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 月初我患了重病，学校派知青老师把我送回上海，我从此开始了治病的艰难历程。

  病退的日子与农村生活相比，是相对舒适清闲的；而且回到了上海的家，和分别多年日夜思念的父母亲人团聚在一起，自然是应该高兴的。回来以后，觉得家里是那么干净舒适，饭菜是那么香甜可口，父母是那么无微不至，城市是那么熟悉而陌生。然而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段轻松愉快的日子，回想起来竟有那么多辛酸与苦涩。

  我与陪伴我的女知青一起，什么行李也没带，从公社卫生院直接回沪。到家时，已经病得很严重。消瘦，乏力，心悸，走路腿脚打颤，坐都坐不起来。母亲不得不经常请假，陪我一家家医院地奔波，求医问药，不知用掉多少钱。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可很少需要母亲请假带我看病。因为我知道母亲是中学教师，向来把工作看成第一位，因此从我上小学二年级起，就习惯了独自一人去医院看病，我早已学会了自己挂号就医配药。而到了二十多岁的年龄，却只能让母亲陪着我去医院，而且每次都要叫出租车。我有些过意不去，却没有办法，因为我连从弄堂里走到公共汽车站的力气都没有。

   那时有一种出租车我们叫它“甲壳虫”，虽然坐起来并不舒适，开起来发出“突突突”的响声，但很小巧，价格也不算贵，每次不过五六毛钱，我们就专门叫这种车。

   我看病要花钱，吃营养要花钱，哥哥在农村插队要家里寄钱，妹妹在郊区工作已有了对象准备成家要花钱，家里负担一下子重了许多。母亲毫无怨言，大热的天一次次陪我坐出租车上医院。可过了一个多月，转了好几家医院，却仍然查不出我到底是患了什么病。

    眼看我一天天消瘦软弱，整日卧床不起，还经常发热、心悸不已，精神状态很差，母亲到处打听哪里的医院好。她听说胸科医院水平高，便又带我去那里检查。

    记得那时候也没什么专家门诊，挂的是一毛钱的普通内科号。女护士叫我的名字，我便强打精神坐到医生面前。一位老医生样子十分和蔼可亲，头发已经花白了。

    他仔细地听了我的述说，用听诊器听了我的心脏，还为我搭脉搏。我知道一般西医很少搭脉搏的，最多是匆匆数一下脉搏次数，也只有几秒钟。而老医生却仔细地搭了足有一分钟。突然他 问我，你的手心里都是湿的，是出了很多汗吧？我点了点头，说一直是这样的，大概有很长时间了。

   他又让我抬起双手，在手背上面放一张纸，让我闭上眼，伸直手，让他仔细地观察。一会儿，老医生有把握地说，你得的是“甲状腺机能亢进”，你看你的手一直在抖。你的心脏病是由甲亢引起的。

   我说，严重的时候腿脚也抖的。至少已经好几个月了，甚至还不止。老医生问为什么不早点来看，我说我是插队落户的知青，一直在农村教书，请假看病怕影响学生学习。老医生理解而怜惜地点了点头，马上开了化验单，叫我去作放射性同位素检查，进一步确诊。

   由于检查前要停药一个月，直到八月底，我才被确诊患了“甲状腺机能亢进”，正式开始治疗。我暗暗佩服那位胸科医院的老医生，果然医术高明，责任心强；如果不是他仔细观察，发现我的异常症状，及时判断，我的病也许还要拖下去。

  虽然我的疾病并没有很快得到控制，但查出了病因毕竟是好事。我按时自己到医院化验、配药，母亲也可以稍稍放心一点，上班去了。

  在江西的知青朋友们很关心我的情况，她们打听到我这种病属于病退范围，于是在江西开始着手为我了解如何办理有关的病退手续。

  我离开学校时只是准备到公社卫生院治疗的，根本没想到回了上海不再去江西了，所以身边除了牙刷毛巾和一两件换洗衣服，什么也没带，连宿舍里的箱子都没锁。可一下子回到上海，看情况也没力量再重返农村了。父母当然希望我病退回来，我几次在农村病重，已经使他们十分不放心了。

    我还在犹豫，收到了峡江县分管教育的领导给我的来信。

    他说虽然我们不舍得你走，希望你病好了以后能回来，但看起来你的病比较严重，不适宜继续留在农村，如能病退回上海，得到父母家人的照顾，对治疗疾病有利，也应尊重你父母的意见。

   于是我开始打算搞病退。

   父亲让我给大队干部们写了信，同时还让我寄十元钱给在山体滑坡中死去的学生六根的父母，对两位老人表示慰问。大队干部回信说，六根的父母得知我患了重病还惦记着他们，收到钱后非常感激。

   此时我得知流源小学的一位老教师妻子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已经病危，便又寄去二十五元钱。我知道老教师家有四个小孩，本来经济就比较困难，由于爱人长期患病要治疗，已经入不敷出，在外借了很多债。虽然我也不能自立，全靠父母养活，但想到这位老师的处境十分艰难，我总该帮一把。其他女知青借钱给他都不要他还了，我也写信要他不用还了。我父亲得知，也说“不用他还钱了，乡下人挺不容易的。”其实父亲除了负担我和插队在安徽的哥哥，还要每月给老家的老父亲和同父异母的四个乡下弟妹寄钱，自己则非常省俭，一年四季老是穿厂里发的那套工作服。

    队里很快批准了我的病退申请，知青朋友们又帮着一级一级向上申请。她们给我来信说，我的学生们听说老师不能再回来教他们了，都很难受，纷纷抢着帮忙搓草绳打行李。她们还告诉我，县知青办需要上海居住地所属的区级医院开出的疾病诊断证明书。    

