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述的，是一个让人有点心疼的养老故事，其中有相濡以沫的爱情童话，也有白云苍狗的世事无常。主人公是一对古稀之年的老夫妇。7年前，妻子突然瘫痪，留给丈夫的是一条不能不走下去的艰难路。
朝九晚五陪妻子
己亥猪年春节还没过完，何学贵便带着妻子刘素娣去上海闵行浦江社区春田长者照护之家“打卡”了。“嘀”的一声，门禁开了，何学贵推着轮椅缓缓走进。此刻，近一半护工还在休假，这里显得有些冷清。何学贵娴熟地把轮椅推到饭桌旁，从包里往外掏东西：油条、豆浆、小菜、蛋糕，一样接一样。“喏，都是你早上交代的。我满世界找这个老油条，你尝尝味道对口伐？”何学贵憨笑着望着妻子，似乎在等一个肯定的答案。
这里是二老新的“根据地”。去年12月1日，偏瘫7年的刘素娣搬进家门口新开业不久的长者照护之家。丈夫也如同有了“工作单位”，朝九晚五陪在妻子左右。
刘素娣73岁，脑溢血后遗症使她左边身体失去知觉，但口味还是老样子，“刁得很”。入住后，她不适应长者照护之家的早餐，每天都打电话给丈夫，要求变着花样送酒酿水潽蛋、汤圆、蛋糕、油墩子。当天买的油条对刘素娣的胃口。“平时她只尝一口，这次吃了不少，看来没买错。”何学贵为自己的选择而得意。
因为长期坐轮椅，刘素娣的上下肢明显萎缩。早饭过后的按摩时间，能让她僵直的身体感到片刻舒缓。何学贵手法很灵巧，持续近一小时不停揉动妻子的腿和手臂。安顿好妻子，何学贵借故锻炼身体，去门外点燃一支烟。这是他白天最放松的时段。妻子吃饱喝足酣睡了，他一个人走到街上晒晒太阳，吹吹风，拉伸一下筋骨。“但不敢走太远”，只要刘素娣一醒来，便会第一时间摸手机，给他打电话。
何学贵75岁了，但看着却比同龄老人年轻不少。他穿棕黄色夹克，深色休闲裤，一双厚牛津底马丁靴，像个历经沧桑的牛仔。大门口停着的三轮电动车是他的座驾。“时速20公里，充次电能跑半个上海”。平时何学贵就骑着它给妻子买饭。最远到过召稼楼，开五六公里。车买了几年，还跟新的一样。
天黑前，何学贵跟刘素娣告别。“我回去了，明朝要是下雨的话，我就不过来了。”“不来就不来吧。”刘素娣没有二话，似乎在跟丈夫赌气。
何学贵没说话，轻声退出房间，转头对着记者说：“唉，我敢不来嘛，你瞧瞧，不来要‘打报告’的。”何学贵感慨如同失去自由的提线木偶，但脸上却写着被需要的满足感。
都怕对方先崩溃
在照顾妻子这件事上，何学贵从不相信任何人。就连亲生女儿帮忙推轮椅，他也“嫌”她不上心，怕把老伴磕着碰着。“但凡有别的办法，我绝不会让她离开家。”何学贵说。
2012年3月15日，刘素娣过完66岁生日的第5天，突然倒在卫生间地板上。“前一秒还跟我说话，然后就听咣叽一声，老太婆瘫在那里了。”是脑溢血，在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刘素娣捡回一条命，但以后不能走路了。
适应新的生命状态很难。刘素娣说，刚瘫痪的几个月，她常常背着丈夫哭泣、捶打自己。“气自己为什么活着，却让两个人都过不好。”因同时患有肾病综合征，每晚刘素娣要起夜七八次，每隔一小时靠丈夫扶着解手。起初何学贵还很自信。“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她说要起夜了，马上就扶，我觉得自己吃得消。”一个月后，连续睡眠不足对他身体造成很大影响，头发白了一片，人也萎靡不振。请来的保姆也没法让刘素娣满意，搀扶起夜的担子重新落到他肩上，他开始感到恐惧：“看不到希望。想起往后的日子，我甚至想到了死。”
当着彼此的面，他们谁也没掉过眼泪。“或许是怕对方先崩溃。”刘素娣说，每次起身，她都尽全力配合丈夫的托举动作，哪怕是徒劳的，也要挣扎着使劲。渐渐地，双方形成相对固定而熟练的操作，何学贵甚至尝试“发明”了一个方便躺着使用的手持集便器，“只要她一欠身，我就赶紧把这东西衬在下面。好用！一点尿都不会漏在褥子上。”何学贵说。
2014年，何学贵患上直肠结节，新的麻烦来了，他第一次动了把妻子送进养老院的念头：“很犹豫。做手术吧，谁来管她？不做手术吧，万一我死了，她可怎么办！”何学贵说。手术前半年，刘素娣主动提出入住家门口一家养老院，提前适应没有老伴照顾的生活。
“养老院生活很难适应。”刘素娣说。原先两人在家，面面相觑也踏实。骤然离开家，她感到失去依靠。更强烈的感受是没了尊严，要在一众陌生人面前，承认自己无能，接受连独立上厕所也不行的事实。
何学贵的手术约在闵行中心医院，离家20公里。手术前后，两个女儿每天分别从嘉定、黄浦的工作单位赶去照料。出院那天，何学贵特地叮嘱，“谁也别来接我，我自己回去。”
出院当天上午10点，何学贵去医院窗口结清最后一笔药费，拎着装有病历单和药品的塑料袋，一个人踉踉跄跄走到马路边。问了好多人，才找到500米开外的公交车站。
“一上车我哭了。凄凉极了，有哪个住院病人是孤零零一人回家的？如果老太婆没瘫痪，她绝不会丢下我不管。”何学贵说。
为女儿越搬越偏
