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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天才儿子”金晓宇刷屏,揭开另一个残酷事实

已有 67 次阅读2022-1-21 15:48 |系统分类:时政

“天才儿子”金晓宇刷屏,揭开另一个残酷事实

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人得利,人人都在抱怨的市场现状,究竟是谁之过?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张明扬

在“天才儿子”金晓宇刷屏的同时,很多人仿佛第一次发现:原来翻译的稿费这么低啊。

这是一个出版界的老话题,但却极少出圈,圈内人见怪不怪,圈外人看见却是惊诧不已。

“金晓宇事件”可能是翻译稿费议题第一次如此大范围的向公众敞开。上一次出圈,应该还是著名翻译家孙仲旭先生的逝世,但反响还是不如这次大。

很多圈外人看到金晓宇自述“稿酬只有千字五六十元,还要交税”时,或许会有金晓宇被克扣被压榨的感觉,但圈内人会告诉你:这只是翻译行业的常态。

在市场上,图书翻译的主流稿费区间是在“千字六十到一百元”之间,但请注意,是税前。

不过,六十元现在算是比较少见了,八十元至一百元的情况更多,至于金晓宇所说的“五六十”,大概率是记忆偏差,或者说的是税后稿费。

据《新京报》的统计:四十年过去,物价上涨了100倍,稿费却只增加了不到10倍。

01

有很多人会问:金晓宇靠着这么低稿费怎么活啊?如果将来他父亲也去世了,他怎么办?

我们给金晓宇算一算。

金晓宇这十年翻译了17本书,已出版15本,字数据说在450万字左右(他受访时说45万字,显然是口误)。我们也别按千字六十元算了,就以千字八十元的行内中价位数为基准,金晓宇的税前总稿费为36万元,折合每年36000元,每月3000元。

对于一个杭州人而言,在没有社保医保的情况下,每月3000元够不够生活,冷暖自知。

在这里,还不得不佩服金晓宇的专注,一年平均可以翻译45万字。对于大多数译者来说,这个工作量可望不可及。

图书翻译是一件极其消耗心力的事,一年能翻30万字已经算是不错了,因为很多时候还涉及到修改译稿的问题。这样的话,一年拿到的翻译稿酬只有2.4万元。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是,在2019年个税改革之后,金晓宇这样的翻译收入,是达不到个税起征点的,提前扣税的部分第二年也会退税的。

也正因此,对于图书翻译圈内人而言,译者无法仅靠翻译书籍维生算是一个常识。曾有出版社编辑对媒体表示:她几乎没有遇到过专事图书翻译的译者,大多数书籍翻译靠高校教授、外语系学生或者纯粹爱好者兼职完成,因为在部分高校的外文学院,译作可以算入学术成果。

对于那些还在坚持翻译的人而言,除了情怀,除了用爱发电,他们自己也很难拿出符合经济理性的理由。

他们的坚持是真的,但无奈也是真的。

02

对于金晓宇和图书翻译的低稿酬,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出版社黑心。

但如果你仔细看金晓宇父亲在《杭州日报》上那篇刷屏的自述,你会发现,父亲对于儿子得到这个翻译的机会只有感激和庆幸,而几乎没有抱怨。

在图书翻译行业内,翻译费水平10年不涨可以说是行业积弊,但背锅的人不应该是出版社,或者说,不只是出版社。

我可以举个例。如果我写一本十万字的社科学术著作,印量3000本(这个起印量并不算少),定价48元,版税率8%,最后的总稿费是11520元。

这又比翻译一本书的稿酬多多少呢?多了三五斗吧。

如果原创书的稿费都上不去,翻译书又怎么上得去呢?毕竟,无论我们如何尊重翻译的价值,总不会高过原创的价值吧?

对于出版社来说,疫情以来实体书店日渐凋敝,在更加惨烈的电商价格战倾轧下,他们本就不高的利润正在被吞噬得所剩无几。更别说,现在还有了图书直播带货的“白菜价”。

▲抖音带货达人刘媛媛“亿元”图书直播专场(图/视频截图)

可以说,出版行业的商业属性也在逐渐被剥离,越来越成为一个情怀属性更强的行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社的境遇和图书翻译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用爱发电”。

出版社编辑比翻译也好不了多少。即使在上海,很多出版社编辑每月到手的收入也就在税后五六千元,年底的奖金还要指望能不能做出几本好卖的书。

从全行业的情况来看,图书翻译的确境遇不佳,但也不存在所谓的被压迫和倾轧,谁也没有比谁更惨多少。

作为一名非畅销书作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不仅是专职翻译难以养活自己,专职作家也同样。这不是翻译一个群体的苦逼,而是全行业整个产业链的逼仄。

那么,责任应该是当当和京东这样的图书电商吧?对此,我只能部分同意,他们掀起的价格战的确严重破坏了既有的市场规则,但你我这些买书人不都是“受益者”么?我很难一边习惯着动辄5折的低价,一边再去骂他们如何为富不仁。

更重要的是,当当和京东的图书业务也并不赚什么钱。并且,自2021年以来,图书电商的销售流水也在肉眼可见的下滑中。

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人得利,人人都在抱怨的市场现状,究竟是谁之过?

