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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仕途“不顺”奔“钱途”的重庆厅官

已有 200 次阅读2018-6-23 10:13 |系统分类:时政

仕途“不顺”奔“钱途”的重庆厅官

在袁国圣当时的世界观、价值观中,金钱,是“仕途上升”的保障。

22日,重庆市纪委监委发布了重庆市潼南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区长袁国圣案件警示录,题为《仕途“不顺”奔“钱途”》。

该份警示录还公布了袁国圣被“双开”的通报:经查,袁国圣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反生活纪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违规办理虚假出生医学证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袁国圣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他的这份警示录中,带有一段袁国圣忏悔的视频。

“(违纪)应该是忘了初心吧。”他说,“忘了自己来自何方、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工作以后,因为我来自农村嘛,当初也是比较质朴的、纯洁的一个青年,为了理想、为了父母的期望,在工作中也很上进、勤奋、敬业。因为工作比较勤奋,所以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也不断提到领导岗位去。”他在视频中说。

“工作以后,我也没有加强学习、没有进行自我锤炼,忘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渐渐迷失了自己,忘了我们的宗旨,把个人的利益看得太重,把个人的私心、个人的私念,凌驾于组织的要求之上,所以就一步一步的,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迷失了自己,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他说,“我想这是我今天走到这一步的根本原因,怪自己。”

据公开资料,袁国圣生于1970年10月,四川西充人,曾任重庆渝隆资产经营集团董事长、总经理,2013年起援藏3年,任西藏昌都市类乌齐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2016年7月调回重庆,任九龙坡区副厅级干部,2016年11月任潼南区副区长,半年后,2017年6月,袁国圣落马。

“2017年6月14日,我被重庆市纪委宣布立案审查!那一刻,我的政治生命画上了句号!我的人生被彻底改写!我从一个副厅级党员领导干部沦为被审查对象,沦为人人不耻的腐败分子,沦为被人唾弃的犯罪分子!”22日公布的忏悔录中,袁国圣如此回忆被查当日的感受。

他自称,早年在渝隆资产经营集团工作时,曾提醒自己切莫腐败。

“刚到渝隆集团工作时,针对当时全国频发的交通厅厅长受贿案,我曾反复告诫自己,要以这些案件为鉴,切莫掉进‘交通厅厅长魔咒’之中,切莫在油多的地方滑倒,要战胜人性的弱点,把握住自己的底线,不要让渝隆集团成为我的滑铁卢!”他说道。

袁国圣在该集团任职的时间为2005年至2013年,曾长期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而据他自述,当初他是“带着情绪”去的:“当初组织上安排我到渝隆集团工作时,因为知道集团困难多、压力大,本不想去,去了也是带着情绪去工作。

据公开资料,渝隆集团成立于2002年,为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府所属融资平台。在袁国圣到来后,该集团资产迅速扩大,从2005年的60亿,至2009年猛增至122亿。

重庆纪委对其此前的工作予以认可:他在渝隆集团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带领企业走出困境,成为在全国区级政府平台公司中发行10亿级债券的第一家;援藏工作期间,为当地争取到了大量的建设资金。

而袁国圣则自述,期间,他一直想要离开渝隆集团,并开始“怨恨组织不公”。

“后来要求离开集团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时,乃至后来晋升副区长失败后,心里的天平开始失衡,认为老实人吃亏,怨恨组织‘不公’,为自己‘抱不平’,我逐渐不相信组织,觉得信组织不如信自己、信关系、信金钱,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出路’。”他在忏悔录中说,“认为既然升不了官,那就开始发财,人生必须拥有一头。”

在此期间,袁国圣开始收受钱财、红包礼金,“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

2012年,袁国圣调离的愿望再次落空,为了升迁,他报名援藏。

“2012年区县换届时,我以为自己能稳操胜券,当上副区长,结果未能如愿,就对组织心生不满。”“为了获得厅局级干部级别,2013年,我报名援藏,当作了自己职务升迁的跳板。”

2013年7月,袁国圣援藏工作,到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现昌都市)类乌齐县,任县委常务副书记,后兼任常务副县长,升任副厅。2016年回到重庆后,在重庆九龙坡区工作5个月后,当年11月调任潼南区副区长。

如愿以偿当上副区长后,袁国圣仍心怀不满。

“援藏回来后,组织安排我到潼南区任副区长。按理说,我应该感恩组织的培养和重用,但我不仅没有感激,反而心怀不满,认为自己刚从西藏边疆回来,又被安排到重庆的‘边疆’,援藏三年苦算白吃了。”他在忏悔录中说。

