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外公诞辰125周年，特此重发2010年旧文以志纪念。

我的外公王涵川，是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人，1890年生。原名王式度，听我母亲说，外公的父母为湘江上撑摆渡船的渔工。由于家境贫困，他自幼过继给他的四叔。可是他四婶并不喜欢他，他受四婶虐待，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幼年时的外公在艰辛中长大，孤苦伶仃。他没钱进学堂，常常在私塾的窗外旁听，很羡慕那些读书的孩子。老师认为他是有用之才，看他非常渴望读书的样子，就常常让他免费进去听课。外公勤奋用功过人，比交学费的正式学生学得还好。为了多读书，晚上他还经常到佛堂里看书，因为那里有长明灯不用花家里的油灯钱。

外公从小受梁启超的影响，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抱负，痛恨军阀和帝国主义。为推翻满清政府，他曾就读于湖南陆军学堂。辛亥革命前一年，由同学费时安、杨思义介绍，参加宋教仁、谭人凤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活动。

1915年，外公由王祉伟资助赴东京求学，投奔孙中山参加革命活动，属于中华革命党东京陈家鼐部。1916年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投身北伐。

1911年辛亥十月，长沙独立时，外公王涵川与同学张剑共同在北伐军中负责宣传工作。同年，与张剑一起前往南京，任光复军第一师部参谋。民国一年随国民革命军赴烟台，任鲁军一团团副。民国二年返家。1917年任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总司令程潜）。1924年，任湖南善后督办署参议（总督办唐生智）。

1926年大革命时期，唐生智任北伐军第八路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期间，外公王涵川由唐生智委派，担任衡山县县长，兼负责前线军需。1927年4月，外公王涵川任湖南省财政厅科长，兼长沙市党部委员。但由于湖南各乡党内部派系杂乱纷争，国民党中央对湖南党员重新登记，王涵川看不惯一些国民党派系纷争，并未重新登记正式履行入党手续，因而不被国民党中央承认为正式党员。

1929年2月，他担任了湖南国民政府民政厅科长。（厅长为好友曹伯闻）1932年，任南岳管理局局长。管理局撤消后辞职。因不满国民党内某些纷争离开政府机构，请求解甲归田。

1944年，抗日战争期间，外公携全家避难到湖南资兴县，为谋生养家，任资兴二中国文教员。子女受他的影响，从小就热爱祖国，热爱国学，发愤读书。

1949年，土改前夕，他听从小儿子王秀宗的建议劝告，主动将家中所有房屋田地产全部交给当地农会和捐给中学，退租退地，得到共产党基层组织的信任。由于没有血债和民愤，没有被批斗。

长沙和平解放后，他任湖南省救济院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院长曹伯闻）。由于热心捐资助学，倾心慈善，他先后担任过长沙孤儿院董事、衡阳孤儿院董事、船山高农学校校董、岳云中学校董、耀强中学校董等。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

1952年8月，经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唐生智推介，他担任省文物委员会的工作，并任湖南省政协委员。

他一生只娶了一个妻子粟佩文，却生了十一个子女。无论男孩女孩，他都送他们上学，没有重男轻女思想。其中第六个是儿子，解放前参加了共产党地下党，为南下干部；有一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一名入朝鲜参加志愿军并牺牲在朝鲜战场，其他均为人民教师，革命干部和公职人员。

1962年因病逝世于长沙，享年72岁。

母亲告诉我，外公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勇敢探索的一生，是投身革命的一生，是正直善良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尽管他曾经遭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和打击，他的身后也因他连累了他的子女甚至第三代在很多年里长期遭到屈辱和迫害，但历史终于还他一个清白，他的事迹和名字在湖南衡阳地方志上有客观公正的记载。

外公王涵川在九泉之下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祖国的强大、为子孙的优秀而欣慰！

 （简历内容摘自湖南衡南县志编委会提供的本人自传摘抄整理 葛天琳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