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招商二邨，简称二邨，是原上海市虹口区招商局第二职工新邨的简称，是一片建造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新式里弄住房。也是我家兄妹三人的出生地。

我从小就和父母、全家一直居住在二邨，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在那儿整整待了十七年。我上山下乡回城后又回到二邨。七十年代后期因父亲得以落实政策，1977年底举家搬到浦东，在浦东又过了三十多年。不过我心目中的家还是在二邨。

虽然离开二邨的时间比住在那里的时间要长得多，但我总感到我仍然属于那里，那里是我的家，是我这个远离故乡的游子永远的牵挂。在我心的深处，二邨有那么多亲切温暖、可爱的记忆。

二邨是我童年成长的乐园，它给我留下了无数的欢乐。当然，曾几何时，它也给我留下过痛苦和悲哀。但那么多年来，我经常梦见那个地方，梦见那个弄堂，那一排排一幢幢楼房，那一间间屋子；那曾经回荡在弄堂上空的左邻右舍大人和孩子们的嬉笑声说话声叫喊声，仿佛还回响在耳畔。尽管现在上海到处是高楼大厦，别墅洋房，可我总觉得它们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永远比不上二邨。

建造年龄已经七十多岁的二邨，如今已经破败衰落得面目全非，风烛残年了。听说因为房龄和资金的问题，有关物业已经放弃了对它的再维修。这让我哀叹不已。二邨曾经是那么的青春亮丽，那么的温馨亲切，那么让人魂牵梦萦。现在它老了，红颜褪尽了，如一个履历丰富饱经沧桑的老者。可它曾经的辉煌不容轻视，它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我想很多二邨老居民，特别是和二邨一起长大、一起变老、从二邨走出去的我们那一代人，对它肯定怀着与我同样的情结。

二邨的名称是相对于附近的同心路上的招商一邨而起的，它是比招商一邨稍后建造的风格与之相似的弄堂房子。解放前，它曾经是民国政府所属的招商局的高级员工宿舍，住的全是上海招商局的局长、中波公司远洋轮船长、轮机长、工程技术人员，隶属海运局从事海上运输货轮油轮船上的船长、大副、二副、三副，轮机长、大轨、二轨.....高级远洋水手、船舶设计院的高级白领等。他们携家带口，住在这里，享受国民党政府的半供给制，清一色是租用房，没有一户私人产权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邨和原招商局船厂一起被共产党政府接管，成为海运局职工宿舍，以后陆续搬进来一些共产党的南下干部及一些普通船员。

二邨的房屋结构比较开放明亮，二邨见证了新旧两个朝代的变迁。据我父亲说，解放上海那天他就是住在二邨里，看见弄堂里地上到处堆满国民党军队扔下的枪，与他一个寝室的那些招商局年轻职工就说，国民党投降了，不打仗了，可以放心到浦东的船厂上班了。

也有的远洋船长本来奉命开往台湾，却毅然起义把船开回大陆，避免了船员和家人天涯相隔几十年的悲剧。可是也有些高级船员的家属，在解放前夕，她们的男人随远洋轮去了台湾或欧美，回不来了，让她们成为以后几十年苦苦留守的孤家寡人。

二邨地处虹口靠近闸北西宝兴路的所谓“下只角”地段——青云路上的167弄。当年二邨有大铁门，有持枪的哨兵站岗。一共建有14幢二层楼房，共94个门牌号。虽然它的四周几乎全被低矮拥挤嘈杂的棚户区包围，但它宽敞的弄堂，整齐划一方正的房屋布局，修整完好的绿化，安宁洁净的环境，不似石库门胜似石库门的居住条件设施，户户有独用的大小卫生设备和煤气设施；楼上有晒台楼下有天井，房间正气，南北通风等，现代感强，使它在青云路上如立于鸡群之鹤。也使居住于此的居民有不逊于上只角地区的自豪感、优越感。二邨没有别墅的豪华幽深，没有石库门的冷傲闭锁，它比它们更多一份平民味亲切感，又比一般的工人新邨高档、精英化，私密性强。租住在此，每个月只需花几元钱，对收入上百的双职工家庭甚至需要养活五六口人的单职工家庭来说，都不会有任何经济压力。

我们小时候，在二邨的后操场，还有战争年代留下的碉堡，变成了男孩子们开展打仗游戏的小山包。

建国初期，招商局被解放军的军管会接管，二邨大门口依然有人持枪站岗。在船厂工作的父亲和几个同样年轻的同事集体居住在二邨91号内。那时那个楼还是集体宿舍，但后来因为室友兼同事熊世普先生要结婚，那间房屋便让给了他，父亲被另外分配到78号楼上。他把母亲接到那里成婚，我哥哥和我、妹妹先后在那里出生。

