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葛天琳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退休后一年年的时光，就在不知不觉中迅速地溜走了。屈指算来，我们的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已经成立十周年了。这十年，我已由花甲老人变成古稀 老人了，却感到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还有要写的东西没有写。但愿还有属于我们的时间，还能继续干下去，留下我们知青一代曾经奋斗的足迹，留下我们的心声；让世人看到，在中国梦的道路上，有已老去的知青一代不老的情怀。

五十多年前，一千七百万城市青年学生成为上山下乡大军。虽然十年以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知青的身份改变了，但这一代人曾经的经历和故事，他们的那段历史，对知青的一生、对国家、对社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我对知青历史没有多少研究，也没有写过有关的理论文章。对于知青的历史有各种争议，由于各人经历不同、角度不同、观点不同而众说纷纭。作为亲历者，也许难以站在宏观的高度分析得很清楚；普通知青要客观地研究、评价整个知青历史，恐怕也是有局限性的。但我认为广大亲历者如果都能够真实地叙述、记录、表达出对那十年历史的真实记忆，就能让旁人和后人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真正认识什么是知青，什么是知青运动，什么是知青历史。无数个体的总和，就是知青一代总体的历史。作为非专业的人士，如果我们创办的知青网站、知青报刊杂志，能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平台，就是办了一件脚踏实地的实事。从二十年前我还没有退休时，就开始业余参与这样的实事。

十年前，我与一些长期热衷于知青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的知青朋友们在上海知青网负责人、高博特公司董事长张刚和网站创始人楼曙光的发起组织下，已经正式出版了一部纪念上海知青网成立十周年的网文集《青春逝水》，也搞过网站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之前还为2004年首次上海知青大型演唱会《我和我的祖国》举办五周年而搞了纪念活动。我以为，知青的文化活动将要落幕了，这些已经是“最后的绝唱”了。特别是参加了在上师大和复旦大学举办的2008知青历史文化研讨会以后，会议文集也出版了，我认为知青大型的文化活动接近尾声了。

可没想到，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不负众望应运而生成立了！上海知青网的编委会老朋友们纷纷加入了研究会，我也被批准成为正式会员，参加了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张刚老师又特地推荐我参加了《知青》杂志和报纸的编辑工作，让我认识了马琳老师等研究会的“笔杆子”。

从那以后，我努力争取不缺席研究会大大小小的活动，虽然只是一名普通会员，但是从不敢轻易错过每次活动和会议，为的是更多了解知青文化活动的进展。我感到知青文化的春天来到了。

通过参加研究会的工作和会议、活动、写稿，我交到了一群乐于奉献、有知青情结、有文学修养的知青朋友，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增加了对知青文学作品的关注和爱好，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也有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乐此不疲，花费大量的精力当志愿者，但是我感到受益匪浅，乐在其中。

由江西留美知青夏建丰的引荐，我认识了退休民营企业家赵大砥先生。他对我们知青志愿者很感兴趣，感到非常不易。他表示愿意对我们进行资助和支持，我非常高兴地把他介绍给研究会领导。赵大砥先生成立了颐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提供资金给知青研究会成立了颐若文化基金，赞助我们研究会出版书籍和杂志，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使我们的知青系列丛书能够顺利出版。特别重要的是赵大砥对知青文化的资助是不带任何商业利益，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是不求回报的。

我克服了自己眼疾和身体疾病带来的困难，在继续参与上海知青网江西频道工作的同时，倾力投身到知青研究会的杂志编辑和其他文字工作，同时担任了颐若公司老辰光网的编辑。我尽量让不知名的普通知青有机会上我们的报纸杂志和网站。同时，我还热心参与各种会议活动以及各知青团队的活动，采访、记录、报道这些活动，经常主动与各地知青朋友联络，征集他们的相关稿件，丰富了网站和栏目的内容。

知青研究会的杂志、报纸从研究会成立之初起就同时建立，并稳步发展，越办越好，得到大家的支持肯定；我作为参与者为它付出心血而感到光荣，为它取得的成绩而感到喜悦，为它得到知青朋友的肯定而欣慰。我感到，报刊杂志能成为后知青时代艺苑中的一朵小花，成为知青朋友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每个研究会会员、编辑人员的责任和义务，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们这些爱好文学、乐于从事知青文学创造的人，可以从知青文学作品、各种回忆录中，了解真实的他们，倾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给他们提供叙诉的园地。

