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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高考,心中永远的痛 (2010、5、10 )

已有 141 次阅读2022-7-12 17:50 |个人分类:散文|系统分类:写作

 

                       (摄于1973年夏)   

        1977年,我病退回沪已两年却一直身体不好心脏不适虽然在街道团委下属的青少年教育小组担任校外青少年教育工作,也算是有了工作,属于生产组工人的编制,但是疾病没有得到控制。在北京工作的小姨得知以后,写信邀请我去北京居住散心,同时可以帮我找好的医生检查治疗。9月底,我请了假,到北京住在小姨家,去了她联系的医院找专家治病。在那里住了快两个月小姨告诉我说全国要全面恢复高考。小姨叫赶紧回上海复习,参加高考,我伤心地哭了很久不愿意回沪,对高考不报任何希望。-----我只读过初一,还没学期结束就放假了,荒废了那么多年务农,怎么能考大学?想也不敢想。

    我不是不要读书,不是不想学习,不是不求上进的人。我在山沟小学教书,白天忙于教学,晚上在油灯下才能与书作伴,而且那些都不是上大学所需要的文化知识课程。自从离开中学奔赴农村,何曾想到有一天能重返校园?那些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事情轮不到我,有朝一日回城都是不敢想的事情。病退回沪以后,特别是到街道工作后,我一直没好好看过中学文化课本。我知道哥哥的好几个同学,有病退回来的、有没办成病退请假回来的,他们都一心一意在家温习功课,根本不打算到什么街道里弄工作,反而学到了不少东西,把中学的知识都补上了不少。他们虽然不一定知道会恢复高考,但他们重视文化知识的提高,不愿作无谓的消磨光阴。而我,整天在“抓革命促生产” 忙到很晚,在街道团委领导下一心只考虑做好本职工作,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当然荒废了学业。

     我哭了很久,小姨安慰我,应该试一试,既然大家都失学都荒废了,是一样的情况,你回去复习一下,也许能考上的。

 我心灰意懒地回到上海。只读过初一,本来就没什么基础,除了语文在江西看过一些函授教材,其他的如数学课程怎么复习也复习不进,脑子一片空白。我还梦见自己交了白卷。在街道第一次预考中,我的数学只考了二十几分。我更加绝望了: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九十几分或满分,考出这样的成绩真是无地自容。考初中时,我本打算考区重点中学,被父亲严厉批评没有上进心,他一定要我把志愿改过来,填市重点,结果我考得很好。那一届我们那个小学只有我一个女同学考进市重点。进中学后,第一次语文课,老师就在班里读了我写的作文。我的数学外语成绩也很好。我的理想是考复旦大学,如果是正常年代,应该不成问题。可文革粉碎了我的大学梦。母亲曾买了一套自学丛书寄到江西,可因为忙,我也没花时间好好看过。

    1978年的春天,高考报考人数和录取比例据说是一百零三人中录取一人,比现在硕士博士比例还少。

正式高考那天, 我紧张地参加了,写题目的时候手都抖了,我知道这一方面是我的疾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考得不理想

        我报考的是文科,语文历史地理考得还可以,超过了平均水平。但数学把分数拉下来了。最后我虽然上了体检分数线,却最终没能被录取。我连去打听的勇气都没有。

  后来才听人说,来政审调材料的上海师范学院已经打算录取我,可我病退回来的厚厚一迭病史材料和街道知青办同志的介绍,吓退了他们。我终于与大学擦肩而过,它成为我的终身遗憾。

    我认为是“甲状腺”疾病害得我进不了大学,第二年我狠狠心肠去医院开刀切除甲状腺。父亲不同意,不肯签字;因为医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开刀好,一种认为开刀也有后遗症,不一定好。可我执意要开,我想动手术怕什么,不过是留下个难看的伤疤;而开了刀,我就能恢复健康,就有重新考上大学的机会。于是我动员母亲签字,作了甲状腺次全切除手术。

    谁知这一刀下去,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局限无法准确计算应该留多少,而切除甲状腺过多,给我留下了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终身后遗症,使我从此踏上了漫长的治疗后遗症的道路。

     第二年,我手术后身体并未完全恢复,但我还是第二次报名参加了高考。由于太紧张,有一页语文试卷竟因粗心未看到而未做,丢失了最强项的语文分。这一年加试英语,我的英语上了录取资格线,考出了好成绩,可我又过了读外语学院的年龄;糟糕的数学仍然拖了后腿,最后以总分几分之差而落榜。

     我自以为是爱学习要上进的人,但残酷的现实使我感到自己的不足。一些小时候看着长大的童年朋友、亲戚弟妹陆续考取大学,使我感到非常失落,受到很大打击。我曾被公认是好学生,父母对我也最抱希望,然而,这希望落了空。

   我已经不能再考了,下一年我超过了高考放宽的年龄,没有机会再战了,否则我还想再考。

   无奈之下,我参加了街道组织的业余学习,打算踏踏实实补一下我的弱项——数学。

     这时候由于父亲得到落实政策,厂里给他安排调换到了一套浦东的新建住房。虽然浦东那时还比较荒凉,到处是农田,还要烧煤球炉,我们又举目无亲十分陌生,然而全家没有再意见分歧,决定离开住了近二十年的熟悉的老房子,离开这片由于文革给我们造成的伤心地,搬到浦东去。那时人们都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可眼见我们原先的住房是不可能还给我们了,只能选择离开。搬家时我们全家人依依不舍,满怀伤心与惆怅地悄然离去,只和几家特别好的邻居打了个招呼。

    那时浦东到浦西上班毕竟不方便,要坐摆渡船,换乘两部车,路上整整一个半小时。身患疾病的我每天赶来赶去实在吃不消。父亲只好为我联系了浦东的街道集体企业。

     去转人事关系时,一位老资格的人事干部——我同学的母亲说,你想好了,可不要后悔喔!我想,到哪里不是一样的革命工作?再说这也是没办法的,就无奈地笑了笑,拿了档案自己去转关系。

     我谢绝了街道党委一位女副书记的恳切挽留,以及工作了三年的居委干部们的再三挽留,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同心街道,来到浦东工作,开始了人生新的道路。

      回想起来,同心街道的工作岗位、工作环境竟是如此让人留恋。无论是街道、居委干部还是居民群众、团员青年,他们是那么友好、热情,关心和尊重我。在经历了很多磨难以后,我才意识到,工作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其实,工资收入高低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对人的心理、发展、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是我经历了无数磨难坎坷以后才明白的。

最终我还是与高考失之交臂。一年以后我报考了成人高校,进入黄浦区职工业余大学中文专业学习,开始了边学习边工作边成家的艰苦而忙碌的生活。

                                                                                                                                            2003、7、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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