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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我的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员》

已有 54 次阅读2021-1-30 17:56 |系统分类:史话


(七十年代末的父亲)

我的父亲葛荆门诞生于1923年,是60岁入党的中共党员,201758日去世,享年94岁,几乎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道路。作为一个花甲之年才入党的中共党员,虽然党龄34年不算很长,但是他的人生轨迹,是紧随着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而前行的,在晚年还获得过优秀党员的称号。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里,我记录下了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回顾、缅怀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形象。

父亲葛荆门,湖南岳阳人,出生在长沙。他自幼家境不错衣食无忧,读的小学中学都是重点学校。但抗日战争期间长沙大火,他家的住房被全部烧光,连他最喜爱的书也全部毁于一旦,父亲随学校搬迁到沅陵乡下逃难,躲过一劫。他那时最喜欢唱的歌就是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歌。

(抗战初期的父亲)

1942年,父亲考取四川省重庆商船学校,后并入交通大学,这是学校提供食宿的学校,毕业后还能提供到船上工作。由于我祖父生意失败祖母病逝,父亲作为六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想早日毕业工作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但抗战的硝烟使他毅然离开交大投笔从戎,成为那一批参军的一百多名川渝在校大学生中的一员。

1944年,父亲到重庆美国领事馆通过英语考试,担任了援助中国抗日的美军的翻译,来到云南昆明国军炮兵部队。经过严格训练,他们就从昆明开往前线。一路上,部队不断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日本军队骚扰拦截,死伤不断。部队从云南途径广西开往贵州遵义,然后向湖南进发。

1945年八月底,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抗战胜利了,父亲听说可以返校复学,便千方百计买到高价飞机票回上海交大,继续完成学业,还延长学习一年。 1947年,父亲毕业后进入上海船厂工作。

交大毕业集体照,中间左五为父亲。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上海船厂成为了船舶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企业骨干。由于冶金方面的技术人员紧缺,父亲服从企业需要,从船舶设计专业改行,订阅大量刊物书籍,发奋自学,逐步在冶金铸造方面攻克难关,从一窍不通到成为内行主管,成为冶金铸锻的技术权威。

从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时期到五八年大炼钢铁期间,为了国家的建设,父亲克服各种困难,夜以继日为造船事业付出了全部心血精力。他生活简朴,工作勤奋,虽然非常瘦弱,还在大炼钢铁中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但是他经常超时工作放弃休息。也基本上不请病假,连星期天也常常要到厂里加班加点。即使发高烧也只是吃一颗退热片压下去就又回到岗位上。

1958年,党号召工业企业科室干部下放农村锻炼,支援农业,大办粮食。那时母亲也在上海船厂工作,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他俩没有强调家庭困难孩子小,而是双双主动报名,千方百计克服家中困难,把我们三个子女(分别是8岁、6岁、4岁)全部交给了保姆,到市郊马桥人民公社当了下放干部,还把户口也都迁到西郊乡下。去的那天,厂长、党委书记亲自给他俩戴大红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扬了他们,敲锣打鼓送他们下乡。一年半以后,他们俩因为表现好,事迹还登过报,又先后被调回原单位上海船厂工作,还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先后到杭州疗养。

六十年代初,国家进入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父亲在上海船厂技术科工作,早出晚归,非常忙碌,非常劳累,营养不良,十分瘦弱,可是他从不注意休息。浦西到浦东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除了挤公交车还要摆渡,几十年如一日,父亲从来没迟到过。父亲也经常得到厂里的奖状,还派他出差到各地开会学习。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作为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美军翻译官,被冤枉打成“历史反革命”,在厂里接受监督劳动,回到家里还要到居委会报到,每天下班回来拖着疲惫的身躯挖防空洞忍受各种责骂、训斥。其实他除了七个半月的翻译官抗日经历,没有任何与共产党军队打内战的经历,但是那时处于运动中,无处申诉讲理。

那时候,我们家仅有的两间住房被海运局造反派勒令交出一间。我们三个子女全都离开了上海,下放农村或郊区。一次,抢占住房的造反派趁我母亲赴外地、只有父亲单独一人在家之际,他们冲进来寻衅滋事,把父亲打成重伤。父亲被他们踩在脚下肆意践踏殴打,被闻讯赶来的邻居送到医院抢救,开了刀。由于十年动乱时期法制不健全,肇事者却逍遥法外。

我听从父亲的话第一批报名下乡以后,父亲每周都给我写信,关心我的生活和思想,提醒我要好好向农民学习、努力学会干农活,服从当地干部的领导,努力争取自己的前途,不受他历史问题的影响。当他得知我被抽调到小学当民办教师,非常高兴,还鼓励我多看书学习。

