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前一刻的二邨)

（一）二邨的前世今生

招商二邨，地处上海市虹口区的青云路上，曾经是民国时期招商局高级职员家属宿舍。由于在同心路上有个招商一邨，于是青云路的这个自然就叫做二邨，它建造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是新式里弄住房，也是我的出生地。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居民片区。

我自出生以后就和父母、全家居住在二村，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从那儿上山下乡去江西农村，长达十七年。回城后又回到二邨，两年以后随父母搬到浦东。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虽然离开二邨的时间远远比住在那里的时间要长得多，但我总感到我仍然属于那里，那里是我的家，是我这个远离家乡的游子永远的牵挂。在我心灵深处，二邨有许多亲切的、温暖的、难忘记忆。它好像会永远在那里，也在我的心灵深处。

（母亲抱着不满一岁的我，在弄堂口)

在2018年，年迈衰老破败不堪的二邨终于等来了它的凤凰涅盘，浴火重生。二邨在旧城改造中被拆迁了，将在原址建起一片新的高楼大厦，高档商品房群落。我的那些发小老邻居们，也大都分搬到新的住宅，迁往城市的各个角落，或者拿到几百万的动迁安置款，------“穷人”翻身了。虽然我们家七十年代末早已离开，但也由衷地为二邨老邻居们高兴。

（2017年发小与二邨做最后的告别）

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看到童年的朋友发到网上的二邨那几年的照片，二邨已经破败衰落得面目全非。毕竟半个世纪过去，因为房龄和资金的问题，有关物业已经放弃了对它的再维修。这让我哀叹不已。二邨曾经是多么的青春亮丽，多么的温馨亲切，多么让人魂牵梦萦，多么让人骄傲自豪。现在它老了，红颜褪尽了，如一个履历丰富饱经沧桑的老者，在经历了沧桑以后无奈地面临衰亡的结局。

（我们住了十七年的78号）

1949年以前，作为民国招商局的高级员工宿舍，二邨住的全是上海招商局的局级高层管理人员、中波公司远洋轮船长、轮机长、工程技术人员，隶属海运局从事海上运输货轮油轮船上的船长、大副、二副、三副，轮机长、大轨、二轨.....高级远洋水手、船舶设计院的高级白领等。他们携家带口住在这里，享受民国政府的半供给制，清一色是租用房，没有一户私人产权房。解放以后，二邨整体由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政府接管，成为海运局职工宿舍，以后陆续搬进来一些共产党的南下干部及一些海运局的船员。

(面临拆迁的二邨仍旧有当年原始的的风范)

二邨房屋的建筑风格比较中规中矩，是独门独户、一室二户的二层楼房子，有点像连排别墅，但是没有那么豪华。与石库门房屋所不同的是，它没有亭子间、小阁楼，也没有佣人居住的房间，没有客厅没有书房，都是正气朴实的住房。楼上居民也不用从后门上下。二邨的房屋结构比较开放明亮，房间不大不小，南北通风，窗户明亮。独立厨房有煤气，独立卫生间有浴缸，楼顶有晒台，楼下有天井。非常宜居、合理。

二邨见证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变迁。据我父亲说，上海解放那天，因为摆渡船不开，无法到浦东的上海船厂上班，他就是住在二邨的职工集体宿舍里，几个男青年一起迎接解放的。父亲亲眼看见弄堂里地上到处堆满国民党军队扔下的枪，与他一个寝室的招商局年轻职工就说，国民党军队投降了，不打仗了，以后可以放心到浦东的船厂上班了。不过也有很多高级海员的家属，她们的男人随船去了台湾或欧美，回不来了，让她们成为以后几十年的留守妇人。

二邨地处虹口区与闸北区交界之处，靠近西宝兴路，还靠近宝兴殡仪馆，属于所谓下只角地段。它的四周几乎全被低矮拥挤嘈杂的棚户区包围，但它宽敞的弄堂，整齐划一方正的房屋布局，修整完好的绿化，安宁洁净的环境，不似石库门胜似石库门的居住条件设施，使它在青云路上如立于鸡群之鹤，也使居住于此的居民有不逊于上只角地区的自豪感、优越感。这里一共建有14幢二层楼房，共94个门牌号。二邨没有别墅的豪华幽深，没有石库门的冷傲闭锁，它更多一份平民味亲切感，又比一般的工人新村高档、精英化。