坦白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命题。

0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低稿酬也是一个伪命题。

低稿酬固然是行业积弊,但尚可以说是“市场行为”,成为了译者默默忍受的行业惯例,但不少译者的心声是:咱不奢望稿酬短期内提高,但至少做到不拖欠稿费行不行?

从这个角度上说,金晓宇是幸运的,他至少没有碰到经常性的拖欠稿费。

在各大社交媒体上,这些年我们都可以看到“翻译讨薪”的不体面,但这个不体面不是翻译的,而是部分出版社的。

去年10月,出版人杨全强先生,据说也是发掘金晓宇的伯乐,在微博上公开喊话之前与之合作的某出版社,为其策划图书的译者讨要拖欠数年的翻译费。其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猫眼》出版于2020年10月,译者杨昊成已于2018年10月因病去世,三年过去了,翻译稿费却迟迟未见支付。

好在,在杨全强的公开喊话下,该出版社终于及时给出了反馈,解决了“译者去世三年还没拿到翻译费”的问题。

▲图/微博

如果杨全强先生没有这么负责任呢?这笔稿费恐怕就成了一笔烂账。

2019年12月,微博大V@文冤阁大学士 也曾发文称:通过写状才拿到了拖欠近三年的翻译费。当时曾有人评论称:翻译维权之难已经不亚于农民工。

您千万别认为以上这些算极端情况。在图书翻译行业内,不仅拖欠稿酬不罕见,还有“翻译交稿了却突然不出版了”、“译文被单方面修改得面目全非”等等不体面的存在。

相比翻译低稿酬这个说了无数年也无法求解的老问题,我个人觉得,解决拖欠稿费等等“不体面”才是这个行业的底线。

愿金晓宇和他的同行们可以更体面地活下去。

来源:冰川思想库


金晓宇:老虎不知何时到来

文|戴敏洁

编辑|姚璐

图|戴敏洁

1

按照老人给出的地址,眼前是一扇灰尘结块的铁门,看起来很久没有打开过了。一个戴着毛呢贝雷帽的头从门后冒出来,老人的手插在外衣的兜里,笑盈盈地看着我。这道门早就坏了,他引着我绕一圈走到阳台,邻居们的家都装着防盗门,阳台外是一扇脱了漆的铁门,一层薄薄的帘子遮着。门前垂挂着几根拖把和扫帚。

他说,这就是他们的家了。

2021年11月9日凌晨,他的老伴去世。12月23日,二儿子金晓宇从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一家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出院回家。现在,他和晓宇住在这里。

老人叫金性勇,今年86岁。1988年,他们全家搬进这套单位分配的房子。大约两年之后,晓宇确诊双相情感障碍,一家人更无心顾及生活环境。屋内堆满了杂物,卫生间的天花板斑驳掉落,马桶圈坏了,淋浴花洒上挂着蜘蛛丝。客厅门上挂一件灰粉色的外套,是老伴生前的衣服。即使是晴天,屋内也十分昏暗,必须得开灯,线路裸露的灯泡发出强烈的硬光,把天花板的吊扇都打出阴影,硬生生地把这个破败的房间照亮。

三室一厅的房子,靠近阳台的这间成了客厅。老伴的缝纫机上盖一块木板,作为桌子。金性勇费力地抱出一叠书,放在上面,都是晓宇翻译的书。这时,晓宇出现在客厅,脖子上挂着一个红色的围裙,戴着眼镜,没有言语。

缝纫机上放着晓宇翻译的书

这是1月18日的早晨,周二,父子俩的生活还像往常一样,早起,各自吃了一碗方便面作为早餐,之后,晓宇洗碗和洗衣服。但房子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前一天,《杭州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父子俩的文章,是金性勇的自述。他和老伴都是知识分子,大儿子居住在澳大利亚。二儿子晓宇在6岁时眼睛被打伤,到了高中时又出现显著的情绪问题,之后考入树人大学,在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后肄业,一家人开始了与疾病相处的过程。但晓宇在之后依然获得了浙江大学英语系的自考毕业文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在家做翻译,并用 6 年时间自学了德语、日语,以平均每年 2 本的速度,在 10 年间翻译了 20 多本书,题材涵盖小说、电影、音乐、哲学等多个领域。文章的标题是,《我们的天才儿子》。