五十年代，二邨的每一排楼房建立了一个居民小组，整个弄堂成立起一个海运局家属委员会（后来改为居民委员会），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整个居民区也演绎着风云变幻的故事。生长在这里的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孩子们，与二邨一起经历感受着它的变化。

（二）

二邨的房子，曾经给我留下许多温馨、快乐的回忆。——如今生活在高楼大厦洋房甚至别墅里的独生子女，哪里能体会到我们那时的那种乐趣。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我们，虽然经历过朝鲜战争、大跃进、自然灾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动荡，但是毕竟我们还小，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在读书学习，生活安定，衣食无忧的。

小时候我们常在房间里前前后后地跑，躲猫猫，办家家，学骑车，走“勇敢者的道路”。女同学还在我家披着床单充当古装，表演戏曲。曾经记得，我和哥哥妹妹的学习小组都是开在我们家的。因为老师认为二邨的学生住房条件好，学习小组理所应当开在这里。由于厨房也是方方正正的，房间里要是没地方，厨房里也能开小组，我们家六平方米的厨房居然曾经容纳我们一个学习小组的同学集体做作业。二邨的孩子们和家长也大多能热情地把棚户区的同学请到家里玩，学习，看课外书，做游戏。

我们曾经把同学们的课外图书凑在一起办小图书馆。每人只要拿出几本书，放在一起就有满满一大箱子，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书。既方便大家轮流借阅，更省下了父母的钱。我们还自己动手制作幻灯片在弄堂里放，成为学雷锋义务宣传员，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夏天放暑假时，我们还常常在弄堂里排练文娱节目，表演给大人孩子们看。二邨成了少年儿童萌生文艺特长、展示才能的露天舞台。

记得我们家，除了是同学们的游戏天堂，还是同学们第二个快乐美食之家。同学们常常与我们兄妹一起分享父母留给我们的点心，水果，零食。我们还一起煮东西吃。父母并不会责怪我们顽皮淘气惹事。老师也常常教育我们不能分邨里邨外，不可以有嫌贫爱富的想法。

到夏天，我们会在二楼大门口的走廊处铺条席子，就能睡觉。把靠晒台的门一开，南北通风，根本感觉不到热。晚上，还可以睡到楼底下的弄堂里，把地下用凉水浇湿了降温，搭张竹床，几个孩子躺在上面，一夜到天亮也不会醒，舒服极了，根本没有什么电扇空调。那时候几乎家家都这样。二邨弄堂里的夏天夜晚，一张张竹床边，大人聊天小孩玩耍，打着扑克，摇着蒲扇，也是一道民俗民风的生活风景线。没有战争和灾害的侵扰，没有环境空气的污染，没有大车小车占道压死孩子的担忧，没有劣质食品的毒害。宽敞的大弄堂小弄堂里，晚上在室外睡觉的人们数着头上的星星，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医疗费问题，物价上涨问题，住房问题， 一切显得那么悠哉悠哉！

二邨的房子令人怀念，是因为它有很多优点。环保节能，冬暖夏凉。整栋楼座北朝南，堂堂正正，两间主房，一南一北，前后通风，窗户明亮，透光性好，适宜居住，夏天无需电扇，冬天无需烤火。跟21世纪新型的高楼住宅相比，二邨的建筑其实更加科学合理节能环保。很多现代化的高楼洋房，在这方面真的比不上它。

二层的木楼梯，老少咸宜，不会担心爬不动，上不去，更不用担心停电开不了电梯。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坐在二楼的楼梯门口乘凉，一不小心摔了下去，从二楼几乎滚落到底楼，保姆吓得不轻，可是我居然安然无恙。还听说有小孩从楼上窗口掉下去没伤着筋骨。

二邨的晒台，可以晾晒楼上楼下两户人家的衣服，还可以养鸡鸭，种花草，喂鸽子，捉麻雀，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常爬到顶上去看焰火，不用到外滩人民广场被挤掉鞋。

二邨的天井，也是独家使用的，一个小小的空间，让空气流通，有门通往后弄堂，夏天非常凉快。有人在天井里养鸡养鱼养花，洗洗晒晒，别有一番乐趣。

二邨每个门牌的两旁都有绿化花坛，种满了矮冬青树。记得小时候母亲常特地到楼下，在花坛里种上各种各样的花，让一年四季，姹紫嫣红，郁郁葱葱。这地方虽然不是什么高档别墅区，但也让人觉得环境幽雅，清静宜人。

（三）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可是看病读书都不要花什么钱。二邨的大人们的工资收入并不是很高的，每家也有好几个孩子，但二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还在城市平均收入水平之上，所以比起那些享受国家助学金吃国家补助的人来，毕竟要好得多。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有鱼有肉，弄堂里饭菜飘香，大人小孩穿着新衣服新鞋子放爆竹吃糖果走东家串西家拜年问好，没有吃不饱穿不暖交不起学费的。

