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迎接解放，成家立业

1949年初，父亲写信催促当时还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读大四的未婚妻、即我的母亲王淑惠来沪结婚。母亲那时马上就要毕业，还未拿到文凭。可父亲觉得兵慌马乱爱人不在一起不放心。于是在他的要求下，母亲来到上海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与父亲结婚。幸亏几个月后上海就解放了。他俩在上海还是参加新的人民政府组织的集体婚礼结婚。

他俩的父辈原是好朋友，很早就双方说好了结儿女亲家，基本上属于包办婚姻。但是之前我父母双方在他们各自都在上大学期间在长沙南岳见过面，父母也征求过他们双方的意见；而且双方的长辈也都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民国政府官员，属于门当户对。我外公时任岳麓山公安局长。父亲见母亲温柔贤淑，知书达理，家教严谨，也十分满意。

父母结婚以后，父亲不但每天往返与浦东浦西上班，还承揽了大部分的家务活。母亲因孕早期在迎接上海解放的大游行中奔跑，造成先兆流产，只好在家休养待产。病愈后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要求进步，义务参加家属委员会的工作，还入了共青团。父亲毫无怨言。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工作的上海船舶修造厂归属海运局,改名为上海船厂。由于船厂冶金方面的技术人员的紧缺，父亲服从需要改行，完全靠自学，在冶金铸造方面攻克难关，从实践中学，边干边学，虚心求教同行。他自费订了很多专业杂志报刊，刻苦钻研，终于从一窍不通到成为内行主管，在冶金铸锻的技术岗位上辛勤奋斗了几十年，最终成为了高级专家。

父亲历任技术员，技工学校教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技术科科长，冶金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船舶工业公司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5、跃进年代，投身建设

五十年代，父亲在上海船厂成为了技术专家，企业骨干。从抗美援朝，到大跃进大炼钢铁期间，他付出了全部精力。他生活简朴，工作勤奋，虽然非常瘦弱还在大炼钢铁中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但是他也很少休息。也基本上不请病假，连星期天也常常要到厂里加班加点。我哥哥和我、妹妹接二连三降生，父亲除了要抚养我们，还要补贴负担爷爷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特别是最小的妹妹庚玲与我同岁，从小到大全靠父亲邮寄生活费，从她插队落户到上调回城。经济负担实在不轻。他每天往返于工厂和家里，没有钱买自行车，都是走几站路再坐公交车，为的是节约五分车钱。

1958年，厂里号召科室干部下放农村锻炼，支援农业，大办粮食。那时母亲也已调入上海船厂工作，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他俩不像一些干部强调家庭困难孩子小、不愿离开工作到艰苦的农村去，而是主动报名，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我们三个小孩（分别是8岁、6岁、4岁）全部交给了保姆，还把户口也都迁到西郊乡，在马桥人民公社当了下放干部。去的那天，厂长书记亲自给他俩戴大红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扬了他们。一年半以后，他们俩因为表现好，事迹还登过报，接着又先后被调回原单位上海船厂工作，还先后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到杭州疗养。                

   6 、六十年代  度过难关

六十年代初，国家进入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父亲在上海船厂技术科工作，早出晚归，非常忙碌，非常劳累。我们三个小孩也已先后进入小学读书。父亲尽管工作很忙，生活上没有办法对我们悉心照料，也不可能有时间管我们的功课。但是他的一言一行还是潜移默化给我们以身教言传。     

他得过肺结核，需要营养，需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可是他从不注意营养和休息。他经常对我母亲和保姆说，先保证你和小孩的。无论有什么好吃的，他都说你们先吃，总是最后才考虑他自己。若晚上下班回来不舒服发了高烧，临睡前就吃颗退热片压下去，第二天一早仍旧去上班。浦西到浦东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除了挤公交车还要摆渡，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迟到过。