这天早上,第一批到来的人是与父子俩有日常接触的人员,社区书记、家访医生以及社区民警。过去,他们都知道晓宇在做翻译,但也没太当回事。

街道的精神卫生家访医生孙医师骑着自行车来了。她像往常一样叮嘱晓宇要按时按量吃药。孙医师在2006年之后接触这个家庭,当时晓宇的病情比现在更不稳定,「反复地要发作,反复地要送医院」,他显示出自杀和暴力的倾向,「控制不了」。

现在,邻居们看到了报道,都知道了金师傅家的故事。住在这个小区三十多年,这个家庭与邻居们很少来往,有些神秘。他们家的儿子很可怜的,大家说,有情感方面的疾病,或者类似抑郁,具体是什么,大家也不知道。金师傅是知识分子,说话很有水平,但很少说自己家的事,偶尔碰到了,聊聊天气。20多年的邻居如今回想的唯一线索是,金师傅说过,我们家晓宇很聪明的。

从窗户看进去,就是晓宇的房间。路过的邻居经常看到晓宇从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对面栋的邻居会在夜里看见晓宇房间亮着灯。一定是在做翻译,现在大家知道了。

金性勇待人和气、几乎不懂拒绝,记者要来,他就给对方发去地址。他86岁,只剩几颗牙齿,眼睛缩得很小,看不见眼珠,脚踝处肿起来,走路只能一点一点摩擦着地面往前,但却是家里最健康的人。老伴去世前患有老年痴呆症。每一年晓宇都会被送进医院一段时间。他是这个家庭的照护者。

他们在这里过着一种清冷的生活。父子俩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早上七点之前,晓宇会在单人床上醒来,这张床睡了很多年,床板中间已经凹陷了。他叠好棉被,放置在床脚,穿上衣服,走进厨房,用铁壶烧开水,装满四个开水壶。

这时候,另一个屋里,六点就醒来的金性勇听到他的声响,才掀开被子,下床。他怕自己起床会影响到晓宇的睡眠。他打开灯,喝口热水。晓宇做早饭,有时候是泡麦片,然后吃中秋剩下的月饼,有时候从外面买点酒酿元宵或者粽子。每天早上,一辆电动三轮车会在附近卖粽子。

确诊双相情感障碍之后,晓宇的世界除了精神病院的一张单人病床,就是这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躁狂发作的时候,做不了翻译,从前抑郁发作的时候,也做不了翻译,他要在不知何时就会到来的疾病面前建立日常生活的规律和秩序。从2019年4月开始,他开始在一个旧日历的背面记录自己的一日三餐,经常有重复的菜,那就一遍遍地写。结束上午的工作,吃完午饭,晓宇打开收音机听半小时的广播,午休半小时。

母亲教他做的菜,每个步骤他也会记下。偶尔,他会出门帮父亲买菜。家里最常做的是素菜,西红柿鸡蛋汤,拌黄瓜。金性勇经常使用微波炉「懒人大法」,先用微波炉转五分钟再煮,方便、快速,缺点是这样的菜不香。偶尔,他们会去吃汉堡、薯条。

到了这天下午,记者们挤进了这间屋子,电话铃也不断响起。金性勇一手握着座机话筒说话,同时握着老人机接电话。这时候,另一个手机又响了。晓宇从前能不接的电话都不接,手机响了就按下接听键,递给父亲。但现在,他也开始接电话。

带着关于「天才」和「传奇家庭」的想象,大众对于这个家庭的窥探开始了。

晓宇与父亲在沙发上接受媒体采访

2

50岁的金晓宇看起来只有30多岁,几乎找不见白发,常年缺乏光照的脸是白皙的,偶有几点斑。洗脸台在厨房里,他习惯一天洗好几次脸,「很舒服的」,他说。洗脸台前就是镜子,但他视线低垂,已经很久不看镜子里的自己了。当你和他面对面的时候,他的眼神也总是会越过你。也许是药物的作用,他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他的声音很轻很轻,喜欢用「是不是?」作为每句话的结尾。

记者们问他,最开始翻译是因为有兴趣吗?他说,是因为他无法适应外面的生活,「上学啊、上班不太适应,我什么也干不了了,一到外面成天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回事,自己有没有说错(话),别人在说什么东西。在家里面就效率比较高一些。」

