8.7亿美元增至343.5亿美元。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件。

如果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中国为什么全面履行“入世”承诺?中方不久前发表了《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用事实和数字说话,明确表明中国在货物降税、服务贸易开放、进口配额等非关税措施等方面已全面履行承诺,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57.5%上升到2017年的83.7%,服务领域外资准入门槛不断降低。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费年均增长17%,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据世界之首。

如果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中国为什么始终坚定维护世贸组织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中方坚信,只有以契约精神遵守维护国际规则,才能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中国始终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性参与贸易谈判等世贸组织工作,通过加入《贸易便利化协定》等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全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在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唔期间,推动将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写入成果文件。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动辄采取单边措施,违背自由开放、非歧视、关税约束、“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世贸组织的根基。在大是大非面前,中国讲原则、守信用、有担当。

中国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履行世贸组织承诺的努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前几天世贸组织对中国进行的第七次贸易政策审议中,各方普遍积极评价中国自主开放和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高度赞赏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和贡献。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作用与日俱增,非常了不起,值得点赞。实际上,美国自己也已连续发布16份关于中国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除了今年,前15份中都未出现“做错了”这个说法。

再来看看美国。美方不仅把美国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之上,而且把美方的国内规则凌驾于全球规则之上。在世贸组织,没有一个国家支持美方的单边主义行为。

刚刚来华出席第二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今年6月就曾指出:“基于规则的国际体制正在受到威胁,令人吃惊的是,造成威胁的不是别国,而是构建这体制的美国。”包括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等多位国际经济界权威专家也公开表示,今天的美国政府是对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最大威胁。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中国将继续当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模范生,也希望美方用实际行动尊重和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来源: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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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透视中美贸易摩擦:最新清单的分析

美国两次提出的“301”清单,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值得进一步从数据出发,进行分析。全文约6600字。

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在介绍伟大的博弈论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博弈思想时,曾经假想了如下情景:

“你站在悬崖边缘,脚踝上缠着铁链,铁链的另一头锁着对手。只要对手认输,你将获释,并且赢得巨奖。情况是:你唯一的手段就是威胁将他推下山崖——但那意味着你也将粉身碎骨。那么,你怎样才能说服对手屈服?”

谢林的回答是:“你开始跳舞,并且离悬崖边缘越来越近。如此一来,你并不需要让对手相信你已经疯了——要把他和你自己都退下深渊。你需要做的,只是让对手确信你比他更愿意承担失控落下山崖的风险。假如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赢了。”

谢林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人对美苏冷战的理解。幸运,抑或不幸的是,在冷战落幕、全球化发展近30年后,我们也许又要翻回故纸堆,去寻找前辈的智慧

现实是:在中美双方互派谈判团队进行了至少两轮谈判并达成“共识”后,特朗普总统又一次打开了中美贸易战的扳机保险。5月29日,特朗普宣布将继续寻求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6月15日,让市场一直等待的另一只靴子落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针对中国进口的价值约5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与4月6日公布的初步清单相比,新的清单发生了两个变化:首先,初步清单列出的1333项8位HS编码商品中保留了818项,作为最终清单中的第一批商品,已经在7月6日开始面临美国海关25%的额外关税,这一批商品大约价值340亿美元。第二,最终清单中又新增加了第二批商品,包括价值约160亿美元的284项商品,将在走完听证程序后实施征税。

深谙“交易的艺术”的美国总统并没有给市场喘息的机会,7月10日,总统宣布计划对新一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在8月下旬进行听证。又一只靴子高高挂起,等待落地……

几乎在同一时间,特朗普政府还宣布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输美钢铝产品征税。特朗普反复无常、全面开花的“作战风格”让他的对手(也许还包括他的一些部长们)无所适从。这种反复变化(姑且称之为“特朗普不确定”)反映的,也许是他履行对选民承诺的坚定信念,也许是他内阁成员中鹰派鸽派两种力量的博弈,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特朗普政府的目光,一直锁定在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潜力上。“中国制造2025”,这一份2015年即由国务院印发各省市、部委的制造业行业发展指导性意见,中国版的“工业4.0”计划,在2018年随着中美贸易争端终于变得家喻户晓。

那么,美国两次提出的“301”清单,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值得进一步从数据出发,进行分析。

