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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都要过新春佳节,但我特别难忘那个在江西农村度过的春节。
那是1973年的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上海知青大都归心似箭,可我们全大队120个知青中却有十来个没回上海;有的是想“表现”好点早点上调,有的因病回不了,有的缺少盘缠,也有的因为上海家中人口多、住房紧,而只得和弟妹错开回沪日期,而我则因为在小学校工作,寒假太短而留下的。
那年头知青们前途未卜,情绪低沉,为减少孤独苦闷,我们分散在各村各队的十几个“留守男女”便相约到一个名叫“山田坑”的村子去过年。那儿只有七户农家,却有一个全省闻名的知青班。我们各自带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存货”,如几根香肠、一斤卷面或一瓶辣酱什么的翻山越岭到了那里。
主人小王他们早已在迎候我们。闻讯而来的老表和他们那热情纯朴的孩子们纷纷赶来看热闹,还送来米酒和自己采挖的冬笋香菇。那年头知青一天的工分才两、三角钱,一年到头也不过百把块,还得扣掉交给队里口粮款,幸好油是队里分的,吃的菜都靠自己种,平时难见荤腥。即使家里寄来了钱,也买不到猪肉。
年夜饭可谓“盛况空前”,每个知青都露一手,各烧了一只拿手菜;有上海特色的糖醋小排骨,有宁波风味的咸菜冬笋,有鸡蛋做的“蟹粉豆腐”,还有江西风味的家常辣椒,最好吃的莫过于当地土特产“麻糍”——一种用糯米蒸熟以后再舂烂打紧如砖头般的糕,放在油里炸了以后蘸上糖,那韧劲和香糯味远比上海的年糕好。平时缺油少盐的我们那天胃口大开,使几年来已麻木迟钝的脑细胞也随着米酒的劲道而活跃起来。“男高音”晓丁引吭高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浆”;外号“大头”的小陈表情庄重地站起来背诵李白的长诗“将进酒”,而小王却心神不宁地几次到门口张望女友小任;人称“阿凡提”的老黄更是想起远嫁安徽的“林妹妹”,不免伤心落泪,不由勾起了大家的思家愁绪。
第二天一早,我们挨家挨户给老乡们拜年。他们端出了自己晒的山芋干、自己拌的米花糖,知青们回敬的是几颗上海奶糖。队长老刘盛情地款待我们这些“稀客”,竟然摆出了一桌野味。可惜的是又咸又辣,什么味道也吃不出,倒是辣得眼泪直流......
多少年过去了,可那山,那人,那饭菜,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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