母亲(左)与闺蜜方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母亲刚结婚后）

50年代初，建有被居民称为前操场、中操场、后操场的三块公共绿地，进入二邨大门口，就是前操场，地方不大，种了一些花草树木。各小弄堂、各家门口还有小花坛，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中操场在1958年，用一半的地方盖起了居民食堂。中操场的另一半建起了儿童乐园（中操场位于当时的家属幼儿园后面），儿童乐园里有滑梯、翘翘板、踏水车、大转马……当时虹口公园的儿童乐园也不过如此。后操场有抗战时留下的水泥碉堡，是孩子们捉迷藏，逃“江山”的好地方。

（七十多年前的碉堡遗迹）

由于上海地皮紧张，后操场后来又建造起两幢楼房，安置了一批海运局职工家庭居住。

（母亲和二姨带着我和表姐海陀）

招商局由解放军军管会接管之初，二邨大门口依然有人持枪站岗。我的父亲和几个同样年轻的、在船厂工作的同事，集体居住在二村91号内。那时那个屋子还是集体宿舍，但后来因为室友兼同事熊先生要结婚，91号房便让给了他，父亲被另外分配到78号楼上。他把母亲接到那里成婚，我哥哥和我、妹妹先后在那里出生。

（父母抱着哥哥和我，摄于1953年）

从五十年代起，二邨以每一排楼房为单位建立一个居民小组，整个二邨成立起一个海运局家属委员会（后来改为居民委员会），我的母亲也曾经担任过家属委员会的志愿者干部。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整个居民区也演绎着风云变幻的故事。生长在这里的几乎与新中国同龄的孩子们，与二邨一起经历着它的变化。

                       （二）宜居家园

二邨的房子，曾经给我留下许多温馨的回忆。——如今生活在高楼大厦洋房别墅里的独生子女哪里能体会到我们那时的那种乐趣。小时候我们常在房间里前前后后地跑，“躲猫猫，办家家”，走“勇敢者的道路”，还披着床单充当古装，表演戏曲。曾经记得，我和哥哥、妹妹的学习小组都是开在我们家的。因为老师们认为二邨住房宽敞条件好，学习小组理所应当开在二邨的孩子家里。房间不够用，厨房里也能开学习小组，我们家六平方米的厨房居然能放一张方桌，容纳我们一个学习小组的同学集体做作业。二邨的孩子们和家长也大多乐意把棚户区的同学请到家里玩，学习，看课外书，做游戏。

我们曾经把同学们的课外图书凑在一起办小图书馆。每人只要拿出几本书，放在一起就有满满一大箱子，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书；既方便大家轮流借阅，更省下了父母的钱。我们还自己动手制作幻灯片在弄堂里放，成为学雷锋义务宣传员，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夏天放暑假时，孩子们还常常在弄堂里排练文娱节目演出，表演给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哥哥姐姐看。二邨成了有文艺特长的孩子们展示才能的露天舞台。

记得我们家，除了是同学们的游戏天堂，还是同学们第二个快乐美食之家。我们兄妹三兄妹各自的同学，常常与我们一起分享父母留给我们的点心，水果，零食。老师更是常常教育我们不能分邨里邨外，不可以有嫌贫爱富的想法。

到夏天，我们在二楼房门口的走廊处铺上席子，就能睡午觉。把靠晒台的门一开，南北通风，根本感觉不到热。晚上，还可以睡到楼底下的弄堂里，把地下用凉水浇湿了降温，搭张竹床，几个孩子躺在上面，一夜到天亮也不会醒，舒服极了，那时候虽然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可也根本用不着。

那时候几乎家家都这样，二村弄堂里的夏天夜晚，一张张竹床边，大人聊天小孩玩耍，打着扑克，摇着蒲扇，也是一道民俗民风的生活风景线。没有战争和灾害的侵扰，没有环境空气的污染，没有大车小车占道碾压孩子的担忧，没有劣质食品的毒害。宽敞的大弄堂小弄堂里，晚上在室外睡觉的人们数着头上的星星，不用担心失业问题，医疗费问题，物价上涨问题，住房问题，-----一切显得那么悠哉悠哉！

二邨的房子令人怀念，是因为它有很多优点。环保节能，冬暖夏凉。整栋楼座北朝南，方方正正，两间主房，一南一北，前后通风，窗户明亮，透光性好，适宜居住，夏天无需电扇，冬天无需烤火。跟21世纪新型的高楼住宅相比，二村的建筑其实更加科学合理节能环保。很多现代化的高楼洋房，在这方面真的比不上它。