在参加知青时代报编辑过程中，我与吴佩珍大姐成为很好的朋友。以前只知道她擅长跳舞，精于编织，没想到她还是写作高手、快手。她还亲自驾车前往采访、亲自写稿，不顾严寒酷暑，认真负责圆满地完成任务。她的认真劲让我刮目相看。

还有刘宏海老师。他负责知青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早期在编辑《生命记忆》纪实文学时，就是实际执笔人，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而主编的名字却是其他人。他毫不计较，甘当幕后英雄，令我敬佩。

马琳老师也是我特别愿意交往、对我有很大启发的人。他为人谦和低调，工作一丝不苟，让我配合他担任《知青时代报》的编辑工作，对我寄予希望。但是一年以后，由于我担任老辰光网的工作的原因，辞去了《知青时代报》的版面编辑。马琳老师依然对我一如既往地信任，让我继续担任杂志的栏目编辑。我在杂志社这个群体中与编辑们相处，经常交流所喜爱的文学作品。马琳老师遇到家庭重大变故病倒，为了研究会的工作，他顽强地挺过来，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打击，使我感动。

江西知青王宗仁，中风得病无法参加研究会的一般活动，只能在家写稿，除了我们的杂志，他还担任了资料中心的工作，克服了不为常人所知的困难。他插队的地方虽然与我不是同一个县，却离得很近。我从网上看到他的文章以后感到有很多共鸣，便在知青杂志转发了他的文章，我们就此成为很好的文友。他认真执着默默付出，一丝不苟的精神让我非常叹服。

在几位主编老师的信任、领导下，我还参加了《放飞梦想 》《山乡记忆》（后改名为《春歌秋韵》）等两部知青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里几百篇稿件的审阅、修改、编辑工作，虽然辛苦，但也是自己学习的好机会。我还参加了知青活页的编辑工作，以及各类知青会议、活动、演出的报道等。

十年来，在很多热心作者、读者的支持配合鼓励下，我们编辑人员收集原创稿件，进行修改编辑，自己也积极写稿，夜以继日放弃休息，不辞辛苦乐在其中。我们向各地的知青团队学习，吸取他们的优点长处，力争把我们的报纸杂志办出上海特色。我为与这些良师益友同行而感到荣幸，也为研究会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高兴。同时，我还利用担任老辰光网站编辑的便利，把研究会以及各知青作者原创作品在老辰光网转载发表，使草根知青获得更多平台。

我认为，无论是已经公开出版或者没有公开出版的，无论是在海外出版的，或者自己印刷的知青图书，只要是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书籍，都很重要、有价值，属于宝贵的资料。如实反映知青历史，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义不容辞的责任。步入老年的知青，更要有紧迫感，需要像抢救文物一样留下真实的纪录。虽然我们的报刊杂志不是正式出版的刊物，但是它联络团结了广大知青，是沟通知青心灵的桥梁，在收集整理知青史料方面也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所以，虽然没有经济报酬，没有稿费编辑费，没有什么职称荣誉，但是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由于知青题材书籍的出版发行因种种原因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造成我们研究会的报纸、杂志和网站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坚持了十年，并且还将坚持下去。

2019年底，我代表马琳老师到云南洱源县参加全国知青融媒体会议，听到了各地知青对我们上海知青研究会的肯定和高度评价。我觉得知青研究、知青文学如同一座矿，还是有无数宝藏等待开发。不光是十年知青生涯是影响我们一生的重要部分，更有后知青时代，经历过回城读书、成家立业、下岗再就业等，参与并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这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而且在退出历史舞台之际，广大知青还发挥余热、过好夕阳人生。这也是知青研究会应该给予报道反映的，这也是研究会存在的价值所在。

回首十年，我在言知青心声，为知青杂志“做嫁衣”的同时，个人的写作水平得到了锻炼提高，还与知青诗友合作编辑出版了两部诗歌集；2019年，我的一篇回忆录还获得了知青作家征文的一等奖；2020年，我的一些抗疫诗歌在浦东新区有关网上发表；2021年初，我的征文在“学习强国”发表，得到了许多知青文学爱好者的认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的“晓歌文集”也已部分完成。研究会的一些知青朋友在研究知青历史文化的道路上作了很有益的尝试，进行了深入研究，相比之下我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想，也许我们还能有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许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但是不管多久，我都要坚持下去，用实际行动，用手中的笔，言知青心声，书写好我们的知青故事。

感谢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搭建的平台，让我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