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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平:数学教育和中文教育的“两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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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博

发表于 2017-1-11 23:52: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马立平 Liping Ma


马立平通过自己的勤奋与坚持,实现了从乡村民办小学教师,到华师大教育学研究生,到斯坦福博士,再到数学教育专家的华丽变身。她曾以数学教育专家的身份接受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提名,被纳入小布什总统的数学决策顾问团。在坚持研究的同时,她从未忘记她“教师”的天职。她创办的斯坦福中文学校,从1994年至今专注于传授中文和中国文化,已成为硅谷华人圈的“名校”。马立平,始终坚持“教育要坚守文化深度”,以实际行动践行“教育的意义”。


1951年,马立平出生在上海。在上外附中念完初二后,1969年到江西省永丰县鹿冈公社村前大队(现高坑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种水稻、修铁路……干了几年活之后,马立平被指派到大队的民办小学教书:“一开始我就要带两个年级的复式班,那时真觉得非常困难,学生根本不听我的话,他们的考试成绩远远落在公社其他一些学校后面。”


祖祖辈辈没有文化的当地农民,找马立平当民办小学的老师,教育他们的孩子。在他们眼里,这个上海姑娘俨然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可是实际上马立平连初中二年级都不曾读完,更谈不上有过任何师范教育的训练了。其教学生涯的开端之艰巨,可想而知。孰料,这艰巨的开端竟使马立平对教育理论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对于教学实践中产生的许多“为什么”和“怎么办”,马立平渴望在进一步的探索中寻求答案。


于是,马立平开始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强化”自己的教学能力。一边找些教育学的理论书来看,一边去母校听各科老师上课。也正是在这段“拜师学艺”的时间里,马立平有幸结识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前校长刘佛年先生。


“即使在今天,我似乎依然能听见自己第一次叩响先生家门时那紧张的心跳声。几分钟以后,我,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农村小学民办教师,就坐在这位全国著名师范大学的著名教育学教授面前了。当时先生已经六十岁出头,他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慈祥地微笑着,饶有兴趣地听我讲诉山村小学里的种种琐事。他对我的志向表示赞赏,然后又一一地告诉我,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努力。他应允我,今后有问题可以写信给他,他会及时给予指导。先生站起身,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让我带回江西慢慢看,还说看完以后他会再给我寄其他的书。当时还是在‘文革’期间,刘佛年先生‘靠边’在家,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不想当老师,看得出老先生很欣慰,跟我聊到很晚。”


2004年,马立平在丹麦哥本哈根参加世界数学大会。


拜访之后一回到家,马立平赶忙拿出纸和笔,记录下刘佛年先生的五条重要嘱咐—“要有主见,认准了正确的目标,便尽量努力去达到,不要怕别人议论讥笑;要多看书,多实践;为了能看到更多的书籍,是否可自学英语?教育学的教科书,可以看,但要更多地读教育家的名著,包括杜威、赫尔巴特、蒙台梭利……”这张小纸条,她至今保留着。


回到江西,繁重的教学和劳动任务卷土重来:“那时候,暑假是最辛苦的,因为要‘双抢’,一边把田里的水稻收上来,一边又要把二季稻种下去,‘双抢’期间,几乎天天早上三四点就要起床。”平时在学校任教时,马立平照着小纸条上刘佛年先生的嘱咐抽时间学起了英语,啃起了“杜威”。颇有意味的是,一方面,马立平在农村当起老师教育着当地农民的孩子,而另一方面,她又无时不受到“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的教育。


2013年,马立平接受《纽约时报》采访。


“这些农民虽然不识字,但是不识字并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生病的时候,是他们告诫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开导我‘人生难满百,常怀千岁忧’。还有诸如‘起家针挑土,败家水推沙’‘晴带雨伞,饱带饥粮’等他们脱口而出的谚语,对于不更世事的我不啻振聋发聩。


他们口耳相传的山歌、谜语等,音调或铿锵、或委婉,用字生动、巧妙,于我是难得的文学滋养。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还曾经用数学题考过我。比如‘一百个和尚一百个馍,大和尚一人吃三个,小和尚三人吃一个,几个大和尚,几个小和尚?’前几年,我为了做数学教育研究接触到比《九章算术》更早的《孙子算经》,惊喜地在里面发现了农民们考过我的那些题目。我给美国数学老师做报告时,常常说起这些流传在中国农民中的数学题,我的听众总是吃惊不已。”


“文革”结束之后,马立平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正式成为刘佛年的学生。


1989年,马立平踏上了留美之路。



引起轰动的数学教育“小紫书”



到美国后马立平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密歇根州立大学。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她口袋里只有当时政府允许兑换的三十多美元。


起先马立平住在一个别人捐给贫穷大学生的小屋里,两人合住一个八九平方米的小房间,每月连租金带伙食只要186美元:“房间的大小比上海以前的‘亭子间’还小,从门到窗三分之二的面积用板水平方向隔开,板上面放个写字台,板下面睡人。”那座小屋里常常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异味,初来乍到的马立平以为那是美国的味道,等自己的导师和师姐来探望她才知道,所谓的“美国味”原来竟是大麻的味道。