二层的木楼梯，老少咸宜，不会担心爬不动，上不去，更不用担心停电开不了电梯。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坐在二楼的楼梯门口乘凉，一不小心摔了下去，从二楼滚落到底楼，保姆吓得不轻，可是我居然安然无恙。还听说有小孩从楼上窗口掉下去没伤着筋骨。

二邨的晒台，可以晾晒楼上楼下两户人家的衣服，还可以养鸡鸭，种花草，喂鸽子，捉麻雀，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常常爬到顶上去看焰火，不用到外滩人民广场被挤掉鞋。二邨的楼下天井，是独家使用的。一个小小的空间，让空气流通，有门通往后弄堂，夏天非常凉快。有人在天井里养鸡养鱼养花，洗洗晒晒，别有一番乐趣。

夏日的夜晚，大弄堂里有时拉起了白色银幕放映电影，有时搭起了舞台演出种类节目。这在当时的上海可是一个非常让人眼馋的，环境相当舒适的生活小区啊。

二邨每个门楼的两旁都有绿化花坛，种满了矮冬青树。记得小时候母亲常特地到楼下，在花坛里种上各种各样的花，让一年四季，姹紫嫣红，郁郁葱葱。这地方虽然不是什么高档别墅区，但也让人觉得环境幽雅，清静宜人。

（三）邻里之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二邨的大人们的工资收入也不是很高的，每家也有好几个孩子，但二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还在城市平均收入水平之上。比起那些棚户区居民，特别是享受国家助学金吃国家补助的家庭来，毕竟要好得多。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有配给的鱼肉蛋，虽然不多，但是弄堂里饭菜飘香，大人小孩穿着新衣服新鞋子，放爆竹吃糖果，走东家串西家拜年问好，也没有吃不饱穿不暖交不起学费的。

但是也有困难的时期。有几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粮食凭粮票配给供应，梗米籼米面粉限时限量；还有油票豆制品票布票火柴票香烟票棉花票。连买个饭碗买刀草纸也要凭证配给供应。甚至连买红薯也不例外，凭户口本购粮证排队买。每次运红薯的大卡车一来，停在食堂门口，大人们争先恐后排成了长队，小孩子们就蜂拥而上，捡那些卸车掉下来的小红薯头子。可见二邨的人们也面临物质供应紧张的困惑。

还记得有一户人家，那时他们家共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是我哥哥的同学，他母亲就是自然灾害中死的。非常可惜。那年他母亲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卫生习惯，因为大毛巾很紧张买不到，要凭棉制品票才能买，他母亲就给四个孩子每人买了一条不凭票的小方白毛巾（就是现在饭店里宴席上每人面前都会放一块的那种白色小毛巾）。当时他母亲是不拿工资的居民小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志愿者”义工。可是偏偏这件事给邻居知道了，往居委会一举报，当时就认为她是抢购紧张商品，制造紧张局势，是不爱国、不能为国家分忧的落后表现。于是她受到严厉的批评指责，舆论谴责。她实在气不过，想不通，难以接受，当晚就上吊自杀了，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一家人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一个年轻的母亲就这样丢弃了生命，非常令人痛惜。

二邨的人际关系其实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从1957年反右就开始紧张起来的。当然这是大人的事情，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基本上还是无忧无虑的。

（四）欢乐童年

二邨大弄堂的大门口原先有铁门，在1958年大跃进时被当作废钢铁拆除，去炼了钢支援国家建设，后来就没有大铁门了。

五十年代初，二邨里建起了海运局幼儿园，接收居住在这里的海运局系统的职工子女，收费很低，离家近，阿姨们也很和蔼可亲。家长每天接送小孩十分方便，上下班顺便就接送孩子了，根本不用老人或者保姆接送。二邨的幼儿园让我们学到不少本领。读过幼儿园的孩子，大多会唱会跳，识字懂理，有礼貌有纪律。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每天吃点心水果睡午觉，还学习唱歌跳舞，老师总说我们生活在蜜罐子里，幸福的阳光下。