   由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旷日持久，由于知青在农村年龄越来越大、生活状况不佳等诸多问题，引发了广大知青和家长的不满和不安，上访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回城的越来越多。在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发表后，国家有关部门出了一个关于重病知青可以退回城的政策，于是一些即使没什么大病而想离开农村的人，就千方百计想找点毛病搞病退，或通过各种关系找医院开疾病证明。这种情况给城市一些大医院增加了压力。医院觉得如果这样开下去，会被认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抵触和对抗，于是一些大医院不得已便下了规定，不得轻易开疾病诊断书。而知青下放地点又一定要有疾病诊断书才肯放人，上海的知青办也需要各种齐全的手续。这样就产生了矛盾。

   这些矛盾给真正有病的知青办病退手续也带来了影响。我办理病退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记得父亲从小到大都是以单位的工作为重，从未为我的事情奔忙过，他连自己发高烧都不肯请假，每次都是服了退热片坚持去上班的；可为了帮我到医院开疾病证明，却请假前去医院交涉，甚至对医院领导发了火。

   那次他拿了我的检验报告，到我居住地所属的虹口区区级医院办公室要求开疾病诊断书，可医院 领导说，我们只负责根据检查结果开药，不能出证明。

   父亲问，为什么？

   他们说，不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的，上面有规定。

   父亲问，可是区乡办规定要有医院的疾病证明书才能办手续，那你们认为我女儿到底有没有病，是不是确诊了？

   院领导说，这没问题，已经确诊 ，药我们已经开了。

   父亲说，我们已经从上山下乡办公室了解到，这种疾病不适宜继续在农村插队，可以病退，为什么你们不肯出证明？

     院领导说，什么病可以病退是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内部掌握的，不是凭你们自己说的，我们也不清楚。患了病治疗好了也可以回农村去，不一定符合病退政策。我们开这个口子，影响上山下乡。

  父亲更生气了，那么，要病成啥样才能退？难道说真正有病的不一定能退，没病的人也可以内部掌握罗？

  医院领导无话可说，搪塞道，我们一般是不开疾病证明的。

  父亲实在憋不住了，他提高了嗓音强忍住火说，那就是你们不愿对病人负责，作为医院，查出了疾病有什么不可以开诊断证明？

  医院办公室的人依旧固执己见地说：医生不是已经在检验报告上写明了病的名称了吗？你就把这个寄到当地去好了。

  父亲说，既然医生诊断了，院方还怕担什么肩胛？我们需要的是你们这个院方的公章啊，光是医生的私人签名，能拿去申请病退吗？

  院领导说不过父亲，终于从抽屉里拿出了一迭空白的“疾病诊断书”，写下了我的疾病名称，再敲上了公章。

  父亲拿着这张经过争吵得来的、来之不易的、将决定我命运的小小纸片，非常气愤，几乎要流下眼泪。回到家他对我说，真是莫名其妙，他们就是不肯给我们开，可抽屉里那些空白的“疾病诊断证明书”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明明是用来证明疾病的嘛。这样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

  其实当时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不太清楚，这并非官僚主义，这里面有“左”的影响，有“怕”的因素，有许多社会的大背景因素；作为医院，确实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愿轻易出证明。到了后来，大概是1978——1979年，医院根本刹不住回城风，政府部门都刹不住。作为文革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的一项运动，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尽头。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年头有些掌握着知青病退生杀大权的人以权谋私，大捞了一把。而父亲碰到的医院领导，倒兴许还不是这种人，只是思想比较僵化而已。

  对普通知青来说，病退确实很难：从当地“过五关斩六将”，材料到了上海的区乡办还要严格审查，到医院复查疾病，街道的乡办还要核实审查，每个月能批准多少人还有名额限制。想起来令人悲哀：上海户口迁出去用不了五分钟，要再迁进来，最快的也要大半年到一年。       

  在等候批准病退的日子里，为了尽快恢复健康，我除了看病服药，开始了积极的锻炼，每天坚持到公园里学打太极拳，还在家练字，看书，做家务。一年以后我写到江西的信，他们都说我的字进步了许多，简直认不出来了。我还学会了打太极拳，而且被认为是我们那批一起学的人中的“佼佼者”，因为其他人都是老头老太太，相对而言我的接受能力强一些。身体也好些了，尽管“甲亢” 未痊愈，可休息在家毕竟安逸多了，营养也好得多。

  由于我的病比较重，是由大队派人送回来的，江西和上海的组织都很清楚，所以以后办手续过程中基本上一路绿灯没有障碍。可即使这样也等了整整一年，等得我已经不耐烦，想回江西去了，才终于等到了同意病退的通知。这时已是1975年夏天了。

  我对着通知发了呆，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我真的回来了？我又是上海人了？我可以从此回到日夜思念的温馨的家中了？我再也不用坐火车去那遥远偏僻的山乡了？很多人为了回上海，没病找病；有人对着汽车撞，为的是把自己搞成残疾，可以搞病退；有的咬破手指把血滴在小便里去化验，冒充肾病血尿；有的人拿镰刀对着自己的手把自己砍伤，这都是我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发生在我周围的事。这让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上海户口，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让我得到了？我反复问自己，觉得象是做梦。

（流源村）
  

   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很快乐。虽然在乡下时常梦见上海，梦见家人，梦见中学时代，可现在回上海又能给我带来什么呢？我们永远离开了学校，城市对我们也是陌生的。最重要的是，前途何在？一片渺茫。

   在以后的日子里，甚至在回上海多少年以后，我还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分明不在上海而在江西农村，梦见自己只不过是偶尔回上海探亲，是一个上海城的匆匆过客，住不了天就必须回江西了。上海的家好象永远是遥远的，父母总是不在身边的，自己好象永远是孤独无助的。

（流源小学，我工作过的地方）                                                                写于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