事实上,他口中的重庆“边疆”潼南区,位于重庆西北部,距离主城不到100公里。

不满之下,袁国圣刚刚到潼南区仅2个月,就收受了超过10万元的财物。

2017年1月,重庆市纪委开始查办袁国圣严重违纪案。纪委发现,该区有15名区管领导干部、1名企业负责人向袁国圣赠送了红包礼金,共计人民币8.3万元和20张价值共计2万元的提货卡。

据重庆市纪委通报,当时,该区15名干部分别以感谢关照、春节拜年、看病慰问等为由,在不同时间场合,向袁国圣赠送金额不等的红包礼金。此后,这15人分别被予以严重警告、行政记过、诫勉谈话、批评教育等处分。

在袁国圣当时的世界观、价值观中,金钱,是“仕途上升”的保障。

“我错误地认为,要在政治上更上层楼,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保障,即使今后离开官场,也要及时利用手中权力积累雄厚的经济基础。”他在忏悔录中反思。

新京报记者许腾飞校对范锦春

来源:新京报公号


从贵州茅台退休一年多 他还是没能“平安着陆”

谭定华

贵州省纪委监委微信公号6月24日消息,2016年3月,贵州省纪委发布消息,茅台集团原党委委员,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谭定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此时距离谭定华2015年1月从贵州茅台退休已一年多。最终,谭定华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收缴违纪款物,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954年出生的谭定华,或许到这时才明白,任性用权就必须付出代价,只要碰了纪法底线,退休了也难逃法网,“平安着陆”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只要送钱就可以成为茅台公司经销商、供应商

谭定华走上领导岗位后,身边便不乏原料供应商、经销商的“围猎”,每天以各种理由上门请吃饭、套近乎、求办事的人不少。从吃饭开始、逐渐到送礼送钱,谭定华来者不拒。

谭定华认为自己在茅台酒厂工作了几十年,各方面关系也处得不错,现在又分管这么多部门,于是就飘飘然起来:该坚持的原则逐渐淡忘了,该回头对照检查是否符合党纪国法的要求也没有坚持了,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新规定和纪律要求没有认真学习,忘了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要对党和人民负责。

于是,茅台酒经销商、酒杯供应商、酒袋供应商、高粱供应商、小麦供应商、包装材料供应商……在分管财务、物资供应、包装采购的副总经理谭定华那里,几乎是只要送钱,就可以成为茅台公司经销商、供应商。他认为“公司党委安排我分管的工作,就由我说了算。”

2006年至2015年,谭定华利用担任茅台集团党委委员、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先后为10多家公司成为茅台集团的茅台酒经销商、供应商等提供帮助,收受财物3460多万元以及200克金条一根。

为钱财疯狂至此,是因为谭定华缺钱吗?据贵州茅台2014年年报显示,谭定华税前年薪为181.71万元。如此高薪,谭定华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在组织审查期间,谭定华在《悔过书》中剖析了走上严重违纪违法道路的三大原因:一是理想信念动摇,党章党规意识淡漠;二是私欲膨胀,贪图享受;三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对家人及亲属违纪违法管教不严。如此,走向贪腐、走向歪路、走向“不归路”,就是必然的了。

老公办事, 妻子收钱

谭定华几乎所有的违纪细节,都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情形,就是“老公办事,妻子收钱”。

2006年、2008年、2010年,林某某、王某夫妇,先后找到谭定华的妻子陈某,请求谭定华帮忙办茅台酒经销商,并承诺将赚的钱对半分。陈某答应后,将此事告诉谭定华。之后,谭定华利用职务便利,向茅台酒厂销售部门工作人员打招呼,使林某某、王某夫妇实际控制的3家公司先后成为在贵阳、福建的茅台酒经销商。林某某、王某夫妇赚钱之后,自然是“饮水不忘挖井人”,多次向谭定华的妻子陈某输送钱财。收钱时,陈某“谨小慎微”,她不收现金,而是自欺欺人地分别用儿子、儿媳、姐姐、兄弟、侄儿、侄女的身份证在银行开设账户,用来收受钱财。从2011年到2013年,林某某、王某夫妇分12次向陈某提供的6个银行账户打款2900多万元。

尝到甜头后,林某某、王某夫妇便认准了谭定华这棵“摇钱树”。2011年下半年,王某再次找到谭定华的妻子,想成为茅台酒厂手提袋的供应商,照样承诺将赚的钱对半分。陈某自然是爽快答应。之后,在陈某的请求下,谭定华利用分管物资供应的职务便利,安排下属将林某某指定的公司列为茅台酒袋供应商。为感谢谭定华的帮助,林某某、王某夫妇于2010年至2015年3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陈某控制的账户转款140多万元。

