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背公社进山的路

流源小学旧址

油菜地

人生七十古来稀，快到七十岁了，每年过年那些辞旧迎新的日子，也大都是大同小异：守岁看电视春晚，放鞭炮、吃年饭、送红包，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不过，有一年的过年，实在是不一样的感觉，难以忘怀。

那是二十一岁时在江西农村度过的那个新年。记得是1973年的春节，我在江西峡江县的一个山村插队落户。“每逢佳节倍思亲”，上海知青忙了一年农活大都归心似箭急着赶回上海，可我们全大队一百多个知青中却有十来个没回上海；有的是因为其他知青都走了，留下的猪啊、鸡啊、鸭啊、菜地啊没有人看管不行，只能留下一两个人看家；有的是响应当时的号召“与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表现好点争取早日上调；有的工分挣得少回家缺少路费盘缠，也有的因为上海家中人口多，其他兄弟姐妹在天南海北下乡的也要回上海，住房显得紧，而只得特意和兄弟姐妹错开回沪日期，而我则因为在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寒假时间太短来不及赶来赶去而留下的。

　　那年头，我们以复兴中学为主的上海知青分散居住在整个大队的十几个小村，平时出工也没有时间串门互相联系；而为避免过年孤单寂寞，各村各队的“留守男女”便相约到一个名叫“山田坑”的小村子-----第七生产队去过年。那儿离大队部有十里山路，比较偏僻高远，处于三县交界处。只有七户农家，却有一个全省闻名的先进知青班，他们提前对我们发出了邀请。于是我便和其他各队的几个留守知青，各自带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存货”，如几根香肠、一斤卷面或一瓶辣酱什么的，翻山越岭到了山田坑。

　　山田坑的知青班长小王早已在迎候我们。闻讯而来的老表和村里几个热情纯朴的孩子们纷纷赶来看热闹，还送来米酒和自己采挖的冬笋香菇。那年头知青一天的工分才几毛钱，一年到头扣掉交给队里口粮款所剩无几，幸好茶油是队里分的，吃的蔬菜都靠自己种，还养了鸡。平时难见荤腥。即使家里寄来了钱，如果不“当街”赶集，也没地方买猪肉。而过年的时候，老表会杀猪卖，这可是知青盼望了一年的日子。

　　年夜饭可谓“盛况空前”，每个知青都轮流上阵当厨露一手烧了一只拿手菜；有上海特色的糖醋闷小排骨，有宁波风味的咸菜炒冬笋，有鸡蛋做的“蟹粉豆腐”，还有江西风味的炒辣椒，最好吃的莫过于当地土特产“麻糍”——一种用糯米蒸熟以后再舂烂打紧如砖头般的糕，放在油里炸了以后蘸上糖，那韧劲和香糯味远比上海的年糕好。平时缺油少盐的我们那天胃口大开。饭后，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知青们更加活跃，“男高音”小丁引吭高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浆”；外号“大头”的小陈表情庄重地站起来背诵李白的长诗“将进酒”，而班长小王却心神不宁地几次到门口张望在二十里地外插队的中学同学、暗恋女友；外号“阿凡提”的阿黄更是想起远嫁安徽的“林妹妹”，不免伤心落泪，不由勾起了大家的思家愁绪。

吃过年夜饭，我们一起到离开五里路外的孔元村（第六生产队）拜早年。那也是个县里的先进集体知青班，也有十几个上海知青，都是我们的同学。大家走在山道上，周围虽然一片漆黑，没有灯火更没有烟火鞭炮，但是远远回首望去，看见山田坑里的微弱灯光，我们感到非常兴奋。那是知青们建的发电站放出的亮光， -----山里的文明有我们上海知青的一份功劳一份心血！

　　第二天一早，大年初一，我们从山田坑知青的住所出门，挨家挨户给老乡们拜年。他们端出了自己晒的山芋干、自己拌的米花糖，和炒熟的花生米，黄豆，干姜片。平时老乡们也很节俭，舍不得吃的东西，现在都拿出来款待上海知青了。他们说，你们那么小就不远万里来到我们流源，不容易啊。知青们回敬的是几颗舍不得吃的上海大白兔奶糖、奶油话梅糖。队长老刘盛情地款待我们这些“稀客”，竟然摆出了一些野味，有山鸡、有麂子、野猪肉，可惜的是全部又咸又辣，什么味道也吃不出，倒是辣得眼泪直流。我最喜欢的是烟腊肉，咸鲜中带有炭火的烟味，别具特色。好味道的当属那些老俵自酿的冬酒，甜中微酸还有后劲，喝得知青们脸都红了。

　　多少年过去了，可那山，那人，那饭菜，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

  流源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