如今每个周末，两个女儿会带着孙辈来春田长者照护之家探望，有时候待一两个小时，有时只是“点个卯”，看一眼便走了。特别是今年，两个外孙都到了“关键时期”。大外孙刚当上基层民警，昼夜颠倒地忙。小外孙女即将高考，全家围着她团团转。何学贵很满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各有各的不易，能来看看足够了，我没办法提更多要求。”这也是妻子瘫痪后，何学贵始终坚持独自照料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80年代初，何学贵一家三代、6口人搬离老西门12平方米的房子。“人家都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我们却搬到了浦东塘桥，为了孩子住得宽敞些。”那一年，浦东最高的建筑是消防瞭望塔，8层24米。女儿渐渐长大，想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何学贵便把塘桥的一室一厅换成三林的两室一厅。那是1988年，整个三林镇只有一条主干道，遇上公交车对开，两侧骑车的人必须停下来让行。
1996年，何家大女儿出嫁。为了婚房，何学贵卖了三林的房子，搬到现在的闵行区浦江镇，换了一大一小两套房，大的给女儿女婿，小的留给自己。“别人是越住越好，我们是越搬越偏。”何学贵苦笑。所幸两个女儿争气，各自事业有成，都搬去了更远的地方。每周一次探望，是如今孩子们在应付琐碎的工作和生活之余，能尽到的最大的孝心。
“你这一辈子就为孩子‘活’了。熬到享福的时候，自己却倒下了。”何学贵长吁一口气，拍了拍一旁妻子的肩背。这个曾独自十年抚育一双女儿的女人，此刻目光凝滞，沉默不语。
两地分居的十年
1966年，供职上海南市发电厂的何学贵接到三线建设的支内任务。那时，妻子刘素娣只有21岁，年华正好。
何学贵走得很急。这些从华东地区各电厂抽调的干部、技术工人来不及做更多准备，就赴贵州贵阳支援内地建设。听说内陆吃不到鱼，刘素娣便急忙跑去菜场买回5斤带鱼，煮软后炸干搅碎，制成一罐鱼松给何学贵塞进行李。谁也不知道，这样分隔两地的生活要持续多久。
支内职工每年可以回家探亲一次，何学贵十分珍惜。可贵阳返上海的火车总是人满为患。外面的人恳求里面的乘客打开窗户，先把包裹扔进去，人再顺着窗框往里爬。从贵阳站着回上海，两天两夜。下车时，人已经僵直了，脚脖子肿得老粗，行李也被踩得不像样子。可何学贵管不了那么多，拼命冲出人群往家赶。一年不见，家中已发生很大变化。有一次回来，大女儿听到家门口陌生男人的声音愈来愈近，吓得躲到门后尿裤子了。“她已经不认识爸爸了。”何学贵满脸忧伤。
支内第十年，何学贵终于可以回上海了。十年间，何学贵和刘素娣承受着两地分居的痛苦，硬是挺了过来。那次回来后，何学贵的组织关系调回上海，支内结束了，他从此再没离开过家。
“是我欠她的。十年，那么苦、那么难，她没有抛弃我，还帮我带大一双女儿。现在她需要我，我得救她的命。”何学贵说。
还是想好好活着
2002年，何学贵和刘素娣双双退休。老两口把能做的事做了个遍：合唱，交谊舞，志愿服务……社区里，样样都冲在最前头。2007年上海筹备世博会，何学贵和刘素娣报名做社区志愿者。38℃的夏天中午，哑着嗓子的何学贵拔了医院的吊针，就跑到街头做宣讲；2008年海峡两岸实现“三通”，刘素娣带病也要乘前往台北的第一次航班……那是一段黄金时期，他们像惜取青春般珍视每一天。
“或许是我们玩‘疯’了。”何学贵隐隐觉得，老伴的倒下敲了一记重锤，提醒他生命不会一直停在高处。2012年，刘素娣再也站不起来了，对于自由的认知和记忆，永远停留在最后一次远行——两人在四川九寨沟的快乐时光。打那时起，他们没有再走出上海，甚至连刘素娣最爱逛的南京西路也成了遥远的念想。
何学贵说，妻子是个要强的人，连鬼门关她都能挺过来，可坐在轮椅上，她却无数次把“死”挂在嘴边上。唯一能令刘素娣短暂忘却痛苦的，是家门口的日托中心。30位常去报到的社区老人里，有一半都坐着轮椅，刘素娣像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游戏、谈天，时间过得很快。有一天，日托中心里来了小学生，他们一个个举起稚嫩的双手为老人捶腿、捏背。一下一下，拿捏着力道和分寸，陌生的人仿佛成了最亲的人，把刘素娣惹哭了。当天晚上，她紧紧拉着何学贵的手，“不死了，不死了，我还是想好好活着。”
不久前，日托中心因故停业，刘素娣和家人商量好，第二次住进养老机构。何学贵说，这一回，是他主动提出的。妻子入住春田长者照护之家，意味着他可以不用24小时照看，“至少能睡个安稳觉，兴许还能活得久一点。”
冬日的上海阴雨连绵，刘素娣总是会感到筋骨疼痛。“身上不舒服，还想吃口好的。”记者在场的时候，她提出让丈夫买珍珠奶茶。何学贵没有二话，转身就奔向大门口。
“累吗？”记者问。“不累！”何学贵答，“我现在每天都能睡个好觉。白天她差遣我，也是让我出来活动活动。挺好，出来动动，有利于身体健康。”
“我必须得健康。我得走在她后头。”何学贵抻了抻胳膊，跨上他那辆黑色的小三轮车。
发表于 2019-5-19 15: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