同样是2011年下半年,陈某主动问某公司董事长车某是否愿意做茅台酒厂有机小麦的供应商。车某和该公司总经理谢某商量后,表示同意。于是,三人商定,供应小麦具体事宜由车某负责,陈某负责使该公司成为茅台酒厂有机小麦的供应商,赚得的钱3人平分。随后,在陈某的请求下,谭定华安排分管的部门对该公司的资料进行审查,对其提供的原料基地进行实地考察。2012年初,谭定华代表茅台股份公司与该公司签订了3200万公斤有机小麦的供货合同,使该公司从此成为茅台酒厂有机小麦的供应商,一直延续到2015年。车某兑现诺言,2013年、2014年,两次向陈某送去共计250万元现金。

妻子出面揽活、收钱,丈夫负责“照单办事”,陈某就像是谭定华的“经纪人”。谭定华或许以为只要自己不直接收钱就没事,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掩耳盗铃。就这样,他在违纪违法的路上越陷越深。谭定华在忏悔书中写道:“自己在对家属行为方面管得不严,有时明知存在问题,但又不敢去大胆管理,放弃了对家人的管理也是可悲的。”

不管是放弃对家人的管理,还是被家人拉下水,抑或是和家人“合谋”,毋庸置疑的是,在谭定华走向监狱的路上,妻子是“出了很大一份力的”。

想退休后过上舒适生活, 却换来铁窗生涯

谭定华1971年12月参加工作,历任茅台酒厂财务科(处)副科长、科长、处长,茅台股份公司财务总监。在这期间,没有发现谭定华收受钱财的记录。相反,在“茅台吧”上,还有部分称颂谭定华的文章,指“谭定华的坚持成就了他的茅台的事业”。文章说,谭定华在财会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奉献,始终淡漠名利。也许这些都是真的,正因为兢兢业业和淡泊名利,谭定华才会赢得组织的认可,才得以步步高升。

一切改变,发生在2010年。这年5月,56岁的谭定华升任茅台集团党委委员,茅台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在获得更大权力的同时,谭定华同时明白,这也许是他职务晋升道路上的终点站,几年后,他将到龄退休。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为了“在退休以后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几十年兢兢业业的谭定华,在权力和欲望的驱使下,在妻子家人的劝说下,走上了用不法钱财堆砌而成的“不归路”。

据调查,谭定华的主要违纪违法事实,几乎都是发生在他当上茅台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以后,退休前的5年。在职业生涯的最后5年,走上领导岗位、掌握更大权力的谭定华本该为企业改革发展做更大的贡献,却一心为自己退休以后过上舒适生活着想,从而晚节不保,上演“退休前的疯狂”。

退休前想大捞一把,结果却换来了铁窗生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付出如此代价的领导干部,决不止谭定华一人,还有成百上千个想让自己“在退休以后过上更加舒适生活”的“梦中人”。

“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领着一百多万年薪的谭定华并不差钱,却为钱走上了“不归路”,令人唏嘘。从主观原因来看,放倒谭定华的,可以归结为一个“念”字:当上领导就飘飘然,理想信念失守;念及亲情纵容和迎合妻子所为;为退休后过上舒适生活捞一把的“念想”。纵观贪腐官员的悲剧人生,无外乎是因为理想信念动摇和各种私心杂念作怪。相反,只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念贪欲之害,筑牢私心私念的防洪堤,就一定不会被“围猎”、被“拉下水”。

【忏悔书】

回想自己所犯错误的根源,主要是没有加强自身世界观的深刻改造,认为自己在茅台酒厂工作了几十年,各方面关系也处得不错,现在又分管这么多部门,每天上门请你吃饭,求你办事的人多了,自己有一些飘飘然,该坚持的原则逐渐淡忘了,该回头对照检查是否符合党纪国法的要求也没有坚持了,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后的新规定和纪律要求没有认真学习,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要对党和人民负责的。错误认为公司党委安排我分管的工作,就由我说了算,没有认真考虑企业的利益,只管照顾亲戚朋友的利益。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没有认真去回顾自己入党时对党的忠诚,对党的承诺,而只考虑到自己即将到退休年龄,如何趁现在有权利还可以为家庭增加点财富,自己在退休以后过上更加舒适的生活。所以在金钱和利益的影响下,自己没有把持住,对别人送的金条和现金收入包中。对家属管得不严,有时明知存在问题,但又不敢去大胆管理,放弃了对家人的管理也是可悲的!