征税清单的分析

首先,考虑到3月的钢铝制品“232”清单,6月500亿美元进口商品“301”清单,以及7月追加的2000亿商品“301”清单,目前美国对来自中国商品的征税范围已经接近其全部进口的50%。我们使用美国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进口数据,因此其涉案实际金额与美国政府公布的目标金额有些微的出入。有意思的是,7月清单涉及价值近2000亿美元的商品,涵盖了6031项HS8位代码商品,而剩下的还未进入任何清单的商品,价值近2600亿美元,占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一半以上,则只包含了3313项HS8位代码商品。也就是说,还剩下的没有卷入“贸易战”的那一部分,有真正的“大家伙”。从这些商品占美国同类商品总进口份额来看(表1第[6]列),也能够很清楚地看到随着“贸易战”的蔓延,被列入7月征税清单的中国商品占美国同类进口总额已达23.2%,远远超过6月的两个清单(分别是7.7%和14.7%),而尚未列入清单的这些商品,则占到美国同类进口的38%。可以说,战略家们要了解什么是美国的“痛点”,什么是中国制造的真正竞争力所在,不妨深入研究下这些不在清单上的产品。

注: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6—7月的三项清单中分别有51项、11项和1030项产品美国2017年从中国进口货值为0。有一项产品铝制品同时列在钢铝“232”清单和7月“301”清单上。

从图1的柱状图上能更直观地看出不同清单商品在不同行业的分布。我们按照海关的定义,将全部商品分为22大类,从动、植物产品,到艺术品和未分类制品。按照6月“301”清单的价值从高到底排序得到图1。显然,6月的清单上,机电产品,光学、医疗器械,交通运输设备等工业中间品、零部件是最受关注的对象。到7月的2000亿清单上,机电依然独拔头筹。杂项制品特别是一些直接消费品(比如游戏用品、家具、坐具、灯具及照明装置等等)比例明显增加。更重要的是:7月清单涉及的产品领域也大幅增加。22个行业大类中,6月清单只涉及8个行业,而7月清单除了武器弹药领域和未分类商品没有被波及之外,其余行业都未能幸免。目前还未被列在征税清单上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机电、纺织、杂项制品、鞋帽制品等行业。

图1 清单商品的大类行业分布

注:以上HS8位商品不包含钢铝232清单中价值28亿美元的330件商品(76169951除外)。该清单对钢铁产品征税25%,对铝产品征税1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整理。

那么对这些商品进行征税,多大程度会影响美国国内经济呢?一个简易的判断方法是:如果一个商品的竞争者多,中国出口商市场占有率低,那么对该产品征税也许影响不大,因为买方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替代品。因此在图2到图4中,我们分别将6月清单、7月清单以及不在清单上的产品,按中国海关定义的行业大类进行分类后,计算美国从中国进口价值占同一大类商品总进口额的比例,以此来反映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依赖程度。可以看到,6月清单波及的8大类商品中,贱金属制品所占进口份额最高,但也仅为28.2%。其次是陶瓷玻璃制品和机电产品(分别为17.2%和16%)。相比之下,对于7月清单来说,在相当种类的产品上,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中国出口的鞋帽类产品占美国该类产品总进口价值的73.8%,杂项制品和皮毛类制品的进口份额也高达65.6%和60.4%。

图2 6月清单产品的美国进口份额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整理。

图3 7月清单产品的美国进口份额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整理。

在没有被列入任何清单的这2600亿美元商品上,中国占比就更大了。比如草木制品占到了75%,剩余的机电设备占到73%,鞋帽占到72%。有8个大类产品中国在美国的进口比例均超过了50%。

图4 不在清单上产品的美国进口份额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整理。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用途也非常重要。根据联合国统计署的BEC分类标准,我们将商品按照最终用途汇总为消费品、资本品、中间产品和其他四个门类。利用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值数据,图5对比了6月清单、7月清单和不在清单上的商品在各个门类中的进口价值总额。6月两份清单所针对的产品均以资本品和中间品为主(共占比94.4%和97.6%),清单1的资本品进口价值与中间品不相上下,均为150多亿美元,而清单2的中间品价值则是资本品的两倍,占整个清单2进口价值的65.2%。7月清单在各门类均有所涉及,其中中间品价值高达947亿美元,占比最高(48.1%);资本品位居第二,进口价值累计575亿美元,占清单总进口额的29.2%。重要的是:消费品在各清单中的份额上涨显著。6月两份清单涉及的消费品分别价值1.63亿和3.39亿美元,只占各自清单总价值的0.5%和2.4%;而7月清单中消费品占比22.7%,2017年进口价值累计448亿美元,是6月两份清单中消费品价值之和的89倍有余。而未被清单提名的商品主要属于资本品和消费品,分别价值1207亿美元和983亿美元,占不在清单上商品进口价值的46.6%和37.9%。另有340亿美元的中间品尚未受到征税清单的影响。可以说,随着“贸易战”的激化,美国消费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价格上涨的直接影响。而美国的制造业企业,也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零部件成本上升的压力,导致竞争力下降,有可能反而会进一步减少美国出口。

