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是我母亲的生日。母亲生于1925年的元宵节。在母亲离开我们后的第七个元宵节来临之际，以此文纪念母亲的诞辰。

母亲名叫王淑惠。她的名字也如她的个性，是名副其实温柔贤惠长相秀丽端庄的淑女才女。她是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东乡王家坪村人，是富家小姐。听母亲说我外祖母叫粟佩文，也是出生在书香门第。外婆没缠过脚，也没给母亲缠脚，还让家里的女孩全都上学。母亲生于1925年元宵节，排行老三。虽然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母亲还是得到了父母的宠爱，不但有专门的奶妈保姆悉心照料她，还让她从小学习琴棋书画。

1932年9月到1937年，母亲和她的大哥大姐一起在湖南衡阳惠文小学读书。聪明好学的母亲勤奋用功，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她写的蝇头小楷，工整清晰如字帖，秉承了柳公权书法的精髓，是家里兄弟姐妹中最好的。她画的国画，非常有神韵。母亲的钢琴也弹得很好。还常常和爱好古典文学的哥哥姐姐一起吟诗。有空还学湘绣。

虽然在抗日战争的动乱年代，母亲的下面又接二连三多了弟弟妹妹，家里还是让母亲上了中学。1937年9 月到1938年，母亲就读于湖南长沙福湘中学；1939年2月到1943年10月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三中学。母亲的学习成绩常在班里数一数二，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也是个爱国的学生。我曾经听过她唱很多抗日歌曲，据说她还多次参加了抵制日货的运动。

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期间，母亲随全家逃难，颠沛流离，多灾多难。逃难途中，母亲最喜爱的幼小的九弟患腹泻未能得到及时医治不幸夭折，母亲悲伤过度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只好休学回家，后来在湖南朔田小学做义务教员。一年后病愈。1945年7月从湖南资兴二中高中毕业。1946年考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立志当一名教师。

母亲立志当老师也是受了家庭的影响。父母告诉她当老师传授知识是上品的崇高职业。

我外婆信佛，好烧香拜佛，行善积德。母亲说她小时候家门口常常放一大锅烧好的粥，让过路的穷人随便喝。而外公王涵川虽然出身非常贫穷，从小跟父母在湘江上撑摆渡船，家里没钱供他上学；可外祖父非常渴望读书，而且聪明好学，他得到一家寺庙里的师父的赏识，教他认字。外公小时候经常到佛堂里在油灯下看书，懂得了不少知识，萌发了爱国报国热情。

外公年轻时便离家参加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当上北伐军将领，后来做到国民党湖南长沙市岳麓山公安局长。因不满官场腐败，在仕途很顺利时便清醒地果断解甲归田，在家乡靠自学当了一名救死扶伤的中医，享誉乡里。外公人缘很好，曾多次掩护、救助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还由于他的早期革命生涯和群众威望，被推选当上了湖南省政协委员。外祖父被誉为衡阳县名人，在湖南衡阳地方志上有记载。外公外婆给了母亲良好的家教，让母亲学贯中西，秉承父母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了解了新的时代气息，母亲的英语很好；在大学里，母亲爱好运动，参加跳高跳远，屡屡得名次，还学会了骑自行车。

可惜母亲没有等到发毕业文凭就到上海来了。因为父亲一连几封信催她来上海结婚，贤淑的母亲很顺从地就来到上海与父亲成婚。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是世交，很要好的朋友。他们在我父母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把儿女的婚姻大事定好了。母亲是个孝女，完全听从父母安排，再说知道父亲是交大毕业的，见了父亲照片，也是一表人才，母亲很满意。虽然是由长辈撮合的包办婚姻，但他们婚后感情一直很好。

母亲是随着上海解放的隆隆炮声来上海的。那时她的家乡湖南尚未解放，而上海已是“解放区的天”了。她的六弟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小妹妹参加了解放军文工团，给了母亲不少进步思想的影响。母亲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来到上海，参加的是由陈毅市长主持的100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可算新潮。

母亲婚后并不满足于待在家里当家庭妇女。她先是到居委会参加居民学习，义务劳动，后来又当了不拿工资的海运局职工家属委员会的干部。母亲不要报酬，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很快便被吸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在那时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能够加入共青团组织是很不容易的。母亲不仅抛弃了富裕安逸的小姐生活，当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为妇女工作付出了她的满腔热情和精力，赢得了大家的赞赏。她爱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次为参加游行还差点流了产，不得不卧床几个月保胎。哥哥一出生，母亲便为他取名“天明”。

一次邻居介绍母亲到一所中学去代课。校长对母亲印象很好，给了代课费，让母亲可以再去那里做。谁知居委会领导批评母亲不该擅自出去谋职赚钱，结果母亲只好继续回居委会当无报酬的家庭妇联干部。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尚未复苏，接着又是抗美援朝，新中国困难重重。母亲响应党的号召，捐衣捐款，把唯一的陪嫁首饰和几件好点的衣服全部都捐献掉了。后来她又生下我，早产一个月，母女二人都体弱多病，住医院很长时间，家庭经济入不敷出。但母亲宁可克服自己生活上的困难，也要为国家尽一份绵薄之心。