怨谁都没有用,只怨自己党性、原则性不强,没有严格按照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行为,自己不该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亲戚朋友开方便之门,为他人谋利益,从中收受别人的钱财,违反了党纪国法。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咽,无论组织上对我所犯的错误怎么处理,本人完全接受。自己将吸取这次深刻的教训,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认真加强对党规党纪的学习,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本人将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多做善事,来弥补自己过去的错误,并以此来报答党组织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关心爱护。

(摘自谭定华忏悔书)

来源:贵州省纪委监委综合


云南一厅官受贿4000万、日均受贿1.7万,曾大骂行贿人打发叫花子

图片来源于网络

6月23日,河北厅官李刚的受贿细节获官方披露。媒体报道称,承德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刚被控“家财”1.48亿,获判无期徒刑。据悉,其受贿主要来源有2个:第一个是与当地商人有关,另一个主要来源则涉及到地方干部调整。

大白新闻(微信ID:dabaixinwen)了解到,一提到“官员索贿”,就不得不提到云南一厅官——曲靖市委原副书记李云忠。据悉,其被指受贿4000万、日均受贿1.7万。值得注意的是,其还曾大骂行贿人“打发叫花子”。

云南一厅官大骂行贿人打发叫花子

2015年9月,媒体曾报道了云南省曲靖市委原副书记李云忠受贿的消息。媒体报道称,“10年间受贿4000多万,在曲靖任职期间日均受贿1.7万,单笔受贿最多达600万元”……当年9月9日,曲靖市委原副书记李云忠被带上审判席。

公诉机关指控其犯受贿罪,买官卖官,敛财300余万,严重败坏了曲靖政治生态;架空招投标,“倒卖”公共工程,受贿3700万,怕分赃不均,竟与行贿老板签“分赃协议”。“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母。”法庭上,李云忠对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

据悉,李云忠也有过艰苦奋斗的经历。他靠着好学、勤奋和组织的培养,从昆明市盘龙区的一名警察,一步步成为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曲靖市委组织部长,直至曲靖市委副书记,在省委组织部期间,他就以“笔杆子”著称。

后来,职务逐步提升,当上了处长,爬格子的时间少了,和老板们觥筹交错的时候多了,“眼界顿时一开”。“看到别人有钱、别人发财,自觉不自觉地会盲目攀比,为什么他能我不能?”李云忠在他的忏悔录里说。

尤其是当他看到一些学历、资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物质条件都比自己好,心里更是无法平衡,怨气、失落感油然而生,嫉妒、欲望不断累积,久而久之便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一心想着找路子发财。

在省委组织部工作期间,李云忠就尝试索贿、受贿。2008年,将近50岁的他担任曲靖市委组织部长后,迎来了“大展身手”的舞台。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委托”、“招呼”,只要是有利可图,他都“乐善好施”,变着花样弄权敛财。

他还在昆明开了一个“金兰会所”。为掩人耳目,李云忠并不出面经营茶室,只是将其视为捞钱的平台。有了这个平台,行贿索贿的勾当更为便捷。他以投资“金兰会所”为由,向一些熟识的老板索要巨额钱财,要来的资金并未用于投资,而是购买房产和投资放贷。

有一次,李云忠弄到一个项目,转给周某。周某又将该项目转给别人做,一转手就赚了500万元,可周某最后只给了李云忠90万元好处费。当李云忠从其他老板处得知真相后,大发雷霆,大骂周某是在“打发叫花子”。

后来,李云忠又搞到一个9000多万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再次找到周某。但这次他“吃一堑长一智”,提出要按照五五开的比例分配利润,周某坚决不同意。李云忠又提出要四六开,周某同意后,李云忠又以周某不可信为由,要求与其签订协议,明确分红比例。

官员受贿300万后嫌少又索贿500万

2014年11月,河北省纪委通报了多起官员腐败案件,其中提到“某市一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

河北省检察院相关人士向媒体记者确认,涉案官员为秦皇岛市城管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此后,新华社记者在当地采访部分知情者,还原了马超群疯狂敛财及被查经过。

据了解,北戴河供水总公司2011年成立,马超群曾出任总经理。据悉,这家公司是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下属单位,国有独资企业,负责北戴河区、南戴河旅游度假区、北戴河新区的日常供水。

同时,由于北戴河是中央暑期办公所在地,公司还担负着暑期中央领导、中外游客的安全供水工作。2012年,马超群被任命为秦皇岛市城管局副调研员,该职位为副处级,并非此前媒体报道的科级。

秦皇岛市当地一些干部群众反映,马超群作为当地供水公司领导,相当“贪婪跋扈”,他在当地人中的口碑“挺坏”,名声较差。“谁的钱他都要收,哪儿的钱都敢要。”一位熟悉马超群的当地干部反映,“不给钱就不给你通水,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

这位干部称,马超群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疯狂敛财,在北戴河的一些中直部门要通水管,他都要伸手收钱。当地有人士表示,马超群案发,是因为他多年来大肆敛财,导致民怨沸腾。