图5 清单商品价值对比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整理。

进一步我们在表2列举出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前10大产品(HS4位码),并分别统计了这10类产品被各清单波及的金额和HS8位产品数目。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10类美国对中国需求最大的产品,并不是美方征税清单的重点目标。6月的两份清单基本放过了这些产品,而进口排名首位的无线通信设备(比如手机)被7月清单征税的产品价值236亿美元,占该类产品进口总额的32.9%。排名第二、三位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脑)及零部件产品是前10类产品中为数不多被6月清单征税的产品,但也仅占各自HS4位产品进口额的2.9%和1.4%。而7月清单则加大了对这两类产品的征税价值,征税产品的进口占比上升到了15.6%和98.6%,有意思的是,电脑零部件产品全被列入征税清单,是否反而导致出口商进一步将加工装配转移到中国,出口成品电脑?此外,进口排名第6位的家具和第8至10位的汽车零附件、照明装置及衣箱手提包在7月清单中也全军覆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整理。

再进一步,从HS8位码商品来看,表3总结了各清单商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的分布情况。根据2017年美国进口数据,我们计算了美国从中国进口各HS8位产品占美国从世界进口同类产品的份额。不难发现,钢铝232清单和6月两份清单所瞄准的中国商品,其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0—25%和25%—50%区间内。而7月清单逐渐将目标转移到市场占有率更大的商品上来,波及范围和力度均明显加大。市场份额位于50%—75%和75%—100%区间内的商品,被7月清单征税的累计进口金额分别是7月清单总金额的40.8%和24.5%。尚未被清单波及的商品中,有价值1633亿美元的商品市场占有率超过75%,占未加征关税总价值的63%。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整理。

征税与“最优关税”:一个理论解释

从这些分析可以知道,如果美国征税范围扩展到其7月清单,甚至进一步扩展至未列入清单产品,将不可避免地打击到那些中国在美国进口占比较高的产品,包括大量的消费品和种类众多的工业中间品。这不仅仅会打击中国的出口企业,也必然伤害美国消费者的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税,实质上是“对国内消费者征收的税种”(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Douglas Irwin 语)。

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不确定”会给高效运转的全球价值链带来极大的困扰,并迫使企业家们在考虑全球生产布局时,在考虑效率和成本的同时不得不将政治因素考虑进来。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些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的影响,从短期上看,关税会立刻提高出口商的成本,这些额外的成本,会迫使中国的出口商降低出口的价格,部分地“分担”消费者所面临的价格上涨(在中间品贸易盛行的情况下,这里的消费者很多时候是下游行业的生产商)。而不能完全分担的部分,则会“传导”至消费者那里,形成税后进口价格。

显而易见,下游买家(消费者)越强大,就越能够迫使上游卖家(出口商)让步,多降低一些出口价格。你我这样的消费者自然不能通过多买或是少买一些这样的行为改变市场的价格,用经济学的术语,我们面临的是无穷大的供给“弹性”,或者说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而大买家就不一样,比如沃尔玛这样的大超市,就完全可以通过购买量来影响价格。这个时候,供给曲线就是斜向上的。进一步将分析扩展到国家视角也是这样,小国不能影响世界价格,是价格的接收者,而大国则面临斜向上的供给曲线,能够影响世界价格。很显然,美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是世界第一大市场。因此它就可以通过加征进口关税的手段来压迫出口商降低价格。在国际贸易理论里,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例称为“贸易条件”,通过加征关税的手段迫使进口价格降低,就能够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

因此,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加征关税固然会导致消费者福利损失——因为消费者面临的税后价格还是上升了,但从福利的角度,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存在这么一个正的“最优”关税,使得大国的净收益最大化。这也许正是特朗普敢于挥舞“关税”大棒的一个原因。具体到每一个产品而言,其“最优”关税税率,则取决于该商品的(出口方)供给弹性。供给弹性小的商品,对关税的反应更激烈,出口价格下降的比例更多,最优关税就更大一些。于是,国际经济学家抽象出来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来决定大国情形下不同商品的最优关税,即:关税税率= 1 / 出口供给弹性。

