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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 29母亲的回忆之一《母亲与我》
《母亲与我》
 
晓歌
 
        俗话说儿女的生日就是母难日,这句话用在我和母亲的关系上一点也不过分。母亲生我的过程我俩都很危险。父母告诉我,我出生那天,体弱多病怀孕八个月的母亲,由于体质差,个头不高,已经显得很吃力了。可是她不愿在家休息。一大早就起来,坚持去上班,那时她还是个共青团员,正在争取入党,一心想着自己的工作岗位。她拖着很重的身子和父亲一起挤车从虹口去浦东的上海船厂上班。
        到浦东要坐摆渡船,上岸时正好退潮,船比码头低一大截,母亲脚跨不上去,父亲在码头上用力往上拉了母亲一把,不料母亲一阵腹痛,大汗淋漓,腿软下来摔倒了,差点流产。父亲和同事连忙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母亲送到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于是我上午八点四十分艰难降临人世,比医生给母亲预定的产期整整早了一个月。我又瘦又小又黄,哭的声音十分轻微,不会吃奶,只能靠护士用滴管喂,被医生放在暖箱里。
母亲病得卧床不起,什么也吃不下,身体十分虚弱。由于不能喂我,她的奶水也很快回掉了,并且根本也没有精力照管我。父亲只好为我请了奶妈。
      两年后,母亲又生了妹妹,而且为了工作只好每天带着妹妹辛苦奔波到浦东厂里上班,无暇再照看我。小时候,我长得一副病容,很不好看,既不如哥哥是长子,又不如小妹聪明活泼,而且一直都是由奶妈带,于是有父母的老友兼邻居开玩笑说:你不受父母宠,是丑小鸭。可是我分明感到,母亲对我花费了比其他儿女更多的心血和给予了更多的关爱。
      在母亲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对于所有子女都没有任何亲疏远近之分,厚此薄彼之举。无论你长得是否好看,是否聪明活泼,是男是女,都是一样疼爱,一样重视的。我记得幼小的妹妹曾经在我生病的床头,眼谗地望着那些面包水果点心不敢吃,那是母亲特意买给病中的我吃的。我其实根本什么也吃不下,然后经过我的允许点头,妹妹才能享用那些点心和水果。母亲并没有因为妹妹最小而娇惯她。
      还记得有一次,母亲把买来的水果拌砂糖装在玻璃瓶里,让我们三个孩子吃,说每人三分之一。可是哥哥吃完了自己的那份,还把我们两个妹妹的糖果都吃光了,说是三分之一就是三份都归他一个人。母亲回来,气得打了他一顿,教训他以后不准欺负妹妹。母亲也从没有因为哥哥是独子而溺爱迁就他。
上小学时,母亲得知我成绩好,当了小干部,老师同学都喜欢我,于是经常在家里表扬我,夸奖我懂事听话勤快用功,拿我当作哥哥妹妹学习的榜样。
        记得小学二年级时我发高烧拉肚子,被老师送回家,母亲带我上医院检查,是得了菌痢需要住院。那时家里已经没有请保姆,母亲喊回在外面玩耍的哥哥,让他早点回家做功课带妹妹,还托邻居到幼儿园接我妹妹,帮我办好入院手续把我送进病房后还要急忙赶回家做饭。我当时虽然病得昏昏沉沉,但印象中感到母亲为我很担心,非常操劳。
       我才九岁,第一次离开家在外面住,而且传染病医院当时实行完全隔离的制度,每周只有一次允许家属探望,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平时我躺在病房里,整个病房只有我和另外一个重病在床不讲话的小孩,觉得孤零零的,很想家。一天母亲来医院探望,我看到分别才一个星期的母亲好象离开了很久很久,眼泪也流下来了。母亲安慰我:医生说你已经好多了,没多久就可以出院了。
直到我长大成人,母亲都始终格外怜爱我这个多病柔弱又老实的大女儿。
      没想到后来我又不得不离开母亲去遥远的山乡,一年到头看不见母亲;在十六岁的花季,经常只能在梦中思念母亲,醒来时泪水打湿了枕头。
       1969年我插队去了江西,母亲几乎每周都要给我写信,关心我的生活和思想。1970年我回沪开刀以后,不愿在家养病或搞病退,刚过完春节就走,母亲不放心,写信给生产队干部说明我的病情,使我得到了当地领导的关心照顾。
       我当了民办教师以后,母亲非常高兴,经常给我寄教学参考书、自学教材和报刊杂志,帮助我开拓视野,增长知识。
      回想起来,在性格脾气,为人处世、兴趣爱好,甚至长相、语言等很多方面,在三个子女中间,我都更加象母亲,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因子。
      相貌象母亲:有一次母亲的大学同学到上海来探望她,当时是我开的门,一进门,她就赶忙握着我的手说:王淑惠你好!母亲在我身后笑了起来,因为他们几十年没见面,也许我和母亲长得比较相象,在同学的想象中,王淑惠就是我这个样子的。在我工作过的企业里,同事们也认为我长得象母亲。