记得我曾经在大班时，六一儿童节那天上了报纸。其实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一切，只是知道来了几个拿照相机的人，然后老师叫我到单独的一间教室里，穿上好看的绿毛衣，用儿童小钢琴弹几首歌曲给他们听，那些带照相机的就拍了照。母亲把六一节的报纸收藏了几十年。她曾经学过钢琴但没有走上艺术道路，对女儿寄托了很大希望，手把手教我弹琴。可惜后来我并没有学下去。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二邨兴办了食堂，一批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有了工作，到食堂当炊事员，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增加了家庭收入，也解决了许多双职工子女的吃饭问题。母亲在中学当教师，没有时间做家务，让我们三兄妹都到食堂里吃饭，家里不再请保姆。后来二邨又成立了生产组，加工作坊，与上海其他街道里弄一样，给文化不高、没有正式工作单位的家庭妇女开辟了一条就业之路，在家门口干活挣钱补贴家用，提高了家庭妇女的地位。我们这些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和原先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孩子之间，逐步缩小了差距，在一条弄堂里愉快地无忧无虑地玩耍着，学习着，成长着。

（五）弄堂印象

文革前的二邨，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有钱人和穷人之分，也没有多少阶级成分的区分。因为绝大部分二邨的家庭都是工薪家庭，既没有吃定期利息的资本家家庭，也很少有吃补助的贫困家庭。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无非是远洋公司的船长家庭，或者海运局的局长家庭，但他们的子女也尽量和我们这些普通职员和工人家庭的子女，保持着同样的衣着打扮，勤劳简朴，避免露出与众不同的外观。那时的二邨，可以说是一个正在走向比较和谐、缩小差别的小社会吧。

（我和妹妹在楼下花坛前，背后的丝瓜是母亲自己种的，我们手里拿着黄金瓜，摄于1957年夏)

二邨的弄堂很宽敞，适合儿童玩耍。大弄堂小弄堂，都曾经是大人小孩学自行车的好地方。有一年我父亲用多年零存整取的钱买了新车，我们三个孩子都在弄堂里学，哥哥一周就学会了，他的兄弟哥们也很快都学会了，随后妹妹和她的小姐妹也学会了；到最后，胆小体弱的我也学会了。在感谢那辆自行车的同时，真应该感谢那个弄堂，孩子们在那里学车是多么的自在安全，没有被轿车撞伤的危险。虽然二邨居住着好些领导干部，海运局的局长、处长、科长，南下军转干部，起义归来的国民党高级船长大副，每天也有小汽车进出，毕竟没有现在的暴发户那么嚣张跋扈不可一世横冲乱撞。他们对人也都和和气气，彬彬有礼。

记得住在我家前排弄堂的老红军、老山东、海运局军转干部老隋，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在弄堂里义务打扫卫生冲阴沟。其实那时候弄堂挺干净，除了有专职的环卫工人，居民也比较自觉，而且居委会每周一次检查卫生，通知大家除四害打扫卫生通阴沟，弄堂环境挺干净。但老革命就是闲不住，总是以身作则带头打扫，在居民中形成良好的风气。根本没有污水遍地无人过问高空抛垃圾司空见惯的恶劣现象。二邨象老隋这样的老革命还有，他们穿着朴素，态度和蔼，平宜近人，尽管工资不低，但他们总是和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艰苦朴素。

（六）邻里之间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以后，六十年代中期，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人民的生活也相对稳定，居住在二邨的大人们，反右时的紧张担忧谨慎和自然灾害时期的困窘压抑都烟消云散，邻里之间相互问候称道也多起来了，穿着打扮相对更加整洁得体，夏天弄堂里打牌闲聊，气氛显得轻松愉快起来， 孩子们也更加活跃健康。过年时，邻里之间大多相互拜年问好，大人多在一个系统单位工作，孩子多半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孩子们之间即使大几岁小几岁不是一个年级都无关紧要，反正都从小在一块长大，都熟悉认识。

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的二邨家庭，他们普遍经济条件不差，家教良好，对子女的学习要求严格，不打骂不训斥不放纵不娇宠，孩子们也都争气好学上进，不淘气不闹事不刁蛮，受到老师的喜爱赞许。如果没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大多数应该都能高中、大学毕业，通过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学有所成，事业有成。二邨的孩子很少有流里流气不读书不上进不听父母话不孝敬不尊重老师的，更极少有违法犯罪盗窃坐牢教养改造的，也少有家庭经济条件困难到付不起学费的。

六十年代初的二邨，晚饭后的弄堂里，除了能听到收音机广播的声音，还常常能听到一些人家的窗口飞出朗朗书声、歌声、钢琴声、笛子声、手风琴声，甚至还有古筝二胡扬琴声，那是这些人家的孩子或正在学习，或正在培养兴趣爱好，或正在为子女的前途打基础。那样的声音，也激励我们这些正在长知识长身体的同龄人不逊于其他的孩子们，不是看书学习就是培养业余爱好，似乎我们这些二邨的孩子都有着美好的理想的未来。