关税的进一步分析

基于此,我们在表4中总结了各清单商品的原关税水平。大体上,美国进口关税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大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低于5%,而相当部分商品关税为0。例如:6月清单1涉及的商品中有375件商品原没有进口关税,占清单价值的60.9%。这一比例在6月清单2和7月清单中分别为48.6%和54.2%。6月的两份清单中只有5件HS8位商品的原关税高于10%,进口价值之和不足0.05亿美元,而7月清单中有329件商品的原关税高于10%,进口价值累计32.28亿美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整理,部分商品关税数据缺失。

图6将美国进口关税与中国进口关税做对比。我们分别按照22大类行业将中美双方进口关税按照进口价值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图2。图中每一个点代表该行业的美国进口关税(横轴)和中国进口关税(纵轴)。大部分点位于45度线的上方,说明中美之间的关税结构确实存在美方关税较低、中方关税较高的情况。这毋庸讳言,但是要考虑到美国当今的关税结构,始于1934年罗斯福总统依据《互惠贸易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通过主动降低关税,寻求其他国家同样降低贸易壁垒,以促进美国出口。作为从国际贸易中获益最大的国家,美国主导了倡导自由贸易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的签订。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真正启动加入WTO的谈判,将进口关税从1992年的平均43%一路降到2007年9.8%左右。此外,在图6中,我们并没有考虑中国进口中普遍存在的加工贸易进口,这一部分进口占中国从美国进口的13%左右,在进口过程中是免征关税或者先征后退的。

图6 中美加权进口关税(MFN)对比 数据来源:WITS (2016),秦若冰整理。

根据最优关税理论,我们利用普渡大学经济学家Anson Soderbery提供的弹性估计数据,重新估算了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最优关税。弹性数据缺失的HS8位商品用其所在的HS6位、HS4位、HS2位商品平均弹性依次替代。表5总结了各进口商品的实际原关税、新关税与最优关税的关系与比例。很明显,三大清单加征关税之后,大多数商品的新关税超过了最优关税。6月清单1和7月清单中分别有71%和48%的商品,其原关税低于最有关税,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之后,这一比例下降到了43%和26%。6月清单2所针对的商品中,有57%的商品其原进口关税已超过最优关税。加征25%的关税之后,超过最优关税的商品比例将高达75%。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Soderbery (2018JIE)提供的弹性数据估算。部分商品关税数据缺失。

最优关税的博弈困境

既然对一个大国而言,存在这么一个“最优”关税,使得征收关税带来的贸易条件改进抵消甚至大于对消费者福利的损失,那么经济学家为什么又那么积极地倡导关税减免呢?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仅仅只有一个大国,即使是小国,也往往在某些行业或者商品上具备影响世界价格的能力,更别说各国国内政治考量和民族情绪,也不会允许一国在面临对方加征关税的同时,不采取任何的反制。设想一下,假如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都按照最优关税的理论,给予对方特定行业上的关税打击,双方都在提高进口关税的行业获得了贸易条件的改进,而在出口行业又遭受损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结果是双方都陷入了一个困境:双方都通过加征关税来打击对手同时获得收益,但假若双方都采取减免关税的措施,则双方都能够获益;然而困难是,任何一方都不能够也不愿意单方面宣布休战——因为这意味着更大的损失。这样,两国就陷入了博弈论中常见的“囚徒困境”。在这个博弈中,每一方都按照给定条件下的最优策略行动,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双输”。

假如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按照最优关税的策略单边行动,或是对加税方进行报复,那么我们就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由于美国推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将美国进口平均关税从40%推高到近60%。仅仅两年时间,美国的进出口就同时下跌了40%。世界贸易体系遭受重大打击

是否存在跳出互筑贸易壁垒的“囚徒困境”的解决之道?历史早就给予我们答案,在“二战”之后欧洲重建的过程中,美国人主导了1948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订,通过一个外部协定的方式,强制性地要求签约国互相减免关税,跳出了“囚徒困境”。GATT,以及替代GATT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当一国对一个GATT成员国减免关税时,它也必须对所有其他成员国承担同样的关税减免义务,这就是GATT最首要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原则,也最大程度上保护了众多不具备谈判能力的小国分享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改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全球化发展远超上世纪50年代的今天,国际多边经贸体系的主要创始国和推动者,正致力于挑战甚至摧毁这一体系,而不是去改进和完善它。90年代的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曾经说过“没有WTO,世界就只剩丛林法则”。希望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的领导人们,能够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带领我们远离那一情景。

来源:人民日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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