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天早上，体弱多病的母亲已经怀孕9个月，可她不愿在家休息，而是坚持上班，心想着自己的工作岗位。那时她还是个共青团员，正在争取入党。她拖着大肚子和父亲一起挤车从虹口去浦东的上海船厂上班。到浦东要坐摆渡船，上岸时正好退潮，船比码头低一大截，母亲上不去，父亲在码头上用力往上拉了母亲一把，不料母亲一阵腹痛，大汗淋漓，腿软下来，鲜血流了出来。父亲和同事连忙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母亲送到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我于生于1952年3月16日，上午八点四十分艰难降临人世，比医生给我母亲预定的产期整整早了一个月。我又瘦又小又黄，看上去严重营养不良，手上脚上皮包骨头，简直没什么肉。哭的声音像猫叫，十分轻微，连吃奶的力气也没有，只能靠护士用滴管喂。医生只好把我放在暖箱里，放了一个月。

母亲生了病，卧床不起，什么营养品也吃不下。其实那时候也没条件买什么营养品或补品吃，只是一些普通的食品，可母亲胃口很差，由于不能喂我，奶水也很快回掉了。母亲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身体十分虚弱。父亲无奈，只好给我找了个奶妈。可奶妈的儿子已经两岁，她基本上已没什么奶水，所以我只能靠吃奶糕过日子，而且吃得很少。似乎没力气吃。很久了，隔壁邻居都不知我家添了小孩。以后几十年，我身体素质一直很差，多病多灾，无论吃什么营养补品怎么也调理不好，也许是先天不足，基础没打好的缘故。

(我和母亲)

奶妈是绍兴人，姓徐，和母亲年纪相仿。奶妈皮肤白皙，眉清目秀，干活勤快，仔细。她丈夫因病去世时她才二十多岁。为了两个年幼的儿子，她在夫家忍气吞声生活了好几年，终于，由于夫家人的歧视，她自己出来找工作。由于不识字，只好到上海来做保姆。幸好我母亲待她亲如姐妹，情同手足，教她读书识字，扫完文盲，读到高小毕业，学会了写信。后来母亲还介绍她找到了正式工作，到国有企业当了工人，退休后得以返乡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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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我出生以前，母亲身体已经不好了。母亲身体不好是有原因的。说来话长。解放那年，她的七妹交了个男朋友，两人都只有十七岁。男朋友的父亲被当地当作恶霸地主刚刚镇压，所以我外公外婆坚决反对女儿与这样的人家交往。由于遭父母反对，我的七姨便离家出走，登报声明与父母脱离关系，跑到上海投奔三姐——即我的母亲。我母亲很正统，又是孝女，反对妹妹这种做法，但经不住他们苦苦哀求，只好答应暂时收留他们几天。可他们一直不肯走也没地方去，我父亲只得给妹夫找了份临时工作，到居民区送牛奶。没想到这位七妹夫是个纨绔子弟，趁我七姨生孩子住院的机会，居然到一位国际海员家，与那位闲得无聊的海员太太上演了婚外恋闹剧，搞得人家差点家庭破裂。我姨夫被辞退了工作，被派出所拘留。为了让七妹夫重新做人，我父亲不得已将他保了出来，给他们介绍了去外地工作，送他们两夫妻去了东北。我母亲觉得自己引狼入室，上对不起父母，下害了妹妹，于是郁郁寡欢，饭也吃不下，一下就病倒了。那时母亲正怀着我，使我无辜遭了殃。

母亲在这期间还错失了一次很好的工作机会。那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招聘对外英语广播的播音员。母亲通过了考试，在五千多名报考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仅有两名被录取的人中的一名。可惜由于生病和生孩子，没及时去报到，放弃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俗话说祸不单行。我还未满月，又发生了一件影响我一生的大事。父亲厂里正在搞三反五反，这场以经济斗争形式出现的政治运动使许多涉及经济工作的人人心惶惶。我父亲是管钱的，一向谨小慎微，却也莫名其妙受牵连。父亲厂里有人借钱为单位买东西，发票丢了没报账，使我父亲帐面上少五十元现金。这本来根本不是父亲的责任，可对方是党员干部，领导相信他；而我父亲出身不好，容易成为怀疑对象。对方一口咬定发票已经交给了父亲，检查组便把父亲留厂关押起来。父亲平白无故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