在我下乡以后,父亲在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下,几次胃肠大出血,被医院报病危,不得已住进医院开刀,切除了大部分的胃,消化功能受到严重影响。那时他十分消瘦虚弱,还得了高血压、心脏病。我在农村十分担心他,但是父亲每次写信总是劝我和哥哥好好在农村劳动锻炼,听党话跟党走。他曾对我说,运动总归是运动,群众运动总会过头,也总会过去的。他要我们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他还说,我相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光明磊落,无怨无悔。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不用担心我,要照顾好你们的母亲,她身体不好,思想单纯。

粉碎四人帮给父亲带来了新生。厂里给父亲落实政策,平反冤案,摘除了“历史反革命帽子,让他恢复技术科的负责工作,还让我们搬到了浦东新建的职工宿舍。

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完全忘记了他已是花甲之年,忘记了一身病痛,他常常说,要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这话不是光对年轻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中老年人说的。父亲重新焕发青春,充分施展了才能,在技术科科长的岗位上大显身手,积极努力工作,参与技术革新,热心带徒弟;他参与编制修订了许多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条例,规章制度,管理守则,等等。晚上回家他还自学日语德语法语,让我觉得汗颜。

父亲在数百名符合申报条件的人中,百里挑一在中船公司首批考取了高级职称,还担任了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81年以后他两次出国,到欧洲的德国、丹麦、瑞典等国考察、学习。在那段时间,他不但学习了外国的西方先进技术,为企业购买进口设备,还千方百计节约了外汇。那时有领导带队出差,集体挪用公款购买私人家电中饱私囊,造成恶劣的影响;而父亲带领的出国考察团队由于节约公费开支而在公司出名,他的所谓“抠门”行为虽然被少数同行者提意见,却得到了企业和上级公司的表扬。父亲对党和国家对国有企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多次得到了表彰。

父亲六十岁那年,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被光荣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还被评为厂优秀党员。他在技术科长的岗位上一直干到65岁退休。家里放满了他的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包括厂里公司里和市政府的奖,科技进步奖,先进工作者奖,发明创造奖,等等,有一大摞。

退休后父亲继续被船舶公司和厂里聘用,一直工作到75岁。后来由于母亲中风需要他照料,他才离开工作。但是在家里,他并没有停止对企业的付出。直到 80多岁了,他还坚持不计报酬,到船舶公司担任技术顾问和英语翻译。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载着父亲,浦东浦西来往顶风冒雨地发挥余热。许多人说,葛老这么大岁数图什么啊,这样卖力,又没有什么报酬。他笑笑,依旧乐此不疲。其实我们知道,他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把自己的技术、经验传播给后辈。

他的许多老同事、老上级、老下级在他过生日之际,都会邀请他一起聚餐。父亲胃不好,根本吃不了什么,但是徒弟们写的诗画的画送给他,让他很高兴,他很有成就感。有人不理解他:只因当过七个半月的美军翻译却受了很多年的冤屈,为什么还要加入共产党?父亲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共产党纠正了错误搞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把人民引向幸福生活,是伟大的。

直到父亲退休65岁以后,他还是每月按时参加党组织生活,按月缴纳党费,而且比规定多交一倍。哪怕生病住院,他都从来没有漏掉一次,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帮他交党费,还要多交特殊党费,支援困难群众。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每年都收到交大校友会请帖,让他参加校庆活动。他每次都会去给学校捐款,表达他对母校的情谊。

(父亲九十岁在家门口)

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父亲很兴奋,每天看电视新闻,看抗战剧,在家里房间里唱抗日歌曲给我们听。交大学生档案的解密,有关部门人员的采访,报刊杂志刊登了他们这批从军大学生的光荣而真实的历史,以及我在社科院组织的抗战老兵子女座谈会上发言,都让他获得了一些安慰。

2016年在父亲93岁生日之前,父亲拿到了抗战老兵的证书和勋章。在接受交通大学校史编辑人员的上门采访时,他说,那么多人为抗日而牺牲了,我还活着,所以我是幸运的;能不能得到认可和补偿,无所谓了。

父亲93岁那年,病重住院,始终头脑清醒,思维记忆清晰。船厂和社区的领导,我们的亲友,都曾经多次到医院探望。父亲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得到医院医生护士护工的一致赞誉。

(父亲住院被抢救成功后感谢医护人员)

父亲虽然终于远去,但是他平凡的人生,彰显了一个普通的老共产党员、老知识分子的爱国奉献的情怀,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2021..130

(父亲接受对抗战老兵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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