在被父亲「养在家里」之前,晓宇有过数次社会化的尝试。父亲曾安排他去工厂工作,也曾去新华书店和浙江教育书店当店员。但这些地方都没有他的位置。

从树人大学肄业的时候,他的国际贸易专业已经学了两个学期,有了英语基础。后来母亲催促他自考浙大,学的也是英语。德语和日语则是之后自学的。学每门语言,他会把图书馆里的教材都看完,至少再读20本原文小说。那时候他喜欢下围棋,但在家里,找不到对手,进步很慢。

「学翻译是自己想学点本事,我也想着将来也不可能老是他们两个养我」,「妈妈有时候会说,将来怎么办,没饭吃了怎么办,我就学点外语,学点防身的东西。」

对于晓宇来说,翻译只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当时做翻译是待在家里唯一的出路」。

母亲是晓宇翻译生涯的「规划者」。最开始,晓宇翻译的是一些父母找来的医药化工类的稿子。后来,他开始觉得不满足。「我心里想就跟修长城一样的,一块一块砖,砌砖的人的名字都没有……我在想能出一本书的话,出一本书这辈子也值了。」

他觉得母亲听见了他的愿望。2010年,母亲参加南京大学化学系50周年同学聚会,她说自己的儿子得了病,在家没有工作做。母亲通过一位老同学,辗转结识了出版人杨文(化名)。那时候晓宇已经快40岁了。

杨文在谈话中不断提起的关键词是「正常」和「自然」。找晓宇做翻译是出版社找译者的正常流程。找一个新译者都要先试着翻译,确定质量之后,就可以签合同,「非常正常的出版行为」。

杨文向《人物》回忆,当时他是编辑室主任,他盘点了手上需要翻译的书,决定给晓宇《船热》,一部关于十九世纪科学发展状况的小说。没有什么刻意的成分,拿到晓宇的译稿后,以编辑的角度判断,他觉得晓宇的译本是过关的,他们签下了第一本书的合同。

杨文觉得晓宇最珍贵的部分是,他的译稿「时间、质量都有保证」。后来,他给晓宇推荐一本《嘻哈这门生意》,这本书文字量很大,「因为他是非常专注,投入的时间也很多」。每年出版社都有一定的版权引进,之后与晓宇的长期合作,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晓宇翻译的部分作品

他们几乎不交流关于翻译的理念和看法。杨文认为,译稿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绝对属于译者,虽然翻译有其框架,但是也属于汉语的一种再创作。但晓宇说,他从不想这些。他追求他的作品最好全百分百忠于原作者,翻译的过程是把原作品「描下来」,做一个画匠。

把翻译完成,交出去,「不要自己犯病把它毁掉了就行」,这是晓宇对于翻译的期待。

晓宇曾经毁掉了自己的一个译稿。那是很早之前的事,哥哥从澳大利亚回来,一家人坐在桌上吃饭。晓宇发了一次脾气。「他让我吃菜,吃菜完了。嫂子也学,说让我吃菜」,晓宇心里不舒服了,认为他们的意思是他不挣钱,在家里光吃饭。

「我想我多少也挣一点」,他发了脾气,把当时正在翻译的一篇关于中药的稿子删掉,回收站也清空。「我这个人比较敏感,敏感了就生气,生气了就把它删掉。」父亲让学过计算机的哥哥帮晓宇找回稿子,哥哥一听说是晓宇自己删的,「赶紧扭头走了」。

如今,对于晓宇来说,翻译最快乐的时候是交稿之后,等着出版。握在手里的实物,有花花绿绿的封面,「看看也蛮有意思」,弄完了多少有点收入,「像在家里捡钱,虽然捡得不多」。从入行时候的千字五六十元到现在的千字八十元,翻译得来的稿酬他都「上交」给了父亲。这让他感觉自己对于这个家庭是有贡献的。

一开始,父母亲会帮他的翻译做校对,也想做一些修改,但晓宇不同意。《诱惑者》之后,母亲不再喜欢了,「四五个地方性爱比较露骨,她可能就看不下去了,其他的话她不再看了,反正她知道我的水平了。」翻译完完全全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工作。

「在你翻译的书里,你最喜欢的一本是什么?对你最重要的一本是什么?」《人物》问他。

都没有。对他而言,翻译只分成两类,容易的和比较难一点的。比如约翰·班维尔的小说《诱惑者》,属于难一点的。翻译的过程在晓宇的讲述里更像是一个技术活。一本书不管厚的薄的,先通读一遍,就像是下围棋,或者画画,先了解到作者的布局和构思。初读《诱惑者》,他觉得困惑。后来他理解,书里讲的是哲学上的生命的偶然性。之后,他会把难点标记出来,比如书里有一些拉丁文的引用,或者塔可夫斯基电影里的一些专业术语,碰到了,小心翼翼,反复地读,他说,反正越过去这个障碍就行了。晓宇记得,一个编辑说他的翻译的风格比较平实,用的多是常用的词汇,每个单词他都在字典上有所根据,注解是他从维基百科上查出来的。

发病的时候,晓宇形容是「发脾气」。书架上唯二的两本自己翻译的书,是「发脾气」的时候撕烂的,后来父亲一页一页粘了回去。

其他他翻译的书都不在书架上,而是凌乱地塞在了另一间屋子里的大箱子里。那间屋子曾经是哥哥的房间,哥哥好多年没有回到这个家。现在更像是仓库,地上堆着几袋晓宇买回的大米。有记者问晓宇,做翻译,使命感是什么?