1995年,马立平正在进行示范教学。


在导师和师姐的帮助下,马立平找到了一份分析研究资料的助研工作,告别了“大麻小屋”,搬入普通研究生宿舍。当时马立平所要分析的资料,是密歇根州立大学教育学院一个研究项目的调研数据,该项目用四个问题调查美国老师小学数学知识。初读这些数据,让马立平大为吃惊:“比如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小学老师算出13/4÷21=?的答案,并且编一道相应的应用题,你能想得到吗?接受调查的100多个老师统统都是大学毕业生,他们中有一半人以上算不出答案,而能编出概念正确的分数除法应用题的,只有一个人。”


随着调查的深入,马立平发现,这样的现象在美国并非偶然。学生们不会背乘法口诀,高年级学生做加减法还要扳手指。“本来是带着一种‘朝圣’的心理来美国,看到这些现象,真的让我非常困惑。”


“如果人们看到美国教师数学知识方面的缺陷,学生成绩之间存在差距的事实就不言而喻了。一旦指出了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通过改进教师的知识状况来改进美国数学教育现状呢。”


带着分数除法的问题,马立平回到上海,在自己的母校做了一个小型的实验性研究,结果所有的数学老师都答对了。做好这次实验性研究回到美国不久,马立平从密歇根州立大学转学到了斯坦福大学,当时斯坦福大学的导师一听说这个实验性研究,马上兴奋地说:“这个课题不错,你应该就用它做博士论文!”


马立平在给学生上课。


于是她回到中国,采访了不同水平的五所学校的老师——上海的三所小学以及自己在江西下乡时工作的城镇小学和村小。马立平把中国老师对四个问题的回答和美国老师的数据相比较,写出了她的博士论文。


在此之前,密歇根州立大学从事数学教育的学者已经根据他们收集的数据指出美国小学数学教师的学科知识存在严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又究竟什么才是小学数学教师应该具备的“好的学科知识”?当时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马立平的论文描述了小学数学老师的学科知识仅仅停留在“知其然”和能够越过“知其然”达到“知其所以然”的两种境界的差别,并且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具体描述了究竟何为小学数学教师学科知识的“知其然”。


“小紫书”面世以来重版重印了20余次,还被译成了数种语言。


完成后的论文照例被印成红色的精装本,陈放在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图书馆的书橱里。马立平见自己辛苦得来的研究成果这么静静地躺在书橱的玻璃门后面,有些不甘心。在申请到一笔博士后研究经费后,她来到了伯克利大学,最终把论文变成了书。这本紫色封面的不到200页的小书,对美国小学数学教育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批评,面世以来共重版重印20余次,累计印数达8万余册,成为美国数学教育界难得一见的热门书,并译成数种语言,影响遍及南美洲、欧洲和亚洲。


“小紫书”大获成功,并没让马立平停止对个中问题的思索。或许正是因为她孜孜不倦的思索和探讨,让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相中,把她纳入小布什总统的数学决策顾问团,为美国的数学教育进一步献言献策。



为华裔后代传承中国文化



做研究的同时,马立平也没有忘记身为一个“老师”的职责所在:“研究教育理论的人,最好要亲身从事教育实践。刘佛年先生的这句忠告,我一直记在心里。”


为了让美国华裔后代能够有地方学习中文,马立平创办了斯坦福中文学校。


1994年春,马立平创办了斯坦福中文学校。初衷很简单,让当时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后代能够有地方学习中文。从最初只有9名学生,到如今10个年级 1300多位学生,已经走过了整整20年。身为校长的马立平没有做过一次广告,靠的仅仅是口耳相传。


美国的周末中文学校很多,但多半属金字塔形,低年级的学生多,高年级的学生少。马立平的学校不一样,1到5年级就有4个班,而6年级起开到了5个班,呈圆柱形上升,高年级甚至人数超过低年级。


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马立平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上课。马立平笑称自己还像当年的乡村教师一样—既教语文又管数学。由她所编写的中文教材,如今已被美洲、欧洲、澳洲和亚洲等地多所中文学校及个人采用。在马立平看来,这是因为自己的教材是经过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修正不断改进的,相对来说可行性比较强。



马立平和家人在一起。


“在中文学校上中华文化课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学生们流露出自豪、自信的眼神。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我们的学生多数出生在美国,作为‘少数族裔’,这些孩子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会有不同程度的困惑。了解祖先伟大的文化,能帮助他们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地立足于美国社会。”马立平认为,通过周末中文学校,孩子们获得了这一份对祖先文化的实实在在的了解和自豪感,从而对他们的“华裔”身份产生一份实实在在的自信,是她和她的学校给这些孩子们意义深远的帮助和支持。而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靠了对“教育要坚守文化深度”的坚持。


文/王星




节选自:
《在美国的上海人》(第一卷)由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和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共同发起并编撰,于2016年11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本套丛书旨在介绍一批来自上海的美国华侨华人。他们或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或与上海颇有渊源,活跃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都在各自的行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为推动中美交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颂扬海外华人为弘扬中华文化所做出的贡献的同时,本书力图从一个侧面反映上海与美国在民间交流和地方交流层面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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