休息天，他更是要忙碌一整天。除了洗衣服拖板买菜做饭，理发洗澡，还经常自己动手扎拖把、敲畚箕，修电灯、修马桶、补衣服，根本不像个高级知识份子而是像个老工匠。

父亲陪我们的时间远不如母亲多。母亲六十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支援教育战线，调往中学工作。母亲单位离家近了又有寒暑假，她会带我们看电影逛公园，还会带我们种花、养鸡；而父亲实在太忙了，没有时间陪我们。但他其实是有很多兴趣爱好的。记得小时候，他给我们买过一套机械铁玩具。亲自带领我们一起安装，可以拼装出各种汽车、铲车、起重车等非常好玩的玩具车。他会印照片，告诉我怎样曝光、显影、定影。他还会摄影，也曾经带我们去公园划船，教我们怎样前进、倒退和转弯。    

   

(父亲的交大毕业照，中排左五)       

7、十年浩劫，不堪回首

而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就是父亲屡屡遭受磨难的屈辱记忆了。文革中，父亲作为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美军翻译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厂里接受监督劳动，回到家里还要到居委会报到，忍受居民小组长的责骂、训斥，每天下班回来拖着疲惫的身躯挖防空洞。我们家仅有的两间住房被海运局造反派勒令交出一间，住进了一户造反派小头目。造反派恶邻居趁我们不在、父亲单独一人在家时，对父亲凶狠地辱骂甚至殴打，踩在脚下肆意践踏，受伤住院开刀。可是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恶人却没有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父亲也得不到伸张正义。

我虽然在文革前考入上海市重点中学复兴中学，却因文革停课失学，在1969年先后下乡插队去了江西。受家庭的影响，多年也无法被推荐上调。

在我下乡一年以后，父亲在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下，几次胃部大出血，被医院报病危，终于住进医院开刀，切除了大部分的胃，消化吸收功能受到严重影响。那时他十分消瘦虚弱，在我和哥哥离开家返回农村时，父亲的身体状况让我们充满了担忧、不安。

 我下乡以后，没想到并没有给七零届的妹妹带来多少好处，她也被分配到远郊安亭的工厂，还迁掉了户口变成城镇居民。每星期才能回家一趟。造反派恶邻对我父母两个老人变本加厉地欺负，经常恶毒攻击我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父母亲只能忍气吞声。

我们三个孩子过年才能回家。虽然我们都已经成年，却也只能挤在一间屋子里，每天晚上搭临时床铺，更要忍受抢房子进来的恶邻居的横行霸道。父亲由此得了高血压、心脏病和严重胃病。但是他总是劝我和哥哥好好在农村劳动锻炼，听党话跟党走。他从来没有表示出任何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他说运动总归是运动，解放后已搞了好几次运动，群众运动总会过头，也总会过去的。要我们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他还说我相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光明磊落，我肯定不会自杀，除非人家打死我。他还再三叮嘱我们，要照顾好母亲，因为她身体不好，也因为她一直都比较思想单纯。我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终于盼来了天亮的日子。

    

      8、八十年代 重获新生

粉碎四人帮给我父亲和我们全家带来了第二个春天。我病退回来进了街道团委工作，哥哥顶替母亲，厂里又给父亲落实政策，平反冤案，摘除了历史反革命帽子，我们全家搬到一般人都不愿意去的浦东，开始了新的生活。

父亲在八十年代初，重新焕发青春，充分施展才能，在技术科领导岗位上大显身手，积极努力工作，参与技术革新，热心带徒弟；他参与编制修订了许多技术条例，规章制度，还自学日语德语法语，考取了高级职称，后来还担任了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职务，并出国德国丹麦考察学习。在那段时间，他不但学习了外国的西方先进技术，为企业购买先进技术，进口设备，还千方百计节约了外汇，他带领的出国考察团队由于节约开支而在公司出名；虽然被少数人提意见说他抠门，不像个别厂领导带队出国为私人购买大件电器而违规使用经费，贪污公款中饱私囊，他的所谓“抠门”行为受到了企业和上级公司的表扬。