晓宇说,没有什么使命感。

说一个吧,父亲说。

晓宇说,真的没有使命感,「老天赐给我本事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收回去了」。

但翻译也是晓宇接触外界的方式。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安迪·沃霍尔的画作……「比我自己以前瞎看书好啊,(翻译)引导我去该看什么书,知道市场怎么样,出版界需求哪里,大众关心哪里。」

晓宇在小学记事本上记下自己翻译每本书的时间

金性勇觉得,晓宇做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里的氛围。他记得有一次自己在厨房,突然传来了晓宇嘎嘎嘎的笑声,他走近,发现晓宇为了翻译日本作家的小说,正在看相扑比赛。父子俩就坐下一起看。晓宇翻译嘻哈相关的书的时候,在家里放了三百多首嘻哈,金性勇听到了,觉得好热闹。这是这个家庭难得的欢笑时刻。

在刚被报道时,晓宇被描述为一个失控者。事实上,在不发病的时候,晓宇有着正常的逻辑思维和思考能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陈俊从报道中关注到晓宇,他是国际双相障碍学会常务理事,擅长领域是双相情感障碍,他认为,晓宇确实在这个翻译方面有他的天才,也有他的勤奋,他在这个领域找到自己的价值,但这个疾病对他影响很大。

人们提到双相障碍,一定会提到著名的患者梵高。在陈俊的理解里,他如果不是双相障碍,不是酒精依赖那么早死掉的话,可能在活着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更不会穷困潦倒一生了。

「如果没有双相,他们同样还是具备这些才能。只不过特别富有创造力的某些点,可能会少一点。但是他们会有更多正常的时间,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发挥他们的才能。而且更重要的一点,(他们的)生活质量会明显升高。」

中国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双相情感障碍的终身患病率在0.6%到1.5%之间,是一种常见的疾病,有很多跟晓宇类似的患者都在承受双相障碍的影响。晓宇本身有特殊性。陈俊认为,把病人「养在家里」并非是一个可取的方式。

但金性勇和妻子面对的现实处境是,他们试图把晓宇往外推过,让他去工厂、去书店,但金性勇记得,晓宇在书店与顾客发生了争执,「你不知道多长时间他又犯起病来,也有,你有时候看不出来,他出去闯祸了,跟人家吵架了什么东西,很难讲的。」除此之外,晓宇也会表现出自杀的倾向,他的第二次自杀是使用皮带,金性勇发现之后,决心把他养在家里。

如今晓宇回望这一切,反而认为这是他人生中快乐的时光,「快乐就是我上学不去上,我爸爸养着我在家,我在家里想看什么书,那时候还对围棋比较感兴趣。下下围棋,跟爸爸在家里学学外语啊,就这么开始学外语,后来搞翻译。」

「但对绝大部分双相障碍患者来说,应该是找到更好的治疗方式,避免反反复复发作,在稳定的时候帮助他恢复以前的功能,包括学习的功能,工作的能力,以及和别人相处的能力,促进他回归社会,而不是跟社会脱离,不是把他保护在家里面。」陈俊说。

这十年来,晓宇翻译一本又一本书,像是在攀登高峰,先是英语,后来是日语,最近的两本是德语,「这次德文快出来了,反正(语种)也全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反正。」之后如果还可以,他要再学习西班牙语,「反正活一天就这样弄一天,就这样。」

做翻译工作时的困难是眼睛。右眼在6岁受伤之后,摘掉了晶体,看不清东西,只有光感,模模糊糊,他习惯了斜着往下看。左眼是向前方直视的,左眼的双眼皮被撑得较明显。但是现在,左眼的近视叠加了老花,看近的东西,眼睛转上转下的,眼镜也时常需要摘下、戴上,「翻译起来很吃力的」。

除了和眼睛作斗争,晓宇的敌人还有时间,以及不知何时到来的疾病发作。陈俊介绍,双相患者大概一半的时间是稳定的,一生当中的另外一半时间,处于发病状态。对于晓宇来说,发作的时候他几乎不可能工作。每年他平均要在医院待三个月以上。但杨文说,晓宇从来都是提前交稿,「他就像上班一样做这样一件事情,他时间是有保证的」。