当然那时候也有出身成分的困惑。我们弄堂里几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初高中毕业生，由于家庭有海外关系，或者父辈有人去了台湾，就会被报考学校不录取，成为社会青年，居委会动员他们去新疆或者去支援三线建设。也有年轻人主动响应党和政府号召自愿去支援新疆和大西北的。无论何种方式，因为都是去建设，我们小孩子也没有觉得他们受了歧视。弟弟妹妹们的学习也没有受影响。

 

（七）、学习氛围

50年代至60年代被称作“海运局二邨宿舍”的住宅小区，有过两次扩建再造，搬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形成密密集集99个门牌号；满满当当近三百户人家；热热闹闹三、四代人家的小社会。由于每户中的“当家人”几乎都在同一个“海运系统”谋职，或是同事、或是同乡、或是同船、或是上下级......邻里之间知根知底，相当熟悉，来往甚密。对门对窗可以聊天，楼上楼下从天井里对话。

这里多数家庭组合形式是：夫妻俩与至少三个孩子组成的五口或五口以上的一家。五口之家拥有青云路167弄一个号门中的一个楼层就是一个独立单元，属于很舒适的小家庭。二邨里的孩子，大多数享有一种小康家庭的优越感，同时也肩负着长辈们望子成龙的职责。在相互攀比、相互友爱、相互效仿、相互支持中迅速长大。复兴中学、复旦附中、师大附中；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海运学院.......是孩子们走出二邨的理由和目标。

每年暑期中、高考发榜的日子，总有那么一群孩子们会早早地在大门口等候邮递员的到来，然后跟在自行车后面一家一家的跑。录取的喜讯很快就传遍了全二邨。因为每年都有不少考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所以，发榜的日子就大家就像过节似的特别兴奋。那些考上清华、北大的大孩子很自然地就成了小孩子们心中的偶像。二邨孩子的读书氛围是不言而喻的。

                                                 （ 八）、动乱年代

十年动乱的厄运也同样毫无例外地降临到二邨居民的头上。报纸广播单位大街小巷，传递着来自高层的权威声音，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其实就是疯狂的政治动乱和扼杀理性。先是大字报，把张三李四家的陈年旧账老底都翻了出来，而且不断地添油加醋歪曲事实甚至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你攻击我，我污蔑你，都是署名革命群众。接着就是抄家，没收家庭个人财产；单位抄了红卫兵抄，红卫兵抄了工人造反队抄，后来发展到居委会也不知哪来了一帮来历不明社会青年散兵游勇抄，只要是被曝光这家人有点问题，似乎谁都可以来踩上一只脚。大街上弄堂里穿着时髦点、衣服裤腿小点的遭了殃，烫过头发的遭了殃，抹过一点口红的也遭殃，被批斗，被侮辱，被剪头发剪裤脚，被泼墨汁，甚至被棍棒打。连平日里斯文胆小的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变得不可理喻，变得疯狂。 我们弄堂里的一个老船长，出身贫苦，自学成才，当上船长，造反派说，船长就是当权派，当权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就是黑帮分子要打倒，他的子女辩解几句，就被拳打脚踢。还有从台湾回来的起义人员，因为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也不由分说被游街戴高帽子，敲锣打鼓要他喊打倒自己的口号。极其荒谬。邻居之间进进出出再也不敢问候打招呼了，一不留神，就是跟反革命牛鬼蛇神划不清界限。一个居民小组长，因为在贴伟人像的时候多按了几个图钉，竟然被认为是对领袖不恭敬，被造反派批斗。

（九）、由盛而衰

在六十年代，后操场的绿地没了，竖起了95号和96号两幢红砖青瓦的三层楼房。自然灾害期间中操场的儿童乐园被拆，养起了小球藻，种起了蔬菜。1964年这里又建起了97号和98号两幢四层楼房。1971年家属食堂被拆，建起了99号一幢五层楼房。

文革期间，因为这里大多数老住户由于家庭成份不是“黑七类”就是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于是一场“房屋革命”又开始了。许多原来由单位分配租住一套房的住户，被逼着挤到其中的一间，另一间就让造反派收回分给了新的住户。这些新住户中大多又都是造反派。这下可好，“黑五类”和“造反派”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邻里关系每况愈下。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谁受气、谁专横是可想而知的了。文革结束后，随着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不少“压缩户”老住户随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老干部政策，陆续搬离了二村。新住进来的人员结构也越来越复杂。