母亲起初以为父亲在厂里加班，可好心办坏事的邻居却把厂里的风言风语和父亲受审查的情况透露给母亲听。母亲又急又担心，深受刺激，加重了病情。她茶饭不思，彻夜难眠，严重神经衰弱，发展到不吃不喝，精神恍惚，连我也不管了，甚至走出家门，不知要到哪里去找我父亲。

一周后厂里查清了情况把无辜的父亲放回家，可母亲已经神志不清了。幸亏乳母日夜带着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乳母后来曾对我说，父亲从小喜欢我哥哥和妹妹，不喜欢我。现在回想起来，父亲那时回到家里，看到的是一片凌乱的景象，母亲精神恍惚，我又黄又瘦，一个小病鸭，他怎么会有心情来喜欢我呢？他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给母亲治病了。幸好在父亲和医生的努力下，母亲的病渐渐有所好转，一年多以后基本痊愈了。

但也不能说父亲不喜欢我。父母其实在我身上用的钱最多。我经常生病，虽说都是母亲请假陪我看医生，可父亲总会帮我买些水果点心甚至衣服，害得妹妹眼谗嘴谗。躺在病床上，看到父亲放在边上的东西，我知道父亲其实对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我妹妹有一双百里挑一的大眼睛，而且非常聪明伶俐，又健康又漂亮又乖巧，就像父亲为她取的名字“天真”，天真活泼，实在讨人喜欢，就把我比下去了。

母亲似乎更喜欢我一些。从她为我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我的名字“天琳”是母亲大学时代的笔名。哥哥的名字也是母亲取的。当年母亲喜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为庆祝上海解放游行时扭秧歌还差点流产把哥哥扭掉了）就给哥哥取名“天明”，母亲从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由于哥哥顽皮，我老实听话，所以母亲更喜欢我。

我上过托儿所，和我哥哥在同一个地方。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很老实巴交，很弱，常被男孩欺负。有一次小朋友欺负我，哥哥去打还人家，还被踢伤了。我开始记事是三岁时。只记得妹妹还在吃奶，哭声很响亮。她很早就长了门牙，有一次把母亲的乳头都咬痛了，其实母亲那时奶水很多的。家里虽有保姆，但母亲要上班，妹妹又小，母亲想让我上幼儿园。母亲抱着妹妹，用很和蔼可亲的口气低下身问我，去上幼儿园好吗？我点点头。我记得上的是小班。在我们居住的海运局职工家属宿舍二村里。我在幼儿园很喜欢唱歌跳舞，又很听话，老师很喜欢。印象最深的有两个阿姨。一个又高又瘦，好像姓张，是北方人，一口山东腔，人很凶，动不动骂人，训人，小朋友背地里叫她霉娘，当面谁也不敢响；还有一个阿姨矮矮胖胖的，大概是姓李，是南方人，很和气，讲普通话，声音软软的，小朋友都喜欢她，亲近她。

六岁时我出了一回名。母亲喜欢弹钢琴。因我家没钱买大钢琴，她就帮我买了一架玩具小钢琴，教我弹简单的歌曲。我五六岁时就会弹几十首儿童歌曲。母亲曾想送我去朋友家学琴。可我胆子小，不敢一个人去，母亲又没空陪我去，便只好放弃。幼儿园老师知道我会谈小钢琴，在六一儿童节前夕让我表演。那天来了个海运报的报社记者，老师便要我单独到另一个房间，把外衣脱了，穿着草绿色的毛衣弹了六七首曲子给记者听。第二天是六一儿童节，父亲下班回到家，高兴地让母亲看报纸，原来海运报上登了一张很大的我在弹奏小钢琴的照片。他们问我，我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照的相。母亲把报纸剪下来，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