陈俊猜测,没有拖稿,一定是因为他花费了几乎所有他能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他一定把翻译当做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柱。

金晓宇

3

金性勇决定讲出儿子的故事,是在去年10月。他偶然看到了《杭州日报》副刊的《倾听·人生》栏目。

报纸依然是这个家庭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途径,一叠一叠散落在家里。金性勇孤身一人,老伴卧床不起,早已经把他忘了。儿子晓宇病情反复,又一次进了医院。

他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了,在给老伴翻身和喂饭的间隙,他拧开台灯,找出稿纸,开始写下关于儿子金晓宇的故事,他将文章分为了几个小标题,写了五六张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知道报社的电话,金性勇只好去邮局,寄出了一份挂号信。

这种费力的、孤单的时刻,某种程度上,是这个家庭的缩影。二儿子晓宇在上世纪90年代确诊躁郁症,大儿子金晓天也在90年代远走澳大利亚,近些年几乎没有联系。2015年,老伴曹美藻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三年前开始卧床。

照顾老伴的日常是繁重的。老伴睡在床上,金性勇夜里就把旁边的沙发翻下来睡。老伴的牙齿都拔掉了,他要把菜切得碎碎的。每次吃饭,要把她从床上扶下,用轮椅推到餐桌上,一口汤一口菜地喂。直到最后只能把她扶起来,喂泡好的蛋白粉,维持她的生命。

给《杭州日报》寄信后不久的一天,金性勇发现老伴的手脚不热了。他赶紧开了空调,半小时之后,还是不热,他又在老伴身上盖了一个毛毯,半小时后,还是不热。他把她扶起来,靠在自己的身上,想用体温捂热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时间和生命的迹象一点点流逝,她的身体僵硬了,摸摸心跳没了,呼吸也没了。

晓宇在出院之后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抱着父亲哭了起来。父亲说,你就哭吧,你哭完了以后……我知道你很努力了,我们两个人好好地一起过日子吧。第二天,两个人到殡仪馆去看望了她。

那之后,晓宇决定写下关于母亲的回忆。那是一本来自1995年的日程本,红色皮套已经老旧,布满碎碎的纹路,上面印着金色的「苏州胶囊有限公司」字体,前几页纸被不规整地撕掉了,现存的第一页纸上,第一行里写着,「对母亲的回忆暨ji(及)我的翻译生涯」。

母亲去世后,晓宇开始写下关于母亲的回忆

在文章里,晓宇形容母亲是扳动他人生轨道的人,「妈妈在我人生的道路几次关键环节像火车轨道一样扳动轨道,例如大学填志愿,坚决不让我填历史系,而是填英语系,树人大学国际贸易肄业后,又让我去自考的英语系大专,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浙江图书馆新址开放大家排队申请借书卡时,又极力催促我去排队。后来又辛辛苦苦地为我找一些翻译社和翻译活计......」

母亲有一句话,晓宇记得很清楚,和每个记者都提了一遍,「小车不倒只管推着走」。母亲个子不高,但是严厉,「都要以她的意志为意志」。晓宇回溯自己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有点抑郁的倾向了。那时候连抑郁这个词也不知道,他不想去上学,但是被推着去,「硬推」到小学毕业。

小学快毕业了,母亲托关系给他转学,说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更好。毕业的时候确实考到一个重点初中。到初中上了没几个月,又搬到杭州了。「反正我怎么又混了两三年」,高中开始他就越来越不想上学了。母亲请很多人来给他做工作,「她反正反复地唠叨唠叨」。大学时候,他想学冷门的历史系,但是母亲让他读了国际贸易。之后,母亲也让他去书店上班。

高中的时候,晓宇尝试过自杀。那时候父亲在泰国出差,母亲上班,哥哥在上海念大学,他从小卖部买很便宜的白酒,就着药片一片一片吃。「我不想去上学,待在家里又不让待,当然难受。我妈妈是很严厉的,不去上学、不去上班她不允许的。即使自杀也不允许。」送去医院,幸好药量不足,保住了性命,「自杀成功的人有些比较大胆,我还算胆子比较小的人。」

有记者问他,你说到母亲,有点埋怨她的意思吗?