但是也有困难的时期。有几件事情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是在1960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即“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时吃粮食凭粮票配给供应，梗米籼米面粉限时限量；还有什么油票豆制品票布票火柴票香烟票棉花票。连买个饭碗买刀草纸也要凭证配给供应。甚至连买红薯也不例外，凭户口本购粮证排队买。每次运红薯的大卡车一来，停在食堂门口，大人们争先恐后排成了长队，小孩子们就蜂拥而上，捡那些卸车掉下来的小红薯头子。可见二邨的人们也感受到物质供应的紧张。

还记得有一家人家，其中一个儿子是我哥哥的好朋友。他母亲是自然灾害中屈死的。非常凄惨。那时他们家共有四个孩子。他母亲为了让孩子们从小讲卫生，给四个孩子每人买了一条不凭票的小方毛巾，就是现在饭店里宴席上每人面前都会放一块的那种白色小毛巾。也因为大毛巾很紧张买不到。质量不太好，不白，也不柔软。当时他母亲是不拿工资为居民办事的居民小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志愿者”义工。可是偏偏这件事给邻居知道了，往居委会一汇报，当时就被认为她是抢购紧张商品，制造紧张局势，是不爱国、不能响应号召为国家分忧的落后表现。于是她受到严厉的批评指责，舆论谴责。她实在想不通，气不过，难以接受，当晚就上吊自杀了。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一家人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一个年轻的母亲就这样丢弃了生命，非常令人惋惜。

二邨的人际关系其实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从1957年反右就开始紧张起来的。当然这是大人的事情，孩子们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

 

    （四）

五十年代初，二邨里建起了公办的幼儿园。大部分居住在这里的孩子都是这个海运局系统的内部职工幼儿园。收费很低，离家近，阿姨也很和蔼可亲，家长每天接送小孩十分方便。读过幼儿园的孩子，大多会唱会跳，识字懂理，有礼貌有纪律。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每天吃点心水果睡午觉，还学习唱歌跳舞，老师总说我们生活在蜜罐子里，幸福的阳光下。我们没有比较，没有体会，但记得很牢，决心长大了为国出力，报效祖国，报答党和人民。

二邨的幼儿园还是让我们学到不少本领。记得我曾经在六一儿童节那天上了报纸。其实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一切，只是知道来了几个拿照相机的人，然后老师叫我到单独的一间教室里，穿上好看的绿毛衣，用小钢琴弹几首歌曲给他们听，那些带照相机的就拍了照。母亲把六一节的报纸收藏了几十年。她曾经学过钢琴但没有走上艺术道路，对女儿寄托了很大希望，手把手教我弹琴，但是我的“艺术人生”只有开头没有继续，只有母亲留下的报纸。

与我一起从二邨幼儿园毕业一起进小学的，也是到现在为止最要好最走得勤最信任的朋友，她们也因上山下乡无法与艺术结缘，但也都热爱艺术。许多童年的朋友至今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友谊。

二邨大弄堂的大门口原先有铁门，在1958年大跃进时被当作废钢铁拆除，去炼了钢。大跃进还有给人印象特别深的，是办了居民食堂。大家都去食堂吃饭。一批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有了工作，到食堂当炊事员，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增加了家庭收入，也解决了许多双职工子女的吃饭问题。我们三兄妹都到食堂里吃饭，家里不用再请保姆，在学校当老师又不擅长家务活的母亲也不用担心我们饿着了。

后来二邨又成立了生产组，加工作坊，与上海其他街道里弄一样，给文化不高没有正式工作单位的家庭妇女开辟了一条就业之路，在家门口干活挣钱补贴家用，提高了家庭妇女的地位。我们这些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和原先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孩子之间，逐步缩小了差距，在一条弄堂里愉快地无忧无虑地玩耍着，学习着，成长着。

（五）

文革前的二邨，基本上已没有所谓的有钱人和穷人之分，因为绝大部分二邨的家庭都是工薪家庭，几乎没有吃定期利息的资本家家庭。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无非是远洋公司的船长家，或者海运局的局长家，但他们的子女也尽量和我们这些普通职员和工人家庭的子女，保持着同样的衣着打扮，勤劳简朴，避免露出与众不同的外观，以防被人批评他们小资情调，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时的二邨，可以说是一个正在走向比较和谐缩小差别的小社会吧。

