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物匮乏，物品紧缺。大多数同学的家庭都是多子女，父母又是普通工人，收入也不高，不少小孩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还有一向些家庭缺吃少穿，生活困难。因为粮食紧张，小孩多的家庭常常不够吃。那时候城市居民样样东西都要凭票，大米籼米面粉杂粮都是搭配着供应的。记得有一次弄堂里来了一车山芋，是粮店配给供应的，每家可以凭购粮证购买十斤。当时在卸车的时候，有小山芋滚落到地上，一群小孩就去捡了吃。可见那时食品的紧张。

还记得我们那时演出，要统一穿白衬衣蓝裤子，有好几个同学家没钱买，都是借来的。出去春游，同学们都是自己灌好凉开水带上水壶面包，几乎没有在外面上饭店下馆子的。我们即使到城隍庙这样远的地方玩，要走一个半小时，也不坐公交车，为的是节省五分一毛钱。放暑假时我们经常去虹口游泳池游泳，到永安电影院看学生场电影，都是走路去，也不大买冷饮吃。最多买一根四分钱的棒冰。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我哥哥的一个同学，母亲是居民小组长。她家有四个小孩。一次她看到商店到了一种四四方方的小毛巾，因为平时买不到，于是便给每个小孩买了一条，一共四条。可有邻居看到了，便在开居民会时多了句嘴，说她抢购，说她小组长不该带头抢购。那时候，这样的批评对于一个没多少文化又当了“芝麻官”的女人来说，已经是很严重的批评了，尽管小组长是没有报酬的。小组长想不通：一个孩子一条小毛巾多什么，算什么抢购？可人家说毛巾紧张，你不能四个孩子合用一条吗？好让别人也能买到呀！大家都抢购，东西不是更紧张了吗？再说报纸上天天号召大家不要抢购，要相信政府，相信党，国家的困难是一时的困难。小组长只好作了检查，并表示自己觉悟低能力差，当不好组长，请大伙重新改选。可回到家里，小组长越想越冤，越想越气，一下子寻了短见，上吊自杀了。我哥哥的同学从此就没了亲娘。哥哥的同学一直到四十多岁，碰到我们，还对那邻居心存宿怨。但是在当时，确实也不能责怪邻居，因为确实是物质太匮乏了：买个碗筷都要配给供应，买刀草纸都要凭票，买饼干都要凭糕点券，居民公共食堂里规定一家如果两个小孩搭伙只能买一份菜，你一下子买四条毛巾别人就可能买不到了，别人能不说吗。那邻居批评小组长还算是觉悟高的表现呢。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小孩也都知道节俭，以节约为美德。有一次学校号召我们大家学打乒乓，可同学们舍不得买一元多钱一副的乒乓拍。我们几个女同学约好，放学后一起到木材店淘旧三夹板，自己用铅笔打好样子，然后用锯子锯下来，很便宜就做成了一副乒乓拍，放学以后可以在菜场的木台子上练习打乒乓了。

我们班主任周老师为了我们的班务活动费花了不少脑筋。她考虑到如果向同学收费，哪怕一毛两毛钱都会加重家长负担。于是她买了一只小白兔，让我们养。她说，大家一起饲养小白兔，不仅可以观察动物的生长过程，了解动物的习性，培养爱护小动物的爱心，还可以增加收入，等它长大了卖兔毛兔肉筹集班务活动经费。一开始，我们同学挺新鲜好奇的，争着看争着喂小白兔，可过了没几天就忘记了，懒散了，小白兔瘦下去了，都是周老师自己在照顾着小白兔。她也批评了我们。于是我们班干部就订立了轮流饲养制度。后来等小白兔长大，还真的卖了钱给班级活动增加了经费呢。

那时候我母亲在六十中学当保健老师。可为了学生和老师的健康她干起了繁殖养小球藻的工作。由于市场蔬菜供不应求，母亲的学校砌了很多水池，养了很多绿色的小球藻。据说小球藻有丰富的营养，可以用来做在馒头面包里吃。母亲在学校里还养了很多蚕，她甚至把蚕宝宝带回家来观察饲养，每天喂它们吃很多桑叶，等它们养大一点才拿回学校。那些蚕茧也是学校用来增加收入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买不到鸡和鸡蛋，几乎家家户户都想办法买小鸡小鸭来喂养。我也在家里的晒台上养起了小鸡。起初是我妈妈买了一只小鸡，我和哥哥把它养大，让它生蛋，孵小鸡，然后等小鸡长大，再生蛋，孵小鸡，不但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还给我们增加了许多乐趣。我在二年级的作文里就写过怎样孵小鸡的过程，非常生动有趣。还得到过老师和家长的表扬。只是我妹妹小，她非常喜欢我们家的鸡，等杀鸡的时候她哭得很伤心，烧好以后无论如何也不愿吃一口，我父亲只好把整碗鸡送给邻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