据了解,导致马超群落马的直接原因是,北京一家大企业在秦皇岛市建设一座高级酒店,当酒店开始要接水时,马超群直接索贿300万元,酒店无奈只得“从命”;但马超群收钱后嫌少,第二次又向酒店索贿500万元。

企业在无奈之下将其索贿过程录音,随后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正是这一案件,导致这只“水老虎”浮出水面,多年来的贪腐敛财黑幕也被揭开。

官员索贿听到风声退还过后又要回

此外,中纪委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中篇《严防“灯下黑”》也曾披露了内蒙古自治区纪委案件审理室原主任沈佳的消息。

消息称,其使一涉案者免于处罚,便索贿300万元用于买房。听到风声后,原数退还,但是过了一年半没动静他又想要回来,就打电话说:这钱我还用。

公开资料显示:沈佳,1959年1月生,内蒙古党校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厅)纪检监察一室副主任,2009年8月起任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厅)案件审理室主任。

2016年8月31日,其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据悉,沈佳被控收受贿赂2838.9139万元及1万美元。

2014年12月8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同意,自治区纪委案件审理室原主任沈佳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来源:大白新闻


最新审计公告出炉!揭秘“大老虎”王珉落马背后

△央视新闻视频截图


2018 年6 月20 日,审计署在公布2017 年度审计工作报告的同时,还披露了一份最新公告。现代快报记者从公告中了解到,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的落网,其实跟审计发现的一条线索有关。日前,现代快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当年参与相关审计发现线索的工作人员,还原了王珉落马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除了“大老虎”王珉,

还有很多“老虎”“苍蝇”的落马,

都是在审计中最先发现了“蛛丝马迹”的线索,

审计已成为“打虎拍蝇”的重要力量。

审计土地项目过程中

发现省委书记亲笔批示

2016 年3 月4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前一天,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珉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王珉成为2016 年两会期间落马的首位“大老虎”。而王珉进入相关部门的视野,其实早更多。

2014 年7 月,审计署下发关于审计辽宁省土地出让收支和耕地保护情况的通知。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员办事处有关审计人员参与了这次审计。当年9 月,在抚顺市国土资源局,他们抽查了当地一个工业园项目。

“通过核对账目,我们发现这家工业园摘地价格为19.2 万元/ 亩,而实际支付的价格为3 万元/ 亩,觉得其中有蹊跷,基本可以确认当地存在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问题。”审计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发现这一情况后,他们决定将该工业园项目列为审计重点。

在查阅了这个工业园项目所有的档案资料后,审计人员发现,其中有一份抚顺市委的请示,请示内容是为这个工业园项目申请200 公顷建设用地指标。

△批示文件复印件

在审计人员展示的这份批示复印件上,现代快报记者看到文件最上方,有一行手写字:“请省国土厅XXX 同志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落款时间“2012 年10 月31 日”,而落款人的名字是“王珉”,时任辽宁省委书记。

审计发现涉嫌土地违规操作

线索移送中纪委

△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受贿案一审开庭央视新闻视频截图

审计人员介绍,抚顺这个工业园项目的负责人是位浙江老板,2012 年王珉到抚顺视察时,曾去过这个工业园,浙江老板也向王珉介绍过项目情况。“这个工业园想扩大规模、增加用地,抚顺市就给王珉打了报告,申请批一块地。”审计人员说,后来辽宁国土部门落实批给这位浙江老板100 多公顷的土地,并没有走公开的土地招拍挂流程。

参与这次审计的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审计人员,当这份特殊的请示映入眼帘时,他们就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所在。“这是当地政府专门为一个企业所做的请示,而且请示是打给省领导个人的,本身就有问题。”

一方面,我国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所有经营性土地出让必须走招拍挂流程;另一方面,中央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不得插手工程建设领域。审计人员认为,仅仅从这份批示来看,可以确认王珉存在违纪问题了。

2015 年4 月,审计署将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王珉涉嫌在土地出让中违规操作,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线索移送中央纪委。

去年以来

审计发现并移送线索300 多起

“从中央纪委后来公布的王珉众多违法违规问题来看,我们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只是个很小的问题,我们反映到中央纪委的只是一个‘线头’。” 审计人员说。

这次公布的公告还涉及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上海市电力公司、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子第六研究所等大型企业。审计部门在审计过程中顺藤摸瓜,揪出了不少“老虎”“苍蝇”的线索。数据显示,2017 年以来,审计署发现并移送案件线索达到了300 多起,涉及的公职人员有500 多人,查处的损失浪费金额达到了340 多亿元。