他很干脆地回答,没有埋怨啊。他没有展示出不满的情绪,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确有复杂或是混沌的一面。一方面,他说母亲不来管他还好,自己挺自然的,虽然淘气点,不会出什么精神病的。她总是在家里说,让他要改变性格,要开朗,让他不知所措。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没有母亲的管束,他会堕落,捡垃圾、流浪、做二溜子。

晓宇提到的母亲与疾病的关系并不这么绝对。陈俊说,患双相情感障碍有多种因素,除了生物学因素的遗传、外伤之外,患者本身的性格、处事行为,以及外部的压力,比如成长环境,都是风险因素。对晓宇来说,没有绝对的病因。

而母亲让晓宇要开朗起来,克服懒惰,克服自己的问题,是陈俊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情况。直到如今,陈俊依然会在门诊里看到父母说,我的孩子应该没有生病,我认为他是装的,他是不是通过疾病来要挟我们,或者通过装病来不想读书。陈俊说,这是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缺乏认知的一种体现。

家访医生孙医师观察到,晓宇的病情有所好转是在母亲生病之后,「我就感觉到他好像更加关心家里的人」。孙医师胖胖的,穿着草绿的羽绒服带着袖套骑自行车穿梭在小区,她今年60多岁,认为50岁的晓宇「像自己孩子一样」。当时,孙医师上门去,和晓宇讲,妈妈生病了,你要帮爸爸,你要坚持服药,服药以后,你病情就稳定了,稳定了以后,就可以帮爸爸做事情了。晓宇「很听话」,会说好的好的,帮家里做事,比如去超市买菜,给妈妈洗衣服。

晓宇记得,母亲生病瘦了以后,他跟爸爸都叫她「老猫」,因为她属老虎,而且叫起来和「老妈」差不多。母亲是否还记得自己,晓宇没有什么感知,只是觉得她对自己的控制力弱了,「她起来我扶她走,她挺听话的,我扶着她的时候,她挺听话的,带她(坐)轮椅去理发,她还挺听话的。」

而在这个家庭中,仍有一块拼图是缺失的。老伴去世之前,曾在难得的清醒时刻交代金性勇,她走了之后,骨灰要先存在殡仪馆。要土葬还是海葬,由大儿子决定。

金性勇解释,可能是因为他和小儿子都在身边,「所以要跟大儿子告别一下啊。我想可能是这个理由吧,其他的想不出好的理由来」。

亲戚们打不通哥哥留下的联系电话。晓宇把《我们的天才儿子》的链接通过微信转发给了哥哥,至今没有收到回复。

大儿子金晓天已经缺席这个家庭许久了。上一次晓宇与哥哥的联系是一两年前。哥哥在澳大利亚用邮件给晓宇发来pdf,让他机打成word,一篇文档可以赚500块钱。晓宇给哥哥发去转换器,让他自己弄。他说自己要做翻译,「我哪有这个时间给他打字,钱再多我也没有这个时间」。

哥哥曾经的房间与厨房之间的柱子上,晓宇用黑笔一字一画地写着五个大字:挺不情愿的。这也与哥哥有关。有一年,哥哥从澳大利亚回来,告诉他一个赚钱的方法,在电脑上下载软件,打上广告,再转发给别人,就有抽成。但晓宇觉得,这样自己就没办法工作了。他用「生气」来解释自己在墙上写下这些字的原因。

多年以前,晓宇曾从床底下找到一张黑白照片,是母亲和两个儿子的合影。照片上,晓宇穿着连体开裆裤,眼睛还没受伤,右手搭在母亲的肩上,母亲笑着看着他。哥哥晓天在后面,抱着一个大大的气球,嘴形好像在说话。母亲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她一直挂在床头。

就在我们见面的这天,晓宇取下照片给我看。钉子在那一刻从墙上脱落,不见了。这张照片也回不去原来的位置了。

母亲最喜欢的一张家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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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平时写稿用word还是WPS?和晓宇的一次见面,他先开口问我。他的word总是会自动变成只读模式,他有点搞不懂。虽然总在家里待着,但他对外面的世界有很多好奇。看到医院里的病友喜欢吃零食,后来在超市里碰到,他也买了一袋鸭掌,想尝尝味道。他还问,去一趟爱尔兰来回多少钱?他曾经翻译过一个爱尔兰作家的书。

一位男记者问晓宇,从小到大,有没有喜欢过的异性?