父亲退休前夕还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65岁退休后返聘到75岁，直到80岁了还坚持不计报酬到公司担任技术顾问和英语翻译。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载着父亲，浦东浦西来往顶风冒雨地发挥余热，许多人说，葛老图什么啊，这样卖力，有多少钱啊。他笑笑，依旧乐此不疲。他不是为了报酬，而是为了把自己的技术经验传播给后辈。他的许多同事老上级老下级在他过生日之际，都会邀请他一起聚餐。父亲胃不好，根本吃不了什么，但是徒弟们写的诗画的画送给他，让他很高兴，很有成就感。他曾经获得的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聘书，柜子里都放满了。

9、相濡以沫   照料病妻

    正当三个子女都成家立业、儿孙绕膝、父母能安享天伦之乐幸福晚年之时，母亲在七十岁那年突然中风，一病不起，给了父亲沉重的打击。他不得不推掉许多要求他翻译和顾问的工作，回家跟保姆一起，忙于家务，悉心照料病中的妻子。

我母亲住院期间，父亲每天在医院陪护。母亲出院回家，他亲自安排一日三餐和水果点心，以及后续治疗方案。打听到哪里有什么药物偏方，他都不嫌烦、不嫌贵，千方百计去购买。他每天要为母亲打蔬果泥，调芝麻糊，换床垫，任劳任怨，从不马虎。那几年我们子女都要上班，只能在晚上和休息天去看望母亲。照顾母亲的重任始终落在父亲身上。有很多次，他和保姆推着轮椅，让母亲坐稳，穿戴好，往返与医院和家中看病配药，无论刮风下雨，天晴天阴，从未间断。整整十三年，父亲毫无怨言小心翼翼地悉心照顾母亲，让她在家中平平稳稳、干干净净地渡过，活过了83岁。度过了整整十三年。这十三年，父亲的辛劳，父亲的付出，我们任何人是无法描述、无法替代的。

父亲和母亲结婚五十多年了，他们的感情一直非常好，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相互体谅，给我们以很好的榜样。母亲称呼父亲，荆门哥，父亲称呼母亲惠妹子。在母亲中风后，父亲应母亲的要求，在他们金婚五十周年时，还推着轮椅带母亲特地去照相馆照了他们的金婚纪念照。母亲在父亲的搀扶下坚持站立起来，拍了全身照合影，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

母亲是在一天晚饭后悄然离世的。送走母亲的那天，父亲非常伤心，非常悲痛。半个多世纪的陪伴，十三年的努力，一下子变得烟消云散。父亲无比失落伤感，一下子病倒了，得了心脏病，住进了医院。医院开出了病危通知，让我们万分焦虑，担心他挺不过去。

幸亏父亲熬过来了，顽强地站立起来。他独自一个人住在六楼，爬不上去，却坚持不要我们扶掖不咬抬，就自己戴着手套，一步一步拉着铁栏杆往上走，终于回到家中。他每天坚持锻炼，坚持下楼拿报纸拿牛奶，终于恢复了健康。

整整过了三年，父亲逐渐走出悲伤的阴影，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他每天还是按时作息，看报纸，看电视，下楼走走，不抽烟，不喝酒，就只打打麻将，生活很有规律。          

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父亲很兴奋，每天看电视新闻，看抗战剧，在房间里唱抗日歌曲。虽然他没有被所在企业和民政部门正式认可为抗战老兵，没有人给他补偿和荣誉，但是交大学生档案的解密，有关部门人员的采访，有关报刊杂志的刊登，我参加社科院组织的抗战老兵子女座谈会还发了言，多少让他获得了一些安慰。

2016年在父亲93岁生日之前，经过我们子女的申请，父亲终于拿到了有马英九亲笔签署的、抗战老兵的证书和勋章。在接受交通大学校史编辑人员的上门采访时，他说，那么多人为抗日而牺牲了，所以我是很幸运的。能不能得到承认和补偿，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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