“审计对反腐的推动作用,既能治标,又能治本。”审计署科研所所长、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姜江华说,审计中要坚持两手抓,一手着重发现违法违纪案件,另一手发现体制体制方面的问题。

“一旦发现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线索,我们依法移送给相关的纪检监察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由这些有权处理的部门进一步去查处,我们做好相关的配合工作。”姜江华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审计署还跟踪这些案件的查处,确保移送线索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查处,相关部门的配合也非常重要。

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组建以后,“审计署及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在查处反腐方面的要求会更高,力度会更大,保障会更有力。各部门的配合会更加有效。”姜江华说,在反腐方面,审计机关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已经成为“打虎拍蝇”的重要力量。

来源: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朱俊骏张瑜

来源:现代快报


“能源大市”榆林前市委书记胡志强落马调查

▲陕西榆林前市委书记胡志强。    资料图片

一年之后,靴子终于落地。 6月12日晚10点半,中纪委官网发布消息: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胡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一年前,胡志强调任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自此之后,各种传言不绝于耳。关于胡志强的举报信,也在网上长期流传。 纵观胡志强的履历,其仕途最重要的一站是在能源大市榆林。在榆林将近9年时间,他先后任职榆林市市长、榆林市市委书记。 胡志强的父亲胡富国曾任山西省省委书记、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等职。胡志强的落马备受舆论关注。 与胡志强相识的多位知情人透露,他为人低调随和、鲜少批评下属,但在榆林多年无大作为,被视为没有魄力、无甚作为的官员。 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尚未披露胡志强所渉具体问题。但在胡志强之后,已有陕西“前首富”、榆林煤老板高乃则被带走调查。另据财经杂志报道,包括高乃则在内,榆林有多名富商被带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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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前后

2017年4月,胡志强调任陕西省卫计委党组书记。陕西一位退休的省级官员告诉重案组37号,这一人事调整打破了诸多惯例,在胡志强之前,作为陕西省第二大经济体的榆林市,其建市以来历任市委书记在离开榆林时均擢升至副省级。

而与胡志强职务对调的时任陕西省卫计委党组书记戴征社,当时还身兼全面主持行政工作的卫计委主任一职,但胡志强此次调动只担任党组书记职务。

“这个时候已经觉得他情况有些不妙了,曾经还以为他要提副省长。”一位与胡志强有过交往的学者说,在胡志强调任卫计委后,和他搭过班子的一位榆林市市长在担任过某市市委书记后,已经被提拔为副省长。

不久后,某榆林籍商人在自媒体上发布公开举报信,信中称胡志强涉嫌买官卖官及收受商人贿赂,在山西老家大肆修建祖坟、祖居、寺庙等问题。

一位在胡志强调任卫计委后与其交往过的知情人透露,他曾在西安看望胡志强,当时胡志强表现平和,对关于他的种种传言有所不满,但未表露出激烈的情绪。

据陕西省卫计委官网报道,胡志强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5月11日,在国际护士节前陪同陕西省领导,到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看望慰问一线医护人员。

6月20日,有媒体报道称,陕西前首富、府谷县煤老板高乃则于6月14日被带走调查。

6月19日下午,榆林市纪委相关负责人向重案组37号表示,“这个是省纪委办的案子,我们这边还不太清楚。”

记者向陕西省纪委相关负责人求证,对方称要先了解一下情况后再联系。但此后这位负责人的电话一直未能再拨通。

高乃则担任法人的陕西兴茂侏罗纪煤业镁电(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人员向重案组37号称,“高总上个礼拜出差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清楚。”

这是胡志强落马后,第一个在榆林传开的接受调查的商人。值得一提的是,高乃则于2010年被聘为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当时的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是胡志强的父亲胡富国。

而早在去年,就已有与胡志强关系密切的官员落马。陕西省纪委去年9月发布消息称:佳县县委书记辛耀峰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今年2月,陕西省纪委再次通报称,辛耀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一位熟悉胡志强和辛耀峰的榆林籍人士透露,胡辛两人关系密切,辛辛耀峰曾于2006年至2011年在榆林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主任的任上5年,期间主要负责榆林市政府在北京的迎来送往,以及逢年过节期间对一些老干部的慰问工作。而胡志强担任榆林市市长,正是在2011年之前。当时,胡辛两人常一起出现在北京的饭局上。