职业象母亲:母亲多年从事教育事业,她国文基础非常好,在大学读的是教育学。她在上海船厂当过党委书记秘书和技术科资料员,从事的都是文书工作。到了六十中学,专业对口,教的是高中语文。后来为了更新知识提高教学水平,她还到第三师范进修学习。
       在我读初中时,没事就喜欢看母亲的语文教学参考书,以至我上山下乡以后,一当上农村民办教师,很快就能进入角色,受到大队干部和学校领导的认可。早在1972年,我就通过了吉安师范的语文函授学习,还在全公社知青民办教师中上过公开教学课。回沪后曾经在区集体事业管理局担任职工联校的专职语文老师。在街道工厂和上海船厂大集体里也一直担任厂教育员。即使退休五年以后,我也还是到教育单位发挥余热,担任了大学的班主任老师。
        母亲做过中学保健老师,懂得很多医药卫生知识和保健养生常识,培训过许多学生卫生员; 平时在家,也备有小药箱,可以及时处理家人的一些小毛小病,防止小病成大病。
       我从小耳濡目染,从母亲那里了解了许多医药常识,也带了药箱去农村;备了常用的药品,除了自己治疗,还解决了知青朋友的一时难;回城以后在街道工厂,很多人竞争一个厂医的岗位,厂长却说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她认为我医药知识懂的最多;自己身体不好也更加能设身处地关心体谅病人。于是我又当专职厂医又兼专职厂保卫科干部,还兼做代理工会主席。
       爱好象母亲:母亲爱好文学,会写诗歌。她写的歌词在报刊上发表过。退休以后母亲也写过不少很有文采的短诗。
       我病退回沪以后,我在家养病闲得慌,也学起了母亲写点诗歌。后来在厂里也曾多次发表过。积累起来至少也有几十首,丰富了我的业余兴趣爱好。
      母亲爱好交友。母亲一到哪里,就会很快融入人群中和大家熟悉,热情友好容易交到朋友,有不少相知久远的老朋友,也有很多新朋友。和她一样,我也有很多热情真诚的朋友。
      我母亲爱好拍照,爱好摄影,爱好旅游,爱好当志愿者热心社区公益,还爱好唱歌,爱好看文艺演出,特别是歌剧舞剧,等等,爱好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也一样,与母亲有着许多非常相似的兴趣爱好,爱好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
        母亲对我的关心照顾是陪伴我一生的。
       我结婚成家后,上班路远,怀孕后没有公婆照料,母亲就让我一直住在娘家。生孩子后也是母亲一趟趟往医院跑,送饭送菜送营养品。后来我又要上班又要读书,小孩又体弱多病,于是把住房换到浦东,离母亲近些。母亲经常帮我带孩子,到托儿所幼儿园接送小孩。还帮我做小孩的衣服,陪我一起带小孩到各家医院看病,忙得不亦乐乎,毫无怨言。
        1996年三月,我得了心脏早博,不能上班,每天到厂疗养所打吊针。母亲每天早上打完拳就不辞辛苦忙着到疗养所来看我,直到我痊愈。还告诉我要加强体育锻炼,注意养生保健。那时候我们厂的医生都说我母亲七十岁了还那么健,我还很高兴。可是我没想到她当年下半年会突然中风。以后我在梦中经常梦见母亲手脚好好的,又背挎着手袋乐呵呵地来敲我家的门。
        母亲对我的教育也是让我一生受益的。她经常对我们说,金钱乃身外之物不可太看重,不可以只认钱不认人唯利是图。她说她结婚时,我外婆要让她挑选金银首饰她都不要,结果外婆还是给了她一点作陪嫁,后来抗美援朝时她都捐献掉了。她还说她家从前在灾年总是在门口放上一大锅粥,让过路的穷人喝;她要我记住古人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柔弱不可欺”。
        在母亲的教诲言传身教下,我上小学时就经常把笔记本铅笔和哥哥穿下来的衣服拿去送给家境贫寒需要帮助的同学;我交友看人从不以贫富做标准而是以人品德才做标准;我抱着与世无争的心态,看淡人间世态炎凉,不计较金钱得失,不计较人际恩怨;不趋炎附势,也不计较别人对我的伤害。
母亲对人善良宽容厚道,从不苛求别人,从不以怨报德,从不斤斤计较,从不小家自气。我也信奉善恶自有报应,在多年来数次的被伤害被打击被压制中,甚至在被欺骗和欺侮中,均能善待他人,从容应对,退却礼让,以德报冤。我一路风雨地走过来,以柔弱之躯艰难地撑起一个小家,从企业平安退休;在几十年人生旅途中,得到了许多真诚的亲友的非常珍贵的友谊和亲情。
        母亲那大家闺秀的气质和修养时时影响和提醒着我,如何处世,如何为人。
        母亲的高尚风范,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财富。
 
 (母亲抱着一岁的妹妹,父亲抱着三岁的我)
 


1972年从江西回沪探亲期间与母亲妹妹在虹口公园)