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收到以群弟发来的十几张黑白老照片，是他们一家和我们一家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一起聚会时的照片。令人感慨万千。看着这熟悉的画面，熟悉的面孔，我的眼眶湿润了，模糊了。我们全家和以群弟家一起团聚时的场景，亲人们当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我们两家的友谊要追溯到上辈人。1947年以后，我的母亲在武汉华中大学教育系求学。她同寝室的最要好的朋友就是以群弟的母亲方婉芝，一个灵秀大方的江南女子，说软糯的吴语，却有男孩的爱运动气质。虽然她们俩不是一个专业不是同班，但是不妨碍她们成为最要好的闺蜜。

同为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武汉东湖边上的华中师范大学留下了她们青春的足迹。从小体质柔弱多病的母亲跟着方婉芝迷上了体育，她们在校园一起学自行车、一起荡秋千、跳高跳远、表演大型团体操等。至今还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足见她们的友谊有多深，兴趣爱好多么相同。

巧的是1949年母亲远赴上海与父亲结婚后不多久，方姨也在毕业后嫁到上海，成为年轻的工程师过仁华叔叔的妻子，她俩又能经常来往了。

她们分别从事了与自己的专业对口的职业，同时开始了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生涯，但是她们俩的姐妹情并未淡化而是延续到了她们的下一代。

于是就有了小时候的我、天明跟随父母与方姨一家虽不算很频繁但每年都不少的往来聚会和留影。后来的几年，又陆续增加了天真、以平两个小妹妹。过叔叔和我父亲乐于充当给大家拍照的摄影师和会餐的厨师。方姨老是夸我母亲福气好，说我爸厨艺高。其实过叔叔也是能干的模范丈夫。

我们的父母都是湖南人，在上海没有什么亲戚，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走方家就是走亲戚。逢年过节，常常不是我们去方姨家，就是他们来我们家，除了在家里聚餐，打牌下棋，还一起去虹口公园等地方玩。从留下的这几张照片就知道，那时的我们两个家庭多么开心，多么温馨，多么友好。

尽管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的童年也遭遇到国家困难、物质贫乏的困境，我们的脸上也显露出营养不够，父母也明显比较消瘦，但是不妨碍一起我们这几个一起长大年龄相仿的孩子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过年时还没有等到父母安排聚会，我们就会询问父母，什么时候去方姨家。直到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我们的聚会才无奈地间断了。

十年动乱中我们两家的父母都历尽坎坷，遭受磨难，过叔叔和方姨还被迫迁往湖北宜昌工作，因为他们家还有一个年迈的老祖母要照顾，困难不小。以群弟先是到江西插队，后来根据政策才调到父母身边。

那些年的岁月实在是不堪回首。最令人伤感的莫过于文静秀气小巧的以平妹妹，患重病竟然无法治愈而英年早逝；对方姨一家是沉重的打击。幸亏他们家后来添的小弟弟以宏，在改革开放之后赴美留学，并学有所成，给父母些许慰藉。

以群弟80年代初忙于工作，辛苦操劳不慎患了肝病，因当地医疗条件差不得已回沪就医。但他没有一天荒废和沉沦，而是在治病期间努力学习，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自学考试拿到大学文凭。更意外的是他在沪病休期间日夜发愤苦读，竟然赢得了一位上海姑娘的芳心，不但嫁给了他，还使他得以按照夫妻分居的照顾政策五年后正式调回上海。

八十年代我们第二代人陆续结婚成家有了第三代，方姨还到浦东来过，与我们在父母落实政策以后分到的房子里聚餐。记得方姨还是那样的开朗乐观，说话还是那样的风趣幽默。她还是那样的赞我妈妈福气好，夸我爸爸做的菜好吃。可惜我们都没想到要多留下一点合影。还以为这样的欢乐可以一直伴随我们。

没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风烛残年过了七旬的老人们虽然看上去很健康，却突然先后病倒。过叔叔、方姨和我母亲都突发疾病卧床不起。在我母亲中风以后，方姨也患了同样的病，那之前她正在非常辛苦操劳地照顾病重的过叔叔。

两位老姐妹相互思念，同病相怜。以群弟带来了他母亲患病的消息和对我母亲的问候。在过叔叔去世后，我父亲和天明一起，还专程叫了出租车陪同半身不遂的母亲去了方姨家探望她，让两位老姐妹见上一面，相互了却思念牵挂之情。

如今两个老姐妹先后仙逝，离开了我们。而以群弟今年过年还不忘过年来浦东，带上营养补品，特地来探望我们九十高龄的父亲。

望着这些老照片，那愉快的记忆涌上心头，当年情景一幕幕如在眼前。两位妈妈，仁华叔叔，以平妹妹，你们安息吧。也许你们还能在天堂相会，解除孤独。

清明节到了，我把你们的照片放在开心网上，好让我们全家经常看到，也算寄托了我们的哀思，让你们永远陪伴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