“辛耀峰和胡志强关系密切毫无疑问,他会把关系走的很近。”前述榆林籍人士说。

2011年7月,胡志强转任榆林市市委书记。差不多同一时期,辛耀峰转任府谷县县长。府谷是榆林的经济强县,县域经济位列全国百强县。

▲榆林市市委门口。    新京报记者贾世煜摄

仕途之路

陕西一位退休的省级官员告诉重案组37号,在调任陕西卫计委之前的数十年间,胡志强的仕途一直顺风顺水。

1963年,胡志强出生时,其父胡富国正在辽宁阜新矿业学院学习。1年后,胡富国进入山西省大同矿务局,成为一名技术员。

胡的老家位于山西长子县下霍村。但当地多位年长的村民均称对胡志强没什么印象,只知道他在榆林工作。与胡家近邻的一位老者说,过年的时候在村里见过胡志强,但也就是见面打个招呼,“老大(胡志强)不常回来,看着挺和气的”。

▲下霍村村口。    新京报记者贾世煜摄

在胡志强的青少年时期,胡富国先后在山西省大同矿务局、山西省煤炭管理局工作。1982年,胡富国出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1984年,21岁的胡志强考入北京财贸学院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他进入国家工商管理局企业司工作。

1993年,胡志强第一次工作调动,进入华晋焦煤公司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公开资料显示,华晋焦煤成立于1992年,由原国家计委、能源部和山西省政府联合组建。

此间,胡志强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挂职,于1994年5月到山东省阜平县挂职副县长一年。1996年,胡志强进入神华集团公司,担任实业开发部副经理。这个公司同样是以煤炭产销为主业的国有企业。

2001年,胡志强到陕西咸阳先后挂职任咸阳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在咸阳的5年间,他完成了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的学业。

2005年,胡志强调任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一位陕西省的退休省级官员告诉重案组37号,当时曾经与年轻的胡志强见过面,对他印象为“不是很张扬”。在他看来,到咸阳的挂职,实质上是胡志强仕途上的一个跳板。

2008年起,胡志强先后担任榆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职务。2011年,他转任榆林市市委书记,直到2017年。

在由民政部主管、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中国老年》杂志的报道中,胡志强在咸阳挂职和陕西省政府任职的近8年时间,被称之为“主动去西部工作奋斗”的8年。这篇报道写道,“中央决定西部大开发时,他(胡志强)放弃了收入高、待遇好的工作,主动要求去西部工作,整整奋斗了8年,后任陕西榆林市市长。

榆林市一位退休厅级官员说,胡志强来的时候,相对来说对各方面工作比较生一点。

榆林之治

榆林地处陕西省最北部,辖1市2区9县,在榆林当地被划分为“北六县”和“南六县”。北六县包括神木、府谷等经济强县,南六县则包含米脂、清涧等多个贫困县,两者经济差距颇大。

胡志强到榆林就任市长伊始,就提出了“幸福榆林”的口号。但在榆林一位退休处级官员看来,这个口号相对空洞,在榆林市面临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胡志强在榆林的9年时间里实质上缺乏明确的发展思路。

多位榆林市政商界人士向重案组37号表示,胡志强为人低调,待人随和,没什么架子,鲜少批评别人,但在普遍印象中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员。

2017年夏,榆林发生水灾,出现在城市里“看海”的尴尬场面。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对榆林排水系统发问:究竟是缺钱?还是缺时间?还是下不了决心?还是其他因素?

“他不是一个有魄力的市委书记。”一位熟悉胡志强的榆林籍商人说。

据财经杂志报道,胡志强主政榆林九年,一大争议是干部任免问题。近几年,榆林市提拔的县处级干部,多数来自经济发达区县,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干部极少被重用,引来怨言。

榆林某实名举报胡志强的商人在举报信中提到,“胡志强大肆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对其治下的区县书记、县长职位实行明码标价……”

2015年8月19日至9月17日,陕西省委第四巡视组对榆林市开展了巡视。11月23日,省委第四巡视组组长潘文静在向榆林市领导班子以及正处级以上干部反馈巡视情况时指出,榆林市超职数配备干部数量较大,全市共超配3657人,其中市管县级干部314人,县区干部3064人,市直部门279人。对消化超配干部工作,一些部门、县区重视不够,等待观望,整改消化进度较慢。

对于省委巡视组的反馈,胡志强当时表示,要从严把好选人用人关,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前述与胡志强相熟的榆林籍商人说,“榆林市最大的腐败不在于煤老板送了领导多少钱,而在于榆林很多煤矿中,有官员或其亲属在里面持有暗股,这才是最要害的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榆林市全市已发现8大类48种矿产,潜在价值超过46万亿元人民币。煤炭预测储量2800亿吨,其中神府煤田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

曾任榆林市市长的陕西省原国土厅厅长王登记,便是榆林政治生态存在问题的典型案例。2016年10月,王登记因犯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法院审理查明,王登记在担任榆林市市长、陕西国土厅厅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矿产资源整合、划定矿区范围、承揽工程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6624.34万元。