1968年的一个夜晚，我们家被一伙海运局造反派闯入，勒令我们交出一间住房给海运局造反派小头头居住，我们无奈让出后，全家大人小孩五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还得与造反派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苦不堪言，受尽辱骂欺侮。后来他们还趁我和哥哥去农村插队、我妹妹和母亲去北京探亲期间，平白无故冲进我父亲的房间，气势汹汹把他推倒，踩在地上打成重伤。父亲被闻讯赶来的二邨外的居民听见救到医院。可是我们没有地方说理，没有人对造反派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父亲得到了平反，上海船厂在浦东造了职工宿舍，落实了高级知识分子政策，我们一家才离开了二邨这个伤心地搬到了浦东。

翻云覆雨的十年之后......这里的大人与孩子，纷纷因为各种原因，带着各自的故事和梦想搬出去了。

当新中国走过六十年，中国大陆又一次的“复兴时代”到来。当全家人均居住面积也已达到青云路老宅几倍十几倍，二邨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十）、沧海桑田

我们搬离二邨以后，由于不堪回首那屈辱的日子，在很多年里，根本不想回去，也没有时间回去看看。我也忙于工作、读书、成家，唯有在梦中才会回到那个围绕在父母身边温馨的童年的日子里。

只有在老邻居去世、在同学家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才会偶尔到那里去一下。许多事情也是后来才听说的。那已经算不上我的二邨记忆了。

据老邻居们说，到了改开的年代，周边新楼拔地而起，而二邨却纹丝不动，越来越破旧。由于房子建于国共交替时期，虽然外表不错，实质却很差。按照计划经济时的企业财产折旧办法计算，1~94号的房产帐面价置于六十年代就应归零了。海运局曾多次考虑改造翻建。可按照区政府的市政规划，翻建时必需把周边的棚户区一起带上。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海运局没法承受，只能放弃。于是，有点头衔、有点能耐的住户都设法搬到局里的其它宿舍去了。没搬的大多是平头百姓或经济不太富裕的人家。儿孙们大了，住房渐显拥挤，又没有实力购房。于是，违章搭建也开始了。楼上的的发展空间较大，有搭三层搁的、有封晒台的，更有甚者，在底楼的后天井上再加上二层。楼下的没辙，先是住在弄堂尽头的人家盖起了小平房，以后房前屋后也不断地盖起了“新房子”。把天井也搭成了房间。后来，年轻人都买了商品房搬走了，留下家中老人住守在这儿。没有老人的就把房子租给了外来的打工者。再后来，打工者又把房子分隔后做起了二房东：大房间隔一下住2两家；后房间本来就不大，就住一家吧；厨房有六平米，还可以住一家；后天井不算小，也可以搭张床再住上一家……新的七十二家房客就这样产生了。

80年代初期，海运局安国路宿舍拆建，中操场、后操场的空地上以及前操场的绿地上盖起了许多临时性的如工棚似的平房，用来安置被拆住户。多年后安国路宿舍新房落成，这些临时居民，也很快搬走。后操场空地的房子也拆了。但前操场和中操场的临房却在此存在了二十多年。以后专门用来租借给外来人员，有的还在里面开起了公司，办起了工场，开起了店铺。这些房子没有厨卫，没有下水道，临房内违规使用煤气，乱拉乱接电线等安全隐患处处可见，周围居民生活环境严重恶化。有的外来人员还私自在租下的房子边上又盖起了新的平房。城建管不着，物业不来管，居委会更是不插手，就是苦了老百姓。

好像一个昔日的漂亮少妇，终于变成了一个衰老的垂垂老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从2016年起，就不断有各种消息、各种方案各种人员，不断传来，二邨要拆迁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光是盼望已久的二邨老邻居们奔走相告欣喜万分，也让早已搬走离开的发小们慕然回首，想起来要与这里做个告别。于是，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都纷纷组织聚会，相约来二邨门口照相留影，作最后的缅怀。

2018年，所有的二邨居民加上周边棚户区的居民都搭顺风车得到了安置，有了新居或者补偿款，无论是欢天喜地的，还是骨肉相争、闹得不可开交的，都与老宅作了最后的告别，眼看着二邨被夷为平地，推土机水泥搅拌机轰隆隆开进了场，一个时代的记忆被载入了史册。发小们与我相约，在网上成立了二邨老邻居群，维系我们的童真和永远的二邨情谊。在网络天地中，天南海北的发小老邻居们，依然关注着青云路老房子上拔地而起的在建新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