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三世说”思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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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列强环伺，丧权辱国的社会现实，如何改变现状、救亡图存就成为了这个时代核心的课题，无数思想家都苦心孤诣，为近代中国寻找着出路。

随着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由生物进化理论演变而来的社会进化理论，逐渐成为了中国近代思想家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武器，他们不仅把社会进化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也不断与中国的传统理论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就都以公羊学三世说为蓝本，结合西方先进的进化论思想，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构想。然二者虽都以三世说为本，但在具体的展开过程中，又形成了独特的个人特色，在模型建构、理论来源、推进动力、变革方式等方面皆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一、理论模型的差异：

三世说是公羊学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发端于董仲舒，成型于何休。三世说思想随着清代公羊学的发展而逐渐受到重视，并成为了维新派思想家用以论证社会历史进化和政治变革的思想武器。但在对三世说的阐发上，康有为认为人类历史遵循着据乱—升平—太平的进化模式，而梁启超则提出了三世六别说。

康有为的三世说思想，主要反映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大同书》等著作中，他利用托孤改制的方法，将西方的近代政治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机的融合，成功的构造出了自己的三世思想。

康有为认为六经之前，中国并没有历史记载，因此，三代之治并非完全属实，而六经则完全可以看做是孔子为创法改制所做得微言，而他所说的“三世”历史进化论正与孔子的学说相契合。说：“《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盖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也。”①

由此，他认为传统的《春秋公羊传》中隐含了“三世”的思想，即“所见世”、“所闻世”和“所传闻之世”，他将这三世巧妙的与《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同、小康”以及《周易》中的变易观融合起来，提出“所传闻世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②认为由“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进化的普遍规律。即“《春秋》有三世，据乱、升平、太平，其运无所不包。今地球各国之理不能外，后此千百年亦不能外也。”③

为了进一步阐释他的社会改良思想，他又进一步阐发了三世所对应的社会发展模式，认为孔子以来至维新变法的阶段，中国社会总体是升平世，即：“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④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又陷入了据乱世，未来中国的发展应该是，从封建君主专制，进化到君主立宪制，再进化到资产阶级民主制。

虽然，康有为的三世说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矛盾性，没有阐明在据乱—升平—太平这一普遍历史进化规律中，为何会出现倒退的历史发展现象，但作为社会进化理论的先驱者，康有为还是较早的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积极的承认了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一辨证思想，他所提出的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对解放社会思想，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不仅继承、吸收了康有为的诸多思想，在“三世说”的阐述中，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模式。

     梁启超在基本认可《春秋公羊传》三世说的基础上，有进一步发挥了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论，提出了六别，对政治制度的发展，做了更为具体的阐述。他说：“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⑤

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承认社会由据乱世向升平世，进而向太平世发展是历史的普遍规律，但他更为具体的区分了据乱世是“多君为政”，平世是“一君为政”，太平世是“民为政”，并又划分了“六别”。相比于康有为的思想，明显更加精微细致。

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君为政”的第一个极端，即“君主之世”，根据社会必然进化的规律，应该发展到“君民共主之世”，因此，当前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革阻碍社会进化的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以便中国可以更早的进入太平世。

在“三世说”理论模型的构造中，梁启超受到了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很大影响，基本上同意据乱—升平—太平的发展模式，也坚持认为进入太平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变革是无可阻挠的社会规律，相比梁启超更加细致的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勾勒，通过六别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

二、推动实现的动力差异

   康、梁的三世说虽然在理论模型的构件上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但是在具体如何推动三世发展的实现上面，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差异。康有为认为人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和求乐免苦的自然人性是推动三世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梁启超则认为生存竞争才是进化之本。

    首先，从康有为来看，他对不忍人之心的力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说：“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发之于外，即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无此不忍人之心，圣人亦无此种，即无从生一切仁政。故知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人之心生……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 ⑥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不忍人之心的巨大作用。

康有为晚年在写《大同书》时，又着重强调了人“求乐免苦”的本性，他认为随着人类进化，人享受的乐和承受的苦都会进展，人要想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只能“日益思为求乐免苦之计，是为进化”⑦历史进化的过程就是“求乐免苦”的过程，历史进化的最高点就是“太平世”，也就是他所说的大同社会，在大同社会中，没有压迫，没有贵贱之分，没有男女之异，国家是社会成员的“公共同有之器”，人人都相亲相爱，“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最能体现“求乐免苦”的要求。

而梁启超由于受到严复以及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影响，在社会进化的动力方面，更加倾向于生存竞争推动历史发展。他说“竞争是进化之母”，只有竞争才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推动生物界、人类社会和文明不断发展、永不停止，实现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演化。虽然，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破坏，但恰恰是这种破坏，才能打破束缚，推动新的文明建设。所谓“革也者，天然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⑧

梁启超在肯定了社会发展的根源是竞争的基础上，还对竞争所带来的两种结果进行了分析，即自然淘汰和人为淘汰。“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不适于外境界者灭，一存一灭之间，学者谓之淘汰。淘汰复有二种：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⑨所谓自然淘汰，就是不适应外界的变化而逐步的消亡，而人为淘汰恰恰相反，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革除弊端，使自己不断随着外界而变化，最终适应进化的规律。因此，在生存竞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优胜劣汰“的社会发展，否则就必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而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又对人为淘汰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提出了“以群为体”的思想，群的思想就成了梁启超进化论的最终指向。

他认为中国的弊病就在于封建社会长期提倡的独善其身的思想，导致了中国社会如同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最终在中西对抗中不堪一击。“今夫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所以有此国与天下者，则岂不以能群乎哉！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治群，群乃败。己群之败，他群之利也”⑩群为主体也成为了梁启超社会进化理论的一大动力来源。

三、实现历史进化的过程差异

在实现三世进化的过程上，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康有为强调三世进化的渐进性，是直线的，无限可分；而梁启超则更加强调发展是自然的，但呈螺旋式发展。

   事实上，康有为的社会历史观存在着一定的前后矛盾思想，因此他一直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观点，甚至提出了三世相互转化，无限可分的思想，即使到了太平世，人类社会也会不断遵循三世的发展过程，但无论他怎样修复他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一个不断渐变、缓慢向前发展的过程。他一直坚持三世只能循序渐进，不可飞跃，因此他在政治上，也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从封建君主专制直接飞跃到民主共和的制度。

在现实的革命进程中，他也呈现出保守的一方面，虽然看到了事物矛盾的存在，但还是坚持矛盾的调和，他说：“《诗》中和且平；《乐》贵中声，贵克谐……礼之用，和为贵……”⑾以“中和”论去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国家政治，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只讲平和渐进的实现中国历史三世的进化，是渐进的和直线发展的理论。

而梁启超，虽然也认为变是古今之公理，是不可阻挠的客观规律，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凡天下万物不能不变也，天理也；变而日进于善也……”但是梁启超却更理智的看到了进化过程中的困难，他认为虽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发展方向是前进的，但历史进化的状态却并非是沿直线发展的，而是一种无极限的螺旋。他在《史学之界说》中提到：“其进步又非为一直线, 或尺进而寸退, 或大涨而小落, 其像如一螺线。明此理, 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

因此，二人虽然都在利用公羊三世说对历史进化进行描述，但是由于个人的理解和所受各种学派的影响不同，二人还是有着明显的思想差异。但他们二人都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寻求变法自强的愿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