重案组37号探员在榆林采访期间,有知情人提供的一份落款时间为2005年、带有陕西省国土厅档案专用章的材料显示,原神木县沙峁镇石角塔煤矿股权划分中,就包含有王登记的名字。

至于胡志强是否涉及受贿等问题,目前仍待纪委的进一步审查调查。

修庙背后

6月16日,胡富国在其子胡志强落马后首次公开露面。

山西省民营经济促进会官方微信发文称,6月16日,中国晋商与韩国企业国际交流研讨会在山西太原举行。山西省民营经济促进会名誉会长、山西省原省委书记胡富国在会上讲话。

该文发布的照片中,胡富国身着蓝色衬衫,头发梳得整齐,在会上挥手讲话。

据下霍村多名村民介绍,胡富国平时多在太原居住,每隔一段时间会回到村里小住几日,但最近都没有再见过他。

胡志强的落马,也将被实名举报的胡家修建寺庙等问题再次引出。

重案组37号近日在胡志强的老家长子县下霍村看到,该村的安乐寺确系胡志强之母常根秀筹款修建,而捐款人名单中亦可见榆林商人的身影。

▲长子县下霍村安乐寺。    新京报记者贾世煜摄

安乐寺位于下霍村村口,寺内有3名僧人,来此地烧香拜佛者多为本地村民。

据榆林当地人士提供的材料显示,有榆林商人到安乐寺布施,还有人到长子县的学校捐赠电脑。

自1997年至今,安乐寺在常根秀的牵头筹款下,先后修建两次。

安乐寺石碑记载,第一次修建是从1997年开始,竣工于2006年。此次修建耗时十载,耗资300余万元。

第二次扩建于2014年完成,号称兴资2000余万元依次增建观音殿、西配殿等。此次扩建,同样是由常根秀带头筹资完成。这次扩建的功德碑上,写有陕西省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王荣泽等榆林商人的名字。重案组37号探员注意到,2013年10月,王荣泽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2016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王荣泽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在安乐寺中,多个大殿的牌匾上落款署名为常根秀。在增建的观音殿中,摆有一座两米多高的翡翠玉观音。

6月15日下午,重案组37号探员来到安乐寺观音殿前,但该殿殿门紧闭,只能从门缝中看到其中的玉观音。期间,有数名男子来到该寺,向寺内僧人提出想看玉菩萨,被以“没有殿门钥匙”为由婉拒。

由常根秀担任监制的《印象安乐寺》一书记载,玉观音圣象高2.86米,重2吨,通体碧绿系整块缅甸玉,十二名工匠用十余年功力雕凿完成,为山西境内寺庙之唯一。这本书显示,常根秀为安乐寺的大护法。  据有关举报称,这个翡翠玉观音价值在2亿元以上。

▲安乐寺观音殿。    新京报记者贾世煜摄

重案组37号探员走访下霍村发现,当地村民对胡富国夫妇评价很高。在他们印象里,胡富国夫妇衣着简朴,与人为善。胡富国回到老家时,常与门口的村民围坐在一起,拿汾酒与大家分着喝,给村民们散烟。常根秀也会和村民坐在一起打麻将。

多位村民介绍,胡家祖宅是大门斜对着的南北两处青砖四合院。其中一处的门匾上有胡富国的题字:钟灵毓秀。

▲胡家祖宅背后的巨石,有5米多高。    新京报记者贾世煜摄

在下霍村,胡富国和常根秀的题字随处皆是。胡志强唯一留下印记的地方,是在下霍村附近云山的清风园中。胡家祖坟位于这个种有万株松柏的园中,此间有一塔名魁星塔。

魁星塔石碑上记载,该塔由胡富国与众乡邻筹款重修。石碑背面第三行,右数第一个便是胡志强的名字。

一位进过胡家的村民透露,胡家院中有假山、草木等景观,家具以松木为主,四合院在十几年前就已建好。他还称,胡家曾经找过风水先生,祖宅的修建在风水上也有讲究。

多位村民介绍说,春节期间有许多人到胡家造访,从车牌号上看,有太原的、长治的,也有陕西榆林的。

在胡家祖宅背后,竖有一块五六米高的巨石。一位60多岁的下霍村村民称,这块巨石在地下埋有1米多深,光运过来便花费不菲。而安放这块巨石,正是为了镇住胡家的风水。

6月14日,重案组37号探员在下霍村胡家老宅看到,这两处四合院均大门紧闭,多位村民称,胡家近日无人回来。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实习生 崔斯也 陕西榆林山西长治报道

编辑 胡杰 张太凌 校对 陆爱英

来源:重案组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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