他说,你问我这个,那你问自己就行了。他当然有过。以前在浙江教育书店工作,有女同事。一个阿姨鼓励他,让他勇敢一点,喜欢谁就去追求谁。但他觉得,工资都上交给母亲,作为民办大学的学费,「钱都上交了,想表示一下也做不了」。与人交往,一般是顺其自然的事,前提是「比较自由」。但他没有这样的自由。

金性勇希望晓宇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比如能成个家。但是晓宇的病情并不稳定,他们不敢给他介绍对象。最近,翻译家学会的人找来,希望晓宇可以加入他们,金性勇很高兴,觉得晓宇终于有可以交流的人了。他对谁都会说一遍这件事。

记者们总是与晓宇提起「创作」的话题。晓宇说,「创作的话要有生活,我一个人在家不可能有这种生活的」,在他看来,巴尔扎克、雨果,都是有生活的人,所以他们随便就可以创造出作品。晓宇提起最近一个让他觉得「在生活」的时刻,是父子俩和记者们在一家餐馆聚餐,「三教九流」,晓宇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那是他的相册里唯一一张发生在家庭之外的照片。

在家里,父子俩各有一个小小的铁盒,放着现金。父亲的盒子里钱比较多,五六百,还有储值卡。晓宇的盒子放在书稿后面,最多会有100多块,买菜用的。现金在两个盒子之间流动。自己的用完了,就从父亲的盒子里拿。每天买菜回家,他把口袋里的钱放回自己的盒子。

但有的时候,这100多块钱还会成为他出门的路费。去年10月,他揣着100多块钱去了一趟温州,他说是为了「散散心」,老爸因为照顾妈妈太累,在家发了脾气,他要出去躲一躲。晚上7点钟,他随意搭上一辆公交车,终点是火车站,他看到去温州的票便宜,60多块,他决定前往,又在火车站住了一晚。他碰到一个东北的大爷,打扫卫生的,忘了是谁先开口的,两人聊了起来,对方说起老家的田里种了玉米,晓宇很爱听。回来的车票没钱买了,晓宇找了救助站。

2018年,他还去过一趟黄山。母亲投资的理财产品是个骗局,他看到她有个合同,上面写着黄山的一个地址。他买了一张车票,去黄山,想去法院咨询,要回这笔钱。后来法院没去,问题也没解决,当晚没钱,他到了救助站,后来是警车把他送了回来。

「没什么结果反正,但是也见识了一下。」他平淡地回忆。

但这些都被视为他发病的前兆。陈俊说,这是一个冲动的表现,没有规划。躁狂发作的时候,出现冲动行为是很常见的,冲动行为的核心是缺乏自我的控制。他的意识是清楚的,只不过对自己情绪的把控能力丧失了。从温州回来之后,过了一天一夜,晓宇在家里不怎么睡觉,也不怎么吃饭,在马路上差点又和人起冲突,金性勇说,还是住院去吧。

《飞魂》是晓宇翻译的一本小书,封皮是透明的,隐约可以看见一只咧着嘴的老虎。晓宇很喜欢这个封面。故事是这么开头的:

某天,你一觉醒来,也许会看到一只老虎站在你的枕边。……老虎也许会向你说话。虽然老虎的语言无法学习,可这一天,如果你仔细听老虎说什么,也许就能理解。如果你燃起烟雾,想让老虎消失,老虎是消失了,可你全身的皮肤会长出无数冰凉的鞘町草的嫩芽,这个世界的声音也会消失吧。如果你不燃起烟雾,老虎每天都会来。

在短信里,我问晓宇,生活中是否有过这样的情景,某天醒来,老虎就在枕边。他回复,「嗯」。

1月21日,《我们的天才儿子》发布后的第四天。社区书记说,她和晓宇走在路上的时候,晓宇突然对着一个骑车经过的陌生人「啪」打了一下。过去,他曾经推倒过骑车经过的快递员,砸过理发店的玻璃,还曾把小区里的车的后视镜掰断。21日,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1月23日,周日,下午三点钟,金性勇说晓宇,「太累了,有点烦」。社区民警开着警车把晓宇送到了医院,金性勇把脸盆都备好了,要去住院。医生说,加点药就行。他们又回了家。这样的情况对于父子俩来说并不少见。老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1月24日,周一,我们在他们的家里又见到了晓宇。金性勇说,加了药量之后,晓宇好了很多。这天他多了一些笑容,说话也变得更干脆、直接。

开始有更多出版社联系他了。有人问,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想翻译什么?

「肯定选简单的、很快的那种。不管简单、难的,价钱一样的,很难的话自讨苦吃。」

有了钱你会去做什么?

「旅游,哪里都可以。(附近)我知道有个溜冰场,(是)真的冰,不是旱冰……女的练滑冰,男的练冰球。」他又补充,溜冰场只是一个例子,溜冰场之外,他想去好多地方。

你觉得这个病会伴随你一生吗?

「我不知道,管它一生不一生,反正中午饭吃得蛮好的就行了。」

接下来你有什么自己真正想做的吗?

「这个月过去,下个月,下个月过去,再下个月,这么过。」

那天,在短信的末尾,晓宇给我发来一个老虎的emoji,紧接着,发了一个,「嗷」。

阴天,父子俩出门吃饭,父亲挽着晓宇

来源:人物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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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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