二邨的弄堂很宽敞，适合儿童玩耍。大弄堂小弄堂，都曾经是大人小孩学自行车的好地方。有一年，我父亲用多年零存整取的钱买了新车，我们兄妹三个都在弄堂里学，哥哥一周就学会了，他的难兄难弟哥们也学会了，随后妹妹和她的小姐妹也学会了；到最后，胆小体弱的我也学会了。在感谢那辆自行车的同时，真应该感谢那个弄堂，孩子们在那里学车是多么的自在安全，没有被轿车撞伤的危险。虽然二邨居住着好些领导干部，海运局的局长处长科长，南下军转干部，起义归来的国民党高级船长大副，每天也有小汽车进出，毕竟没有现在的暴发户那么嚣张跋扈不可一世横冲乱撞。他们对人也都和和气气，彬彬有礼。

记得住在我家前排弄堂的老红军、老山东、海运局军转干部隋老伯，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在弄堂里义务打扫卫生冲阴沟。其实那时候弄堂挺干净，除了有专职的环卫工人，居民也比较自觉，而且居委会每周一次检查卫生，通知大家除四害打扫卫生通阴沟，弄堂环境并不差。但老革命就是闲不住，总是以身作则带头打扫，在居民中形成良好的风气。根本没有现在我们居住的小区那样经常发生污水遍地无人过问高空抛垃圾司空见惯的恶劣现象。二邨象隋老伯这样的老革命还有，他们穿着朴素，态度和蔼，平宜近人，尽管工资不低，但他们总是和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艰苦朴素。

（六）

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以后，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人民的生活也相对稳定，居住在二邨的大人们，反右时的紧张担忧谨慎和自然灾害时期的困窘压抑都烟消云散，邻里之间相互问候称道也多起来了，穿着打扮相对更加整洁得体，夏天弄堂里打牌闲聊，气氛显得轻松愉快起来， 孩子们也更加活跃健康。过年时，邻里之间大多相互拜年问好，大人多在一个系统单位工作，孩子多半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孩子们之间即使大几岁小几岁不是一个年级都无关紧要，反正都从小在一块长大，都熟悉认识。多少年以后我家老头始终没弄明白，与我经常保持来往的究竟是我的同学还是我哥哥的或是我妹妹的同学？怎么年龄与我不一样？他总开玩笑说你们是“打统仗的”。这不正是二邨孩子的特点吗。

大部分的二邨家庭，大都是海运局的高级船员、船厂的科室干部、知识分子家庭，也有部分后来搬进来的军转干部家庭。他们普遍经济条件不差，家教良好，对子女的学习要求严格，不打骂不训斥不放纵不娇宠，孩子们也都争气好学上进，不淘气不闹事不刁蛮，受到老师的喜爱赞许。每次中考，二邨孩子考取重点中学的比例，比周围弄堂总要高出许多。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大多数应该都能高中、大学毕业，通过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学有所成，事业有成。

在我的记忆里，二邨的孩子很少有流里流气不读书不上进不听父母话不孝敬不尊重老师的，极少有违法犯罪盗窃坐牢教养改造的，也少有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到付不起学费的。

六十年代初的二邨，晚饭后的弄堂里，除了能听到收音机广播的声音，还常常能听到一些人家的窗口飞出朗朗书声、歌声、钢琴声、笛子声、手风琴声，甚至还有古筝二胡扬琴声，那是这些人家的孩子或正在学习，或正在培养兴趣爱好，或正在为子女的前途打基础。那样的声音，也激励我们这些正在长知识长身体的同龄人不逊于其他的孩子们，不是看书学习就是培养业余爱好，似乎我们这些二邨的孩子都有着美好的理想的未来。

（七）

十年动乱的厄运也同样毫无例外地降临到二邨居民的头上。报纸广播单位大街小巷，传递着来自高层的权威声音，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其实就是疯狂的政治动乱和理性扼杀。先是大字报，把张三李四家的陈年旧账老底都翻了出来，而且不断地添油加醋歪曲事实甚至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你攻击我，我污蔑你，都是署名革命群众。接着就是抄家，没收家庭个人财产，单位抄了红卫兵抄，红卫兵抄了工人造反队抄，后来发展到居委会也不知哪来了一帮来历不明社会青年散兵游勇抄，只要是被曝光这家人有点问题，似乎谁都可以来踩上一只脚。大街上弄堂里穿着时髦点、衣服裤腿小点的遭了殃，烫过头发的遭了殃，抹过一点口红的也遭殃，被批斗，被侮辱，被剪头发剪裤脚，被泼墨汁，甚至被棍棒打。连平日里斯文胆小的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变得不可理喻，变得疯狂。       

北京有胡同和大院，上海有石库门弄堂和花园洋房，但是二邨与他们都不同。由于住的都是海运局港务局打捞局职工家庭，它的海派风味，夹杂着南来北往的船舶文化，海洋文化。

二邨的变迁，也折射出上海几十年市井生活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