母亲失去过不少机会。一次她参加了全市性的招聘考试，在五千多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以用英语翻译一封“给志愿军战士的慰问信”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录取，可惜因病耽误了报到，未能去成，错失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岗位。但此时经济拮据的母亲为抗美援朝毫不犹豫地捐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1954年，母亲在接连生了我们兄妹三个以后，还是不愿意待在家里做全职太太。正好父亲所在的上海船厂招收女职工，母亲成为厂里最早的女技术人员。

那时厂里女干部和女职工非常少，各种劳保措施也不完善。当了厂长秘书的母亲为了不影响工作，上班时只得把妹妹带到办公室里，放在沙发上。正好厂领导开会看见了，厂长考虑到女职工越来越多，于是会议做出决定，在厂里设立女职工休息室和哺乳室，并成立托儿所幼儿园。母亲后来说我妹妹功不可没。

   母亲曾在党委书记办公室做过文秘，在技术科当过档案，还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享受到杭州疗养。这是母亲为之自豪的莫大荣耀。

 然而由于母亲的家庭出身和她的七妹夫以及大哥的所谓政治问题的牵连，她一直无法加入党组织。但母亲性格开朗，毫不气馁地工作着，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普遍好评，

大跃进的年代，母亲和同在上海船厂工作的父亲响应党关于干部要下放农村锻炼的号召，双双第一批报名下放到西郊乡，连户口也迁走了。而我们兄妹三个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只有四岁，只好托人照看。当时厂党委书记在欢送大会上点名表扬了他俩，并亲自送他们下乡。母亲体重不满八十斤，纤小瘦弱，那时伙食又很差，条件艰苦，但母亲干活毫不含糊。她不仅吃苦耐劳，还和农民打成一片，抽空教孩子们学文化，不久便被抽调去当了教师。西郊乡的大人小孩都亲热地喊她“王老师”。母亲写的歌颂农村新气象的诗歌和她本人的大幅照片还上了报。一年多以后，由于她的出色表现，她最早一批被召回厂里。

六十年代初，上海中小学生激增，教师紧缺。母亲响应党的号召，支援教育战线，离开工厂到了六十中学，当了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可由于闸北区缺少小学教师，母亲又先后被借调到几所小学教书，为提高教学质量，还到第三师范学院进修。以后根据需要又被调回六十中学。

以后，母亲又根据工作需要被调到学校医务室当保健老师，学起了医疗保健知识，还培训了一大批卫生员。文革初期，在大串联时期，为忙于给外地学生解决住宿问题，母亲把家里几条好点的棉花胎统统拿去给串联的学生盖。在外地武斗时期，亲戚都来上海躲避，我们家最多时住了十五个人打地铺，我们三个小孩都挤着盖旧棉被。

在运动中母亲被几十张几百张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强加给她许多诬陷不实之词，但她没有绝望没有倒下，没有精神崩溃。我们曾抱怨地说，如果母亲不去当教师而一直留在工厂，一定不会受这么多苦。而她却从不抱怨，从不耿耿于怀。 

 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母亲和父亲一致支持我第一批报名去农村。接着又动员我哥哥和妹妹都离开了他们去广阔天地。她经常写信勉励我们好好锻炼，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要在艰苦的环境中意志消沉，还拿自己当年下放郊区的例子教育我们。在农村那几年，我收到母亲的信很多，超过其他同学。她没有多少伤感的话题，大都是鼓励的语言。母亲寄给我的书籍也比别的同学多得多，而不象有的家长总是寄些营养食品包裹。这使我在插队期间自学完了母亲在师大时的中文课程，以及江西师范学校的函授教材。

母亲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终于迎来了十年动乱结束。当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时，母亲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与全家人喝酒同庆。她终于迎来了第二个“明朗的天”，抹去了心头的阴影。那时哥哥还在农村插队，所以母亲就提早退休让我哥哥顶替她进了六十中学。

母亲退休后她不愿在家赋闲，再一次来到居委会“重操旧业”，义务地发挥余热，俨然专职里弄干部。她每年都会兴高采烈地捧回一些街道发的奖状和小奖品，也不顾家人笑她“小儿科”。其实母亲什么也不图，什么也不缺，只要大伙儿一声“王老师”，便叫得她充满了欣慰。

  八十年代，我的妹妹和我先后结婚生子，后来我哥哥也成家生子，母亲非常高兴地做了外婆和奶奶，操劳忙碌，辛苦而快乐。她一视同仁地对待三个子女也一视同仁地对待三个孙辈，不分彼此，没有亲疏，不重男轻女，也不嫌贫爱富，谁懂事听话，就表扬谁，做到一碗水端平。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个爱唱爱跳、老小孩般单纯快乐的老奶奶和老外婆。 

在时代跨入21世纪之际，母亲却由于病魔缠身半身不遂而卧床不起；而她在古稀之年所画的那一幅俊美的红梅图，挂在她卧室墙上，每天陪伴着病中的母亲，仿佛在向人们诉说母亲一生的故事和追求。那苍劲盛开不畏严寒向往春天的红梅，好象是母亲人生最好的写照。

母亲活到83岁因长期中风而去世，但走得安详。她虽然仙